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长期经济增长率的理论分析和趋势研判——基于生产要素边际产出贡献的视角

利用长期生产函数,通过分解劳动、资本、技术三个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不同历史阶段对经济增长的不同贡献度这一分析框架,我们对中国1978～2010年宏观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是:中国经济前30年处于高速增长但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要特征的发展阶段,未来资本深化和均衡增长阶段,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劳动对GDP增长率贡献作用将逐渐衰减,中国合理的、长期经济增长率将稳定在7.5%～8.5%之间。中国正在发生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在发生变化,我们不主张再度实施激进的经济刺激计划,而应抓住机会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以实现经济的均衡、稳定、持续发展。如果说,在此之前的经济增长是"在发展中解决问题",那么今后我们将"在解决问题后谋求发展"。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对长期经济增长影响的非对称效应——基于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78年至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建立两个面板门限回归模型,来实证分析了以产出缺口代表的经济周期波动对潜在产出增长率和未来三年实际产出平均增长率的影响情况。结果表明,产出缺口对两者都产生了显著的负向的影响,同时存在着显著的非线性的门限效应。当经济处于严重衰退阶段时,产出缺口对两者负向影响的程度是最大的;当经济处于扩张或繁荣阶段时,产出缺口对潜在产出增长率的影响是不显著的,对未来平均增长率的负向影响程度是最小的。政府在面临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时,应该在政策上引导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重视经济系统自身的调节和修复功能,从而使经济长期保持稳定增长。

包含制度因素的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

在将制度内生化到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探讨制度对经济系统的均衡点以及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从数理模型的角度证明了阿斯莫格鲁(acemoglu)通过实证研究而得出的"制度是至关重要(Institution Matters)"的命题。模型的结论为:经济增长不能通过提高储蓄率,提高资本的投入等简单的手段来实现。一国的经济是否增长、增长的快慢其实有着深刻的制度原因。制度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而数理模型的建立为制度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更为科学的依据。

制度变迁、路径依赖与经济增长:一个数理模型分析

本文在将制度因素引入到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探讨基于路径依赖的制度变迁对经济系统的均衡点及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从数理模型的角度证明了阿斯莫格鲁(Acemoglu)通过实证研究而得出的"制度至关重要(Institution Matters)"的命题。模型的结论为:基于路径依赖的制度变迁会影响经济系统中均衡点存在性和长期平衡增长率;对经济增长产生两种不同的作用,即规模报酬递增和轨迹锁定。因此,制度变迁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有些国家贫穷而有些国家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