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与长期贫困——基于面板数据的2SLS估计

利用甘肃和内蒙古五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资产视角下的长期贫困衡量方法。首先,使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通过回归资产集与低收入线以得到资产贫困线,随后将家庭划分为结构性贫困、偶然性贫困、偶然性非贫困、结构性非贫困,其中结构性贫困就是长期贫困。最后通过对比资产贫困线与绝对贫困线和低收入线的衡量结果,研究发现:资产贫困线能够稳定客观地衡量出家庭的福利水平,能够精细的识别贫困状态,在收入贫困中结构性贫困多于偶然性贫困,而在资产贫困中长期贫困占少数。

长期贫困为什么难以消除?——来自扶贫重点县教育发展的证据

教育是农民摆脱长期贫困的重要力量和工具。但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的教育长期发展相对滞后,并且因为教育体系和培养目标与农村实际不符,以及教育投资不足和当前愈来愈严重的“教育不公”,促使教育的减贫作用无法发挥或者正在减弱。因此,教育改革是消除长期贫困的内在要求,它必须在培养目标、学级构成、投入体制和扶助体系方面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完善。

长期贫困、发展干扰与城乡居民健康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 2013,2014)研究发现:贫困经历在整个生命历程中对健康都有持续的负面影响,而长期贫困对健康的影响还存在纵向的暴露时间累积效应。本文通过控制初始健康禀赋、生命历程因素和原生家庭特征等变量的回归分析表明:0～17岁有挨饿经历会显著降低成年后的健康状况;伴随挨饿时间的延长,抑郁情绪会明显上升,但只有超过12年的贫困状态才会对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产生负面影响。贫困的发展干扰效应是解释长期贫困影响健康的重要机制,早年长期经历贫困会减少人们受教育和职业地位获得的机会,进而降低成年后的健康福利水平;长期贫困会导致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偏低,进而影响老年时医疗服务资源的可获得性。因此,可利用早年贫困经历对健康的影响效应及其发展干扰的渠道变量,对健康中国战略和脱贫攻坚实施精准施策。

长期贫困、代际转移与家庭津贴

长期贫困的重要特征是贫困经常从上一代转移到子女身上。儿童时期的贫困体验对个体未来的经济获得有着持久性影响。要阻止贫困代际转移,有效的工具是实行家庭津贴政策。发达国家不同家庭津贴的效率表明,普惠型优于补缺型,服务供给优于现金转移,服务的公共供给优于私人供给。因此,实行服务偏向、公共供给为主的普惠型家庭津贴政策是我国减少儿童贫困,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的必由之路。

论暂时贫困、长期贫困与代际传递

传统的贫困研究多为静态分析范式。近三十年来,国内外贫困研究逐渐从静态转向动态。暂时贫困、长期贫困、贫困代际传递是动态贫困的三种主要形态。在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和不利的政治社会经济因素冲击下,暂时贫困会演变为长期贫困。长期贫困就是持续相当长时间的贫困。最极端的长期贫困是将贫困带入坟墓并传递给子代,致使其子代从人生之初即陷入贫困。长期贫困的显著特征主要有三个:持续时间长、代际传递、脆弱性。长期贫困的定量分析是制定有效反贫困战略和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依据。

中国农村长期贫困程度、特征与影响因素

基于2002年的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农村的长期贫困与暂时性贫困。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更多呈现出暂时性消费贫困的特征,并且贫困家庭脱贫后进入高收入阶层的机会较小;离贫困线越远,其脱贫能力越低,离贫困线越近,其返贫的比例越高。远离区域经济中心、家庭负担较重、小孩老人较多的家庭容易陷入长期贫困。村支书的年轻化对于中下层贫困阶层摆脱长期贫困具有重要意义。社会政治资本、劳动力素质和居住条件是影响中等贫困家庭脱离长期贫困的重要因素。

农村长期贫困与教育改革

教育是农民摆脱贫困的重要力量和工具。但是,我国农村长期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相对滞后,并且因为教育体系和培养目标与农村实际不符、教育投资不足和当前愈来愈严重的“教育不公”,使教育的减贫作用无法发挥或者正在减弱。因此,教育改革是实现长期贫困人口脱贫的内在要求;农村教育必须在培养目标、学级构成、投入体制和教育扶贫体系方面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完善。

微观政策与消除长期贫困

在中国的反贫困战略中,始终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效率导向原则,也就是政府在反贫困这一公共行动仅仅定位为“扶贫开发”的微观的、局部的政策,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在反贫困中起着重要作用。微观经济学在机能不健全的土地、劳动以及信用市场上的作用,以及非正式的网络和机构在应付市场失灵等方面,可以起到较好的理论指导作用。微观政策在消除长期贫困和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消除长期贫困的微观政策主要包括扶贫的目标瞄准机制、卫生、教育、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小额信贷等。

贫困传导与长期贫困的形成

长期贫困可以被看作是个体经历了5年或5年以上的能力剥夺。长期贫困具有人力资源发育缓慢、缺乏固定财产和脆弱等特征，经济、社会、政治和环境的因素是形成长期贫困最重要的四个方面。政策分析是长期贫困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和传统的贫困研究相比，长期贫困更关注贫困的动态分析以及人们随着时问摆脱（并且经秽返回）贫困的轨道。贫困传导与长期贫困的形成密切相关。

基于社会排斥视角的中国农村长期贫困与消除的政策选择

通过对现阶段农村贫困现状的分析,本文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贫困总体上属于长期贫困。同时,本文对现阶段农村长期贫困的形成从农村遭受的政策性排斥予以了分析。分析表明,中国农村长期以来在政治、经济、公共产品供给福利及教育等方面遭受长期的政策性排斥是农村长期贫困形成的深刻根源。消除政策性排斥赋予农民这个群体、特别贫困农民应有的社会权利使他们得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保证公平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是农村消除长期贫困的关键。

深入研究民族地区特殊类型贫困的力作——评《少数民族山区长期贫困与发展型减贫政策研究》一书

中南民族大学陈全功教授、程蹊副教授的新作《少数民族山区长期贫困与发展型减贫政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以＂长期贫困＂和＂发展型减贫政策＂两大概念为主题,以武陵山区、滇黔桂山区、海南五指山等地区的农户为对象,调查研究民族地区特殊类型贫困问题,值得品读。该著作提出,我国少数民族山区的贫困属于长期贫困,

风险管理与长期贫困的形成

介绍了风险与风险管理,分析了风险管理策略在长期贫困形成中的作用。

新农合大病保险能缓解农村长期贫困吗?——来自贫困脆弱性视角的检验

在健康贫困问题突出和新农合大病保险全面推开的背景下,首次实证检验新农合大病保险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在中国贫困线标准下,实施新农合大病保险使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发生率显著降低7.28%;并且在考虑不同贫困概率阈值和政策实施效果滞后性等情形下,实证结果仍然具有稳健性。机制分析发现,新农合大病保险使医疗费用占家庭总消费支出比例显著减少0.0334个单位,抑制了疾病对家庭消费的挤出,进而缓解了贫困脆弱性。异质性分析发现,新农合大病保险对中西部地区效果大于东部,同时对重大病样本的效果弱于非重大病样本。最后,提出各地区统一新农合大病保险保障内容、完善筹资机制、探索个人支出封顶线机制,进一步缓解农村家庭长期贫困。

长期贫困状态下人格意识心理的十四种表现

宋圭武在2005年第1期《调研世界》撰文，归纳了长期贫困状态下必然会促生的十四种人格意识心理：第一，严酷的生存条件增大了贫困者的压力意识和危机意识，而压力意识和危机意识又诱致了贫困者极强的竞争意识；第二，在产品分配上将更倾向于平均主义；第三，偏好闲暇是贫困状态下人们的一种理性选择；第四，重物质，轻精神；第五，由于对自然的索取效率极低，将会促生贫困者更加注重对人的“索取”心态，以增加自身的效用水平；

政策性排斥是中国农村长期贫困形成的根源

彭新万在《理论与改革》2008年第4期撰文，现阶段中国农村贫困总体上属于长期贫困。长期贫困是指有些人口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至少持续5年以上）虽经扶助也难以脱贫。将中国农村贫困归于长期贫困，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1）脱贫者主要是依靠国家扶贫措施而脱贫，返贫者的脱贫时间很短，而且是间断性的，这一群体的犬部分时间仍处于贫困之中；（2）从返贫者的人力资本存量等：方面看，返贫者缺乏进一步的脱贫能力。而政策性排斥是农村长期贫困形成的深刻根源。

脆弱性与农村长期贫困的形成及其破解

当前,我国农村长期贫困是一种脆弱性贫困。由于农村农户脆弱性程度较高而导致的承受冲击能力较弱的事实,实际上就是隐藏在我国农村长期贫困背后的深层社会原因,而社会排斥与脆弱性高度相关。与此同时,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下,制定消除农村长期贫困的基础性政策,应从消除社会排斥的层面降低农户的脆弱性。这样,在保证扶贫成果的同时,既可以保障扶贫效果的可持续性和提升扶贫投入的有效性,更能有效防止农民群体脱贫后的返贫问题。

宏观经济政策与消除长期贫困

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和相应的经济政策,与消除长期贫困有着密切的关系,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是最重要的因素。在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时,要处理好经济稳定与减贫目标、经济增长和消除不平等、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公共支出和治理能力、增加收入和可持续生计、增加收入和增加资产之间的协调。因此,中国消除长期贫困的宏观经济政策,宜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确定扶贫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二是加快农村经济增长;三是消除地区发展不平衡;四是改革现行的转移支付体制;五是促进就业和劳动力流动;六是尽快建立个人社保账户;七是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改善投资环境。

长期贫困及其代际传递

21世纪中国政府以“精准扶贫”为指向的新一轮扶贫攻坚战绝非易事,注定是一场与贫困的“塵战”。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贫困内涵、外延及其类型,是中国扶贫攻坚战略部署与调整之重要基础和前提。

收入识别与长期多维贫困: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利用多层Logit模型来考察以家庭平均收入作为唯一识别标准的贫困瞄准精确度,同时利用多项Logit模型比较低保户、误保户及漏保户这三类家庭的特征,用以分析瞄准偏差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单维识别的精确度较低,且误保户与低保户在受教育程度、工作情况方面的差异较小,以此证明低保户的实际确定过程中会依据如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患病、住房情况等其他因素,从侧面验证了扶贫工作中'两不愁三保障'原则的正确性,即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等方面同样需要统筹兼顾。另外,结合A-F法和跨期持续时间分析法,构建长期多维贫困指数,得到各指标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将多维贫困的研究拓展到跨期的动态领域,对贫困识别路径进行更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