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长江上游地区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内涵特征、基础制约与推进策略

构建适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求的区域性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时代新征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途径。立足国家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要求及长江上游地区的功能定位提出构建长江上游地区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的战略构想,利用系统论方法对其进行三重属性内涵诠释、生态产业新时代新特征解析。从产业资源、组织和空间三个层次,论证构建长江上游地区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的基础条件及短板制约。针对投入产出消耗整体粗放、结构高级化现代化程度不足、分工协作成效有待提高等现实问题,以后发地区为视野推展建立“2+2+3”圈层推进框架,从制度、市场、技术、主体、资源、组织和空间等方面提出构建长江上游地区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的协同策略。

长江上游地区水土保持林草措施碳汇能力测算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对实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作用。为科学评估长江上游地区水土保持林草措施的碳汇能力,针对长江上游9省(自治区、直辖市),采用林业碳汇项目方法学,测算了“十三五”期间(2016—2020年)长江上游新增水土保持林草措施20 a的净碳汇量,结果表明:新增林草措施面积、林木的生长速度和生长情况是影响林木净碳储量变化的重要因素;甘肃、湖北、陕西和云南碳汇价值较高,而重庆、西藏碳汇价值较低,水土保持林草措施经济价值的创造受到地域的限制。

环境保护税对长江上游地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2015—2020年长江上游地区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实证考察2018年实施的环境保护税政策对长江上游地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环境保护税会显著提高长江上游地区重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该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依旧成立;环境保护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需要一定的时间,说明环境保护税有一个相对长期的作用;相对于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企业,环境保护税对长江上游地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处于中间水平的企业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环保税法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来自长江上游地区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15-2020年长江上游地区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实证研究2018年实施的环保税政策对长江上游地区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环保税政策会显著提高长江上游地区重污染企业的资产收益率。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盈利能力较高的企业,环保税政策对盈利能力处于较低水平的企业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环保税政策对云贵地区企业资产收益率的促进作用更大,而对成渝地区企业的影响却不显著。

长江上游地区生态重建的经济补偿机制探析

长江上游地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是全社会关注的问题。生态重建面临着一系列问题 ,如经济、粮食、就业等问题 ,其中经济问题是最根本的 ,仅靠上游地区是难以解决的。就此问题 ,笔者根据生态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并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 ,运用对策思维方法 ,提出建立经济补偿机制 ,实行内部补偿、外部补偿和代际补偿相结合的补偿模式 ,实现长江流域经济、生态、社会协调发展。在生态重建初期 ,以外部补偿和代际补偿为主 ,内部补偿为补充 ;待上游地区经济补偿能力提高以后 ,则以内部补偿为主 ,外部补偿和代际补偿为补充。内部补偿重点在于挖掘自身的经济潜力 ;外部补偿的最佳模式是进行造血式经济补偿 ;代际补偿除给予资金支持外 ,还表现为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长江上游地区农作物碳储量估算及固碳潜力分析

以长江上游地区1995、2000、2004年农作物经济产量统计资料及部分气象站点的月均气象数据为依据，利用相关数学模型，结合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分析方法，对长江上游地区农作物碳储量及碳密度值进行估算，进一步分析了长江上游农业主产区四川盆地的农作物固碳潜力。研究结果表明：1995～2004年，长江上游地区农作物碳储量整体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1995～2000年增加了9．3％，2000～2004年减少了6．4％；碳密度值总体空间分布呈现出东南地区高，而西北地区低的特征；四川盆地具较大的固碳潜力优势，充分挖掘该区尤其是盆地丘陵区的农作物生产潜力是提高长江上游地区农田生态系统固碳能力和实现其碳汇功能的关键所在。

长江上游地区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山地灾害的敏感性分析——以金沙江一级支流小江流域为例

长江上游是我国山地灾害异常活跃区,其频繁活动与该区域特殊的自然条件和人类经济活动密切相关。从自然和人文交叉最密切的领域———土地利用及其变化入手,选择区内山地灾害频繁活动区———金沙江一级支流小江流域为典型研究区,通过定量分析不同坡度土地利用方式对山地灾害的综合敏感性,发现易致灾的土地利用方式依次为:道路建设用地和工矿用地、>15°的旱地、>15°低盖度草地和人工修建的蓄水区、城市建设用地、>8°的裸岩地、>25°的滩地、>35°的高盖度草地,并根据敏感值的大小进行了敏感性区划。研究成果对规划土地利用方式、布局水土保持工程等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长江上游地区可利用降水量的气候特征

利用长江上游地区107个观测站1960-2008年气温、降水观测资料,采用陆面蒸发经验模型计算得到各观测站的月蒸发量,再根据水量平衡关系,得到可利用降水量,采用数理统计、REOF分析和M-K突变检验等方法,分析长江上游地区可利用降水量的气候变化特征.结果表明:长江上游可利用降水量季节变化显著,5-9月长江上游可利用降水出现2-3个高值中心且中心位置稳定少变,10-4月可利用降水基本上呈由南向北逐渐减少的特征.长江上游夏半年可利用降水的空间分布类型可分为长江上游东南区、东北区、中部区、西北区、北部区和西南区.大气降水在可利用降水量中起决定性作用.当夏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偏北偏西(偏南偏东)时,长江上游东部地区可利用降水量偏少(多);当东亚(南亚)夏季季风偏强(弱)时,长江上游东部(西北部)可利用降水量偏少(多).

长江上游地区土地利用格局时空演变——以四川省宜宾市为例

[目的]以四川省宜宾市为例,定量分析长江上游地区土地利用格局时空演变状况,为该区及类似区域的土地资源利用与开发以及生态安全评价提供参考与借鉴。[方法]综合利用GIS和景观生态学方法,以宜宾市2010,2015年地理国情监测数据为基础,分析宜宾市的土地利用时空变化及其对景观格局响应。[结果]宜宾市整体景观格局以耕地和林地为基质,其他景观镶嵌在其中。2010—2015年宜宾市土地利用格局总体变化明显,各类景观要素的相互转移比较频繁,研究区各类景观要素的形状复杂度、破碎化程度和聚集度等特征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基于景观要素的格局变化趋势,发现房屋建筑区、道路、水域的稳定性增强,而其他景观要素的稳定性下降。受城镇化建设和农业生产活动的影响,研究区整体景观格局向着均匀化方向发展,景观破碎化程度加深;同时,受垂直地带性的影响,海拔越高,景观破碎化程度越低、斑块形状越简单、景观优势度越大。[结论]今后对该地区的生态保护与城镇规划应结合土地利用格局与地区优势,分区治理,分区建设。减少生态功能区内人类活动,加强水源涵养功能保持和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沿江重点开发区域,加强城市空间开发利用管制,促进该区域的可持续性发展。

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长江上游地区能源消费碳排放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DMSP/OLS和NPP-VIIRS夜间灯光影像,对2000—2017年长江上游地区的能源消费碳排放进行估算,并利用Moran’s I指数与STIRPAT模型,对能源消费碳排放量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总体呈上升态势,主要集中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昆明、贵阳。(2)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具有明显的地带性空间集聚特征,高值集聚区与低值集聚区呈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或空间锁定。(3)人口密度、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均对能源消费碳排放量有正向影响,经济发展则有显著性负向作用,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呈倒“U”型曲线。

长江上游地区土地沙漠化现状及其驱动力的研究

利用最新的土地沙漠化普查数据 ,分析了长江上游地区土地沙漠化的现状及主要危害 ,阐述了该区土地沙漠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驱动力 ,并提出了其土地沙漠化防治的具体对策与措施。结果表明 ,长江上游地区共有沙漠化土地 60 .98× 10 4hm2 ,集中分布于长江源区 ;土地沙漠化类型包括流动沙 (丘 )地、半固定沙 (丘 )地、固定沙 (丘 )地和裸露沙砾地四种 ,其中裸露沙砾地是其主体 ;区内重度、中度与轻度沙漠化土地所占比例分别为 11.5 3 %、5 8.94 %和 2 9.5 3 % ,中度居多 ,沙漠化程度总体偏重 ;土地沙漠化主要造成草地退化、导致冻土退化、影响人类社会经济活动 ,并危及全流域及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 ;该区土地沙漠化的发生与发展是自然因素与过程、人为因素与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中自然因素是其首要影响因素 。

对长江上游地区生态环境建设产业化道路改革的思考

以长江上游地区生态环境建设为例 ,阐释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和林业深化改革进程中生态环境建设产业化的内涵 ,分析了其产业化发展条件和影响因素 ,对其产业化发展思路进行了探讨。

长江上游地区水汽输送的气候特征

为了解长江上游地区水汽输送的气候特征,对从地表面开始垂直积分的长时段的水汽输送资料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冬、春两季本区的水汽主要来源于中纬度偏西风水汽输送,夏季主要来源于孟加拉湾和南海,秋季主要来源于西太平洋地区;长江上游地区总体上是一个水汽汇,年平均每日总收入为61.9×105kg/s;本区对周围地区的水汽收支有重要影响,夏秋季节位于南海、西太平洋地区向西北及华北地区输送水汽的通道上,是其陆上水汽转运站;南海、西太平洋地区的水汽输送以及来自孟加拉湾和高原地区的水汽输送分别是长江流域旱、涝年的重要影响因子。

长江上游地区产业集聚的测度及比较

本文利用区位商和产业集聚指数指标,对长江上游各地区36个二位数工业门类的产业集聚现状进行了测度;同时,根据产业集聚程度的不同将其划分为产业集聚强化、形成、退化和劣势四个部分,并对4个地区进行了比较研究。

长江上游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实证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向前发展,人类对资源环境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资源环境承载力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文章通过对长江上游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实证研究与量化分析,对长江上游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现状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表明,长江上游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状况达到全载或超载状态,形势依然严峻。最后,针对分析结果提出提升长江上游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可持续发展策略。

长江上游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

以长江上游地区为例,从农业内部整合型融合、农业产业链延伸型融合、农业功能拓展型融合、先进技术对农业渗透型融合等四个层面,构建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熵值法综合评价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并基于2004—2016年的面板数据,进一步对长江上游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长江上游地区农村产业融合总体水平从0.2088提升为0.6116,提升了0.4028,在四种细分模式中,先进技术对农业的渗透型融合发展态势最为突出;四个省份中,四川省、重庆市农村产业融合水平较高,云南省、贵州省则相对较低;消费需求、土地流转、技术进步、基础设施、环境质量、人力资本、金融发展等因素都从不同程度作用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各因素因为模式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作用。

基于Logistic的长江上游地区工业污染EKC检验分析

运用多项式模型对长江上游地区工业三废污染进行EKC检验,并借助Logistic模型分析EKC拐点的时间路径,同时对污染的影响因素作面板数据多元回归分析。研究发现:污染指标的选取不同,工业污染与人均GDP的关系也不同,废水排放量、废气排放量、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三废综合值与人均GDP分别是倒N型、倒N型、直线型、倒N型的曲线关系;不同曲线拐点对应的人均GDP、到达时间各不相同;长江上游地区三废减排难度也不等同。因此,政府应因地制宜,针对性地加大污染治理力度,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环境与经济的良性互动。

基于全局熵值法的长江上游地区产业生态化水平动态评价

筑牢长江上游地区重要生态屏障,构建现代生态产业体系具有全局性意义。基于产业生态化的内涵与特征,构建区域产业生态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全局熵值法对2011-2017年长江上游地区产业生态化水平进行动态测度与比较,结果显示:从综合得分看,长江上游地区产业生态化水平总体发展趋势持续向好,各省市的产业生态化水平综合得分也不断提高;从动态排名看,各省市的历年排名也相对稳定,基本呈现出“重庆>贵州>四川>云南”的动态排名格局;从一级指标权重大小看,创新支持、发展效率和结构优化指标对产业生态化综合水平的提升贡献较大;从一级指标测算结果看,长江上游地区各省市指标综合得分非均衡性、动态排名非平稳性的特征显现。

农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及其农户增收效应研究——以长江上游地区为例

以长江上游地区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农业和典型服务业——旅游业、文化产业、物流业、金融业的融合发展水平,并基于2000—2019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农业与典型服务业融合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长江上游地区四省市农业与典型服务业的耦合协调度均呈上升发展态势,基本实现了从失调衰退向协调发展的转变。重庆、四川农业与服务业各行业的融合水平较高,云南、贵州则相对较低;针对较高融合水平的川渝地区,重庆在农业与文化产业、农业与物流业、农业与金融业上融合程度都较好,四川则在农业与旅游业融合上具有相对优势;针对融合程度较低的云贵地区,云南除了农业与金融业融合相对滞后外,在农业与旅游业、农业与文化产业、农业与物流业的融合上均领先于贵州。计量检验显示,长江上游地区农业与旅游业、农业与文化产业、农业与物流业、农业与金融业融合发展的增收效应均显著。因此,农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应结合长江上游地区实际和空间发展特点,统筹处理好农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及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关系,通过合理推进农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有效发挥其对农民增收的积极推动作用。

长江上游地区水土流失的治理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长江从源头到湖北宜昌为上游段，长４５１１公里，占长江全长的７０％，干流流经青海、西藏、云南、四川、湖北五省（区），支流还布及甘肃、陕西、贵州三省，共涉及八省区的３４８个县，流域面积１０５４万平方公里，占全流域面积的５８９％，人口１６亿，占全流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