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手创辉煌 春潮涌大江——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第八次会议综述

今年3月,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第八次会议在上海召开。时逢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隆重开幕,来自攀枝花、宜宾、泸州、重庆、涪陵、万县、宜昌、荆沙、岳阳、石首、武汉、黄石、鄂州、九江、合肥、安庆、铜陵、芜湖、马鞍山、南京、镇江、扬州、南通、上海、宁波、舟山等26个成员城市的代表以及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交通部、邮电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交通银行总行等国家机关的领导、专家共聚一堂,回顾了自1994年协调会第七次会议以来成员城市联合发展取得的成就,交流了各自城市“九五”发展的思路、规划、政策及举措;研讨了长江迈向21世纪,开创新纪元的总体战略,展示了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的风貌和发展前景。这次会议既是一次就长江沿岸中心城市同打“中华牌”协调发展达成共识的盛会,也是一次对外宣传长江流域整体形象和发展前景的盛会。

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召开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在重庆举行了沪、宁、汉、渝四城市市长联席会，讨论建立了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这次联席会即为经济协调会第一次会议。这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的积极成果，是加强横向经济联系、促进区域经济与流域经济发展的新的突破。

同饮一江水 共谱协奏曲——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市长访谈录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联合与发展既是时代的主旋律,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17年来,中国长江流域经贸合作的纽带、长江沿岸中心城市共同打造的“联合舰队”——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共唱合作、开发、进取这出大戏,使得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呈现出一派生机。如今,长江流域的经贸合作已经成为中国长江经济带飞速发展的原动力。

论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能级的政府间协调合作发展——政治学新视角论区域合作

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29个长江沿岸中心城市联结而形成的经济区域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最具实力、活力和潜力的发展轴。贯彻落实十七大"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精神,构建一个强有力的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能级的政府协调合作发展的长效机制,靠政府间的合作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实现互动多赢,在现行体制下是沿江各中心城市又好又快发展的理性选择。长江沿岸中心城市合作能否获得新的进展,关键在于各方能否克服合作发展面临的体制约束及进行制度创新,取决于各方能否采取正确的可持续共谋发展战略的政策制定和实施。

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经济发展差异及协调机制研究

中心城市的发展与变迁往往反映了区域整体的发展水平,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推动地域;选取2006年全国、长江经济带以及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成都进行数理分析,找出长江经济带及5个中心城市现阶段发展状况和差距,提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在整体上应以适当协调为主旨,着重壮大中部"武汉城市圈"和西部"渝蓉经济圈"两个增长极的实力,以此带动我国中、西部发展和城乡统筹建设。

多中心城市网络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驱动效应——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本文从集聚外部性和网络外部性相结合的视角探讨多中心城市网络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驱动影响,并以长江经济带这一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板块的典型区域为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全域城市网络多中心程度与其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在控制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经典生产要素后,非中心城市通过嵌入多中心城市网络过程中相对节点中心度的提升,缩小了其与中心城市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并产生正向空间溢出影响,并且整体上通过中小城市获得节点集聚增长效应、中等城市发挥正向溢出效应以及节点中心大城市突破地理近邻的长波辐射效应的叠加互锁来实现;加快区域要素流动集散、促进区域产业竞合协作,是多中心城市网络驱动区域板块融合互动和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提升的主要作用机制,而地理邻近城市间因节点中心度提升在制造业发展等方面展开的过度竞争,则不利于区域地域功能的整合提升和经济协调发展。因此,在长江经济带等区域范围内应统筹推进中心城市与城市网络建设,培育多中心网络化发展格局,以更加有效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重庆与长江沿岸中心城市政府协调合作发展战略研究

29个长江沿岸中心城市联结而形成的经济区域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最具实力、活力和潜力的发展轴。重庆市作为全国首个省级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长江沿岸中心城市构建一个强有力的协调合作发展的长效机制,依靠政府间的协调合作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实现互动多赢,在现行体制下既是使重庆从一个西部中心城市跨越成为全国性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引擎"的重要安排,也是沿江各中心城市又好又快发展的理性选择。重庆与长江沿岸中心城市协调合作能否获得新的进展,关键在于各方能否克服合作发展面临的体制约束及进行制度创新,取决于重庆及各方能否采取正确的可持续共谋发展战略的政策制定与实施。

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度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精准把脉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的发展状态及成因,构建了城市人居环境和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分析"九五"至"十二五"期间上海、武汉、重庆3座中心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两系统协调性程度的变化趋势及差异性.研究表明:①"九五"至"十二五"期间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中心城市人居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协调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上海的整体协调度相对优于武汉和重庆,除"十五"期间外,整体处于相对平稳状态.武汉和重庆在研究期间都存在人居环境和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状况,"九五""十五"期间2座城市协调度都存在波动."十二五"期间,武汉的协调度整体低于重庆和上海.②通过对协调性程度差异影响因素地理探测分析可知,城市的经济发展指标中产业结构、经济实力、居民收入消费水平对协调度表现出不同的影响力.其中,上海、重庆的经济发展指标对其协调度具有正相关,而武汉的经济发展状况对其协调度影响力较弱.

长江经济带旅游一体化中心城市联动机制研究

概要:长江经济带规划的提出是我国以区域经济发展为突破口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在旅游产业领域中经济带内部部分地区由于条件好发展较快,部分地区条件薄弱发展相对落后,总的来看长江经济带经济一体化程度并不高,中心城市之间关联性不强,这制约了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然而各区域旅游资源异质性强,互补性大,一体化发展前景广阔。文章通过对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旅游资源互补性以及中心城市之间可达性分析,提出上游以成渝城市群、中游以武汉都市圈、下游以上海为首的长三角城市群为核心,各地省会城市为节点,以交通为纽带,连接地级城市构建旅游一体化联动机制。

成都市经济信息中心（研究院）参加“转型升级 科学发展”高层论坛暨2010年长江沿岸中心城市信息化工作会议

2010年11月26日，“转型升级科学发展”高层论坛暨2010年长江沿岸中心城市信息化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国家工信部信息化推进司司长秦海、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李凯、中国信息协会秘书长陈海阳到会并致辞。

长江经济带城市灾害风险与应对能力耦合分析

长江经济带具有复杂多变的地理环境与水文条件,分析其主要城市的自然灾害风险以及评估综合应对能力的适应性具有现实紧迫性。建构了自然灾害风险和综合应对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分析了2014~2020年间重庆、武汉、上海3座中心城市的自然灾害风险与综合应对能力之间协调性程度的变化趋势及差异性,采用灰色关联度法分析探究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 2014~2020年间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自然灾害风险系统与综合应对的协调程度存在差异。其中,重庆市的整体协调度相对优于武汉市和上海市。武汉市和上海市自然灾害风险和综合应对能力协调度呈波动起伏变化的特征。(2)自然地理环境、城市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人口特征对不同城市的协调度表现出差异化的影响力。研究成果对提高长江经济带城市的抗风险能力和减少风险损失具有重要意义。

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现代化·国际化——重庆城市跨世纪发展目标研究论纲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们立足现实,展望未来,正确地认识和判断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位置,这既是对过去改革的全面总结,又成为我们正在制定跨世纪的发展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宏伟纲领的基础和前提。

中、西部长江经济带在中心节点城市带动下实现崛起——兼论武汉在湖北长江经济带中的龙头带动作用

长江经济带新一轮开放开发和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已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中、西部长江经济带需要快速发展和崛起。分析了中心节点城市在流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武汉为例,分析其在湖北长江经济带中的能级,并指出发挥武汉龙头带动作用的四个着力点是:发挥中心城市的核心增长极功能、发挥中心城市的产业协调与带动作用、发挥中心城市的现代服务功能、发挥中心城市的对外合作功能。

基于百度指数的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网络联系特征

建立2012年、2017年百度指数矩阵,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泰尔指数、基尼系数和对数离差均值揭示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网络联系的结构、类型、空间均衡性等特征。结果表明:(1)长江沿岸中心城市城际网络联系在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有明显增强;(2)城市网络联系层级由"1+5+9+12"分布演变为"3+3+11+10"的格局,上海、武汉、南京成为网络结构中的极核;(3)区域中六成以上城市还属于低点入度、低点出度的Ⅲ型城市,强化区域内城际联系任重道远;(4)城际网络联系强度在空间非均衡性上要远低于经济发展水平,但增长幅度上又远大于后者;这会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进而影响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建设引领长江经济带崛起

依托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进一步发挥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和辐射作用,是实现长江经济带崛起的关键所在。基于2003—2019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可以考察长江经济带四大中心城市的功能辐射范围。研究发现:在生产性服务业的加持下,城市生产率与到上海、武汉、重庆和成都的距离之间均呈现出三次型的“∽”曲线关系,即随着离上述大城市越来越远,生产率经历了下降、上升再下降的过程,但其中也存在很大不同。上海在整个时间段、重庆从2005年开始,两者的辐射能力在整个长江经济带范围内均显著,武汉和成都则分别在各自城市群内部呈现出“∽”曲线关系。基于距离的回归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引领下的辐射能力超过仅以距离衡量的辐射范围,空间距离被极大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