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耦合测度及时空演化

新型城镇化进程与产业结构优化相互影响,共同推动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份2014—2019年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分别测算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的综合指数,并测度两者的耦合协调水平,探究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规律。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各省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均呈现逐年递增态势,且存在“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2014—2019年,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从0.5630上升到0.6987,由“勉强协调”发展为“初级协调”水平。(3)时间上,两者间耦合协调度逐年提升,具有非均衡性特征,2014—2017年提升较快,2017—2019年提升趋缓;空间上,呈现下游、中游、上游逐级递减且较为明显的区域块状集聚特征,区域间差距在缩小。

长江经济带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耦合关系及影响因素研究

实现居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旅游业作为幸福产业,如何促进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协调共进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问题.该文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域,构建了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并基于耦合协调模型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考察分析2011—2020年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长江经济带旅游发展水平研究期内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2020年因受疫情影响而出现跌落,居民共同富裕水平则呈整体逐年上升趋势;两者均呈现出显著空间异质性,但中上游地区旅游发展水平相近.2)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耦合协调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重庆和贵州两地上升较快,2020年各省市受到疫情影响有所下降;下游地区高于其他地区.3) GTWR模型表明,人口密度、环境治理投入、旅游收入占比、人均GDP因素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不同时期各因素对地区影响强度和波动方向不同,其中人均GDP影响为正向且影响作用较强.

长江经济带“产业链长制”政策演进、实践特点及其启示

实施“产业链长制”是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举措。运用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理论解构“产业链长制”的理论逻辑,通过明确发展方向、整合要素资源、提供市场信息、防范经营风险等运行机制助力产业链稳定发展。长江经济带“产业链长制”政策的演进脉络可分为初步探索(2017—2018年)、进一步探索(2019—2020年)和全面探索(2021年至今)三个阶段,其实践呈现出重视顶层设计、政府引导、龙头企业带动、中介组织桥梁作用、“链创”建设等显著特点。长江经济带“产业链长制”实践的启示主要体现在围绕“四链”融合、“三链”统筹、区域融通发展,不断优化“产业链长制”政策供给。

数字经济、产业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已日益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关键驱动因素。在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使用熵值法进行测算的基础上,利用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13—2019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探究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从区域异质性来看,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要强于上游、中游地区;产业升级在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且其占比为34.77%,这充分说明促进产业升级是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产业升级的中介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下游地区最强,上游地区次之,中游地区产业升级中介效应不明显。门槛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存在双门槛效应,当跨越门槛值后影响效应呈递增趋势,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呈现非线性边际效应递增特征。

数字经济、工业智能化和工业碳生产率——基于长江经济带的时空分析

数字经济正在引领着工业活动的数字化革命,为其低碳转型提供了契机。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工业碳生产率发展的空间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关系,基于2011—2021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面板数据,借助双重固定效应下的静态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分析,并进一步引入工业智能化检验数字经济对工业碳生产率升级的作用机制和门槛效应。结果显示:(1)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显著提升本地城市工业碳生产率,也促进邻近城市工业碳生产率提升,且其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但促进效果存在先增加后减弱的“减速效应”。(2)数字经济推动工业智能化发展是提升城市工业碳生产率的重要传导路径,并存在正向非线性关系,盲目追求智能化指标会削弱数字经济对碳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由此提出深入挖掘数字经济减排潜力、加强区域间的经济合作、平衡数字经济与工业智能化的发展等建议,以放大数字经济对工业碳减排潜力。

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和经济发展的调节效应

发展数字经济是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通过建立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长江经济带内数字经济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程度,利用模型分析并探讨了环境规制和经济发展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虽然该区域内数字经济可以显著提升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但已出现了“倒U型”关系;科技进步、产业结构、绿色金融是重要的传导机制;同时,长江经济带内部的环境规制强度和经济发展会弱化数字经济发展对实体经济的提升作用。本研究不仅为数字经济赋能长江经济带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还有助于明晰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关系。

长江经济带岩溶塌陷分布、成因及其对工程建设的影响

[研究目的]岩溶塌陷是长江经济带主要环境地质问题之一,开展长江经济带岩溶塌陷分布、成因及其对工程建设的影响研究,对长江经济带立体综合交通走廊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地质环境安全保障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方法]本文系统梳理了长江经济带岩溶塌陷研究成果,从岩溶环境特征、岩溶塌陷的成因类型和机制、发育及分布规律、对工程建设的影响及防控措施几个方面进行论述。[研究结果]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岩溶塌陷易发区面积约25.4万km^(2),有记录的岩溶塌陷灾害2146处,矿山疏干排水、抽水、工程施工等是这一地区岩溶塌陷的主要诱发因素。长江经济带岩溶塌陷具有以下发育分布规律:一是具有区域性和地带性的分布特征;二是发育地层一般为均匀状纯碳酸盐岩,沿断裂破碎带、褶皱轴部裂隙发育带、可溶岩与非可溶岩接触地带等岩溶洞隙密集发育带分布;三是多发生在岩溶地下水强径流带、河流两岸等地下水位变化幅度大、水动力条件易发生急剧变化的地段;四是多发生在人类工程活动强烈的地区,塌陷的规模取决于人类活动的性质和强度。为了降低岩溶塌陷对工程建设和安全运营影响,本文同时提出了相关建议和对策。[结论]长江经济带岩溶塌陷分布广、危害大,高易发区内线性工程、重要城市群等规划建设应对这一环境地质问题引起重视,该研究成果可为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规划、地质灾害防治提供基础支撑和理论依据。

地理探测器方法下长江经济带(江苏段)土地城镇化时空演变及驱动因子分析

定量分析土地城镇化时空演变驱动力可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本文将对地观测数据与人口、经济数据相结合,以长江经济带(江苏段)沿江8市为例,基于2000—2020年5期Landsat影像、夜间灯光影像、年末人口总数和GDP,采用GeDetector对其近20年间空间、人口及经济维度的演化及多尺度分化的进程进行探讨,分析土地城镇化时空演变规律及驱动因子。研究结果表明:(1)城镇化过程直接驱动地表类型的变化,且人口数量和GDP总量能够作为城镇化过程强度的定量指标;(2)夜间灯光(NTL)数据耦合人口或经济统计数据能够较好解释区域城镇化过程中的时空差异;(3)长江经济带(江苏段)沿江8市城镇化过程经历了由数量向质量的转变。研究结果为引导城镇建设用地合理配置提供科学依据,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变化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

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高低关系到长江流域绿色协调发展能力,深刻影响我国生态安全格局。从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社会3个层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使用改进TOPSIS方法模型测算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分析其影响因子。研究结果表明:(1)在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整体上呈上升趋势,由东向西沿轴线逐步扩散。(2)各子系统建设水平异质性特征显著,生态经济建设水平东部高于西部,以长江下游地区和省会城市为核心向周围辐射发展;生态环境水平在各省会及其周边城市增长较快,而工业发展型城市有不同程度的降低。生态社会水平高值区集中分布在江浙沪地区,低值区分散分布于中上游各省会城市。(3)地形、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第三产业占比、恩格尔系数、科技财政支出占比均正向影响了研究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对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呈弱负相关。

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碳排放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

在考察2006—2020年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碳排放时空演变特征的基础上,运用Kaya模型和LMDI分解方法,定量分析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碳排放驱动因素的影响。考察期间,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碳排放量总体呈现曲折上升趋势;11个省(市)制造业碳排放量差异较大,处于低值区、较低值区的省(市)数量呈现下降趋势,处于较高值区、高值区的省(市)数量呈现上升趋势;驱动因素分解发现制造业经济水平是碳排放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能源碳密度因素和劳动力规模因素对碳排放增加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制造业能耗强度因素是碳减排的主要驱动因素。基于此,提出碳减排建议。

长江经济带跨界污染协同治理动力机制分析——基于扎根理论

传统的“政府单核”思维和单一的属地治理模式已无法有效回应跨界污染问题,以“多元共治、区域合作、协调对话”为主要方式的协同治理更加符合当下的治理需求。立足于长江经济带,通过对跨界污染事件报道的扎根分析,构建了协同治理动力机制模型,提炼出外源驱动、内生驱动、多元共治、赋能建设、思想引导和流程优化六个主导要素,进一步归纳为驱动力、能动力和执行力三维动力,分别作用于协同意愿、协同结构和协同过程三个阶段。利用模型对跨界污染事件进行回溯分析后发现,当前长江经济带跨界污染协同治理总体上存在驱动力失衡、能动力不足和执行力有限的问题,应结合具体实际有的放矢地予以强化。

贸易开放、产业结构升级与数字经济发展--基于长江经济带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面板数据,构建并测度数字经济指标体系,使用基准回归模型、Bootstrap模型、空间自回归模型的固定效应,研究长江经济带贸易开放对数字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波动上升,且整个区域呈现明显差异,发展水平由下游向上游递减;贸易开放对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的影响显著为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具体表现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在贸易开放影响数字经济过程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而产业结构合理化表现为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使用空间自回归(SAR)对数字经济之间的互动作用及贸易开放对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检验后发现,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数字经济之间存在明显的“虹吸效应”,而贸易开放是数字经济溢出效应的重要推力之一。建议充分发挥贸易开放资源配置功能对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及产业数字化的提升作用,以及在政策制定时着重考虑数字经济供给的空间相互效应,从而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并持续推动贸易开放对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增长的扩大拉动作用。

长江经济带工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正确把握工业发展、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三者耦合协调关系,对于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2000—2022年长江经济带工业资源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及其动力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全域工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资源利用水平总体平稳上升,环境保护水平先降后稳。长江各区域耦合协调度稳定提升,由高到低依次为:下游地区>全域>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空间分布为“中间低两翼高,北部高南部低”,呈现“江浙”保持引领、“沪渝”相对缓慢、“湘鄂”稳步提升、“赣皖”逐步发力、“云贵川”发展放缓的格局。各动力因素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各有差异,地区不对称性明显。因此建议:构建系统融合发展机制,坚持强化区域协同融通,推动资源要素顺畅流动。

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对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研究

将产业集聚、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效率纳入同一研究框架,聚焦长江经济带,研究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为我国在“双碳”背景下推进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及长江经济带新能源汽车发展提供参考。论文基于2012—2020年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省市面板数据,综合利用超效率SBM和区位熵法,构建计量模型,实证研究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探讨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并进一步分析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整个区域已形成“带状”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区,集聚平均水平随年份波动上升,上中下游产业集聚水平呈递增格局,水平差异较大且有逐渐增加趋势;2)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通过整合内部网络资源和提升外部整体能力,对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3)产业集聚的发展通过竞争效应和合作效应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而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可以提升经济动力和效率,因而绿色技术创新在产业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具有中介作用;4)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上中下游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据此,从加强产业集群建设,发挥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长效机制、强化发展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和推动新能源汽车区域异质性发展三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传导机制

工业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在资源和环境的双重压力下,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的必然要求。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长江经济带新发展格局下,探讨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传导机制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以2005—2019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将技术投入和产业结构作为中介变量,使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介效应,并采用动态门槛模型探讨了不同门槛变量水平下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①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技术投入和产业结构均在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环境规制有助于提升技术投入水平、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进而对经济发展质量产生正向影响。②门槛模型的结果表明,技术投入和产业结构作为环境规制的门槛变量时,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门槛效应。在高技术投入、产业结构落后的区域,环境规制可以更好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③门槛效应异质性结果表明,技术投入和产业结构变量的门槛效应存在时间异质性,技术投入政策导向和产业结构刚性等因素会影响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效果。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推动环境规制政策的有效实施。②提高技术投入水平,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③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绿色化转型升级。④明确环境补偿和专项治理机制,促进区域经济和环境规制协同发展。

区域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科学洞悉区域旅游集聚对旅游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对提升区域旅游经济韧性和实现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文章构建区域旅游产业集聚影响旅游经济韧性的机理框架,以长江经济带11省市为案例地,采用区位熵和熵值法得到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集聚度和旅游经济韧性水平,借助面板空间杜宾模型揭示出区域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旅游经济韧性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且东部地区大于中西部地区,但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长江经济带东部地区旅游经济韧性水平大于中西部,而中西部地区的旅游经济韧性水平增长率大于东部。(2)长江经济带省市旅游产业集聚水平整体上升,受旅游业在当地经济中的地位影响,呈现出西部高于中部,高于东部的格局。(3)区域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经济韧性产生明显的正向空间效应,即区域旅游产业集聚不仅可以提升本省旅游经济韧性水平,并且可以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来提升省周边区域的旅游经济韧性水平。

长江经济带水生态环境治理区域协同立法的检视及完善途径

为充分发挥法律对区域环境发展和利益协调的保障作用,基于长江经济带水生态环境治理现状对部分省市已出台的相关规范性文本进行了梳理。结果表明,各地采取的立法模式主要以松散型立法模式为主,尚存在松散型立法模式与水生态环境治理需求不匹配、区域间主体协调机制未建立、协同立法后评估和清理工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因此提出了将现有的松散型立法模式转变为紧密型立法模式,构建区域协同立法利益协调机制和完备协同立法后评估和清理机制等长江经济带水生态环境治理区域协同立法的完善路径。

养老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水平测度——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

文章探讨了养老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态势,构建养老产业与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5—2020年长江经济带养老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以及融合发展情况进行测度和分析。结果表明:养老产业与文化产业呈相互赶超的发展势头,助推融合关系持续升温,其中,上游地区融合水平增幅领先;养老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状况从初级耦合协调迈入良好耦合协调阶段,但与长江经济带“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国家战略定位存在差距;产业融合呈现养老产业与文化产业同步发展、协同共进的特点,其中,上游和下游地区分别是文化产业和养老产业发展相对突出,中游地区则是同步发展。

粮食安全与生态可持续耦合协调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基于2006—2020年长江经济带省际面板数据,构建粮食安全与生态可持续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算长江经济带两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运用耦合协调度与障碍度模型分析粮食与生态的耦合协调特征及其障碍因子。结果表明:(1)2006—2020年长江经济带粮食安全综合指数持续上升,生态可持续综合指数波动上升。(2)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呈良性增长趋势,表现为“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特征且空间聚集性不断增强。(3)当年造林面积、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地方财政环境保护支出和财政支农等是制约长江经济带粮食生态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

加快三峡水库管理保护立法 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法治保障

三峡工程是“国之重器”,是保护和治理长江的关键性骨干工程。三峡水库功能效益显著,地理位置重要,管理保护涉及事项复杂。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加快推进立法工作,依法依规加强三峡水库管理保护,对工程安全运行和综合效益发挥,以及库区和流域高质量发展十分必要和迫切。建议从国家层面制定出台专门行政法规,协调和规范三峡水库的开发、利用、管理、保护行为,统筹库区和上下游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事项,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