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者观察清末民变的视点与反应——《申报》有关长沙抢米风潮的舆论取向

《申报》作为局外旁观者,充分关注长沙抢米风潮之前因后果,以及事变过程中复杂的官绅关系,其相关报道并非就事论事,而是借此发挥其舆论功能,极力为宪政作舆论鼓吹。《申报》最后归结以速开国会为解决民变问题的根本主张,恰与当时立宪派发动的方兴未艾的国会请愿潮流相一致。这正是《申报》的舆论取向与宪政改革的时代精神相契合的一面。

贫困与权利——重新解读“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

对于1910年长沙的抢米风潮,官方和普通民众大都归因于灾害发生后粮食供应不足、米价腾贵而致。本文作者在对当时湖南粮食产量和米价及居民生活消费水平等因素进行分析基础上,认为粮食供应不足、米价腾贵对长沙抢米风潮的解释显得十分勉强,长沙抢米风潮的深层原因实际上是占长沙市人口多数的城市工人和外来灾民在面对粮食危机时,由于其在社会经济等级结构中的劣势地位,导致在对食物的控制能力(大米交换权利)上的丧失所致。

灾荒·长沙抢米风潮·辛亥革命

190 0— 190 9年灾荒直接导致了长沙抢米风潮的爆发。连年灾荒使社会生活紊乱、道德失范、人性扭曲 ;而政府赈灾济荒的措施不能达到安抚灾民的目的 ,又为民变爆发提供了某些偶然因素。以此为起点的民变与同时期各种斗争聚合在一起 ,从而形成为革命的环境。

对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中政府百官的另类考察——来自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报告

发生在1910年4月的长沙抢米风潮，是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抢米风潮虽然很快就被中外反动者所镇压，但不少研究者认为它的影响巨大，甚至是次年发生的辛亥革命的前奏乐章。事后，摇摇欲坠的封建清政府为了保持可怜的“颜面”，也为了讨帝国主义的欢心，对在事变中腐败无能、钩心斗角、缺乏决断能力的长沙大小政府官员进行了严惩，其中湖南巡抚岑春萁、布政使庄赓良、

从日本档案看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中的绅士百态

1910年4月，一场轰轰烈烈的抢米风潮席卷了长沙，长沙所有米仓被抢，巡抚衙门被烧毁，40余处洋行、教堂、领事馆等外国驻长沙机构被破坏。这场群众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辛亥革命的一个前奏，给清政府和帝国主义以很大打击。

长沙抢米风潮中的湖南绅士——辛亥革命前夕绅士分化问题研究

1910年发生在长沙的抢米风潮,是辛亥革命前夕规模较大的一次自发的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部分乡绅趁湖南灾荒年岁抢购、囤积米谷是长沙抢米风潮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愈演愈烈的绅官斗争加深了此次风潮的危害,而绅士们在其间的不同表现,表明了湖南绅士在进一步发生分化。

道义、灾荒、民变——长沙抢米风潮新探

道义、灾荒、民变等"合力"共同催生了作为辛亥革命前奏之一的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并很快由长沙波及至全省,甚至是临近的省份。此次民变发生的"多元合力"主要有二,即"内在理路"与"外缘影响",其中:"内在理路",是指"道义"(斯科特语)和焦虑、怨恨等情绪;"外缘影响",即指湖南连续的"天灾人祸"。在二者的共同参与和催化下,饥民放弃以往的"低姿态"斗争方式,而采取"前台"形式的斗争,催生了湘省民变。此次民变,是对晚清社会控制的一次检阅,亦为后来的社会安全问题提供了"以史为鉴"的教材。

《大公报》对长沙抢米风潮的报道特点浅论

清末长沙抢米风潮,是辛亥革命前夜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当时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而《大公报》是当时中国———特别是北方有重要影响的大报之一,对此事件的报道当然义不容辞。从事件的发生、处理过程及最后定局,该报都作了详细报道。既有对事件原委的叙述,又有精辟超人的评论。一方面详细追溯起因,抨击腐败劣行;另一方面又关注民生疾苦,为民哀叹。虽然该报无法回避历史局限性带来的遗憾和污点,但其独有的评述特点,对巩固其在当时新闻媒体中的地位起到了一定作用。

新闻媒体视角中的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以《时报》为例

1902年到1911年的晚清政府处在社会动荡、矛盾激化的病危期,这一时期全国共发生民变1300余次,而宣统二年爆发的长沙抢米风暴则是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作为新闻媒体的第三方,很多家报纸都对此表示了深度持续的关注,本文以《时报》为代表,通过梳理其相关报道,从媒体史角度,考察其报道特点、舆论导向等,以期对晚清报刊有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同时加深对长沙抢米风潮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

会党与长沙抢米风潮

1910年发生在长沙的抢米风潮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这场群众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曾给予辛亥革命以深刻的影响。但是,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认为这次风潮只是单纯的饥民暴动,似乎与会党毫无关系;笔者以为不然,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民变·绅变·“政变”——长沙抢米风潮再审视

1910年爆发的长沙抢米风潮一直颇受学术界关注。审视该事件之起因、发展进程、各方反应及实际影响,不难发现这是一场集民变、绅变与“政变”于一体的社会抵抗运动,是清末地方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总爆发。本次风潮暴露了清地方政府危机应对、社会控制、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等方面的能力危机,直接冲击和削弱了封建专制统治和帝国主义势力,加剧了清王朝中央统治和地方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和现实治理困局。由此,民众、地方精英势力(立宪派绅士)、新军与清政府渐行渐远,湖南地方社会革命化、独立化的趋势愈加凸显,革命时机和条件渐次走向成熟。抢米风潮堪称辛亥革命的前奏和序曲。

长沙抢米风潮:清末转型时期的城市民变

清季长沙抢米风潮是由传统向近代急遽转型的关键时期民众暴力行为的典型性案例。作为传统内陆城市的长沙,在向近代化发展过程中,因社会失序造成游民群体数量大增,但城市社会管理模式、社会主流传播渠道等仍宥于传统而未发生真正的近代转型,在此境况下,下层民众的利益诉求缺乏制度性的表达渠道,只能付诸传统的暴力方式。

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民

20世纪初年湖南连年灾歉 ,民鲜盖藏 ,社会个体脆弱的御灾甲壳被彻底摧毁 ,官方独自承担了解决粮荒这一生死攸关的社会问题的责任。然而由于财政拮据、官吏贪劣、绅士抵制及“代邻省受祸”等原因 ,其社会调控方案宣告失败 ;绅士平日借官势以欺民 ,在官绅发生利害冲突时则恃民以拒官 ,致使官方临变易帅 ,阵脚大乱 ;饥民指靠官府解决生存问题无望铤而走险 ,少数不良分子在劣绅的怂恿操纵下趁火打劫 ,扩大事态 ,最终酿成了一场严重的社会冲突 ,落得个官、绅、民三输的局面 ,给本已满目疮痍的湖南经济雪上加霜。

清末民变与清政府社会控制机制的效能——以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矛盾为视点

通常情况下,清政府社会控制机制的正常运转需要依靠绅士的辅佐,绅士充当了地方官府与民众之间调停人的角色。然而,当绅士本身的利益得不到满足甚至受到损害时,绅士阶层就可能与官府发生直接冲突和对抗。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矛盾是一个典型例证。在长沙抢米风潮中,由于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绅士不但不能辅助官府,反而利用饥民情绪与官府对抗,致使官府应对乖方,无法控制事态发展。清政府强行抑制绅权,严惩肇事的旧绅士代表,使其逐渐疏离官府,而新绅士也因预备立宪进程缓慢对清政府产生失望情绪。由于官绅矛盾激化,官绅关系产生裂痕,传统社会控制机制运转失灵,从而根本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使其迅速走向覆亡之路。

湖南谘议局与长沙抢米风潮

清末湖南水灾频仍,粮食减产失收,粮商却将谷米外运牟利,造成粮价狂涨,社会恐慌。1909年秋成立的湖南谘议局多次向当局告警,建议妥筹良策解决粮荒。当局对形势估计不足,导致了长沙抢米风潮。王先谦等劣绅与巡抚乘机拆台,谘议局则企图做些"补天"的工作。事后追究官绅的责任,谘议局始终为士绅辩护而与清廷龃龉日深。清廷本来对谘议局就疑信参半,至此疑忌更甚,促使大多数谘议局议员倾向革命,充当了埋葬清王朝的掘墓副手。

省际圈与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

目前学界对于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的研究多着意于官绅关系、会党及灾变等因素,而对省际圈及其背后所支撑的省界观念的影响多有漫忽。省际圈、省界观念在该事件中的体现有二,一是外来务工人员与湖南人在长沙的就业竞争,二是禁米出境。主张禁米出境的集团一是绅士,二是以岑春蓂为首的湖南省府。对于长沙抢米风潮中所存在的省际圈、省界观念,特别是禁米出境,时论多有批评之声。各省以邻为壑,只顾及自身平安,折射出清政府缺乏全局统筹,已丧失了宏观调控能力。需要指出的是,省际圈、省界观念并非局部问题,而是广泛地存在于清末许多领域,且产生着极其恶劣的影响。直到21世纪的今天,省际圈、省界观念依然如幽灵一般无处不在,因此,涤荡省界意识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从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看清政府的危机应对

1910年爆发的长沙抢米风潮距今已经整整一百年了,百年之后重新审视这一群体性突发事件可知,清政府应对危机存在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对突发事件反应失敏,预判功能缺失;第二,政府统治资源弱化,官绅关系对立;第三,地方政府临事失宜,措置失当。总之,在长沙抢米风潮中,无论是预判功能、官绅关系,还是临事措置,清政府都存在失当之处。清廷最后走向灭亡,上述因素值得深思。

长沙抢米:一百年前的群体性事件

中国传统社会中有一种三角互动，即“官”、“绅”、“民”，这三者互有冲突也互有利益交集，长沙抢米风潮及其善后，就让“官”与“绅”的冲突浮上了水面。

晚清湖南绅权与政权关系研究

晚清湖南绅权与政权之间经历了由基本一致到矛 盾斗争日益激化的演变过程。特别是清末时期,由于绅权 的膨胀,湖南绅权与政权之间的矛盾斗争日益复杂和尖锐。 绅权与政权的矛盾斗争早期主要表现为权绅、旧绅、劣绅与 政权的冲突,到后来已演变为新绅、正绅与政权的对立和斗 争。这对清末湖南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为辛亥革命中 新式绅权最终离异政权开辟了道路。这可为探讨晚清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