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选粹》释文补正

《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选粹》公布了最新西汉简牍资料120枚。基于红外影像图版,通过系统校读简文释文,并参考未刊走马楼西汉简牍文献资料,对《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选粹》所收简牍释文进行补充和订正。其中,订正释文文字14例,补释未释文字29例,修订脱文衍文1例。这一个案研究,将有利于推动走马楼西汉简牍新材料的应用和探讨。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校读札记

《刑德》甲篇“德徙土”“(刑)居木”应改释为“德居土”“(刑)【从水】徙木”,离【=(离,离)廿(二十)岁而复并居】水”应改释为“离行【十六岁而复并居木,廿岁复并居】水”,“有胜日”应改释为“十胜曰”,“【(刑)、德】以子徙”应改释为“【六康曰:】以子徙”,“倍(背)(刑)德,益”应改释为“逆(刑)德,胜”,“日之奇□□□□伐国□□□□□胜之”可补为“日之奇□以为□伐国,地之,逆刑德,胜之”。此外,本文缀合了《阴阳五行》乙篇《刑日图》的两块帛片,发现了《五行禁日》中被误剪的“斩”字,找到属于该篇的六块残片。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量词研究

在《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已公布简文中,共有量词50个,其中以物量词为主。这些量词既有以往文献中已见的成员,也有新出现的成员,有些量词还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从数量结构来看,“名+数+量”结构仍然占据主流,其他结构类型也有散见的用例。《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量词的使用情况,既可以为汉语史的断代研究提供材料,又可以为相关词典的修订提供参考。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的“元遗产案”识微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中的“元”遗产案的人物关系较为复杂。“元”是一位籍贯临湘但旅居泉陵的商人,在去苍梧做买卖时去世,后来被运回临湘举行葬礼。“元”的正妻“何”检录分配财产,而“元”的庶妻“脩”带着其女儿“珠”回到泉陵生活了10多年后,可能因生活所迫,母女俩来到临湘争取权益。解读“元”遗产案牵涉的家庭及财产管理关系,既帮助我们深入了解东汉前中期商人家庭的生活情况以及家庭内女性的姓氏记录变化,还可以看出个体家庭中的婚姻关系与扩大家庭的宗法关系构成的紧张和矛盾,这影响到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

吴簡所見財用錢的收繳——兼論孫吴基層的賦税管理

長沙走馬樓三國吴簡較爲詳盡地保存了財用錢簿籍。整理簡牘可以還原孫吴賦税收繳及期會簿書的運作流程。鄉吏製作的財用錢相關要簿表明,鄉吏需核實統領鄉實際户口,根據户繳財用錢數額,計算賦税應繳總額,統計賦税已入未畢情況。庫吏針對期會校計項目,對財用錢實繳數額再加整理。列曹統籌庫吏和鄉吏的工作,檢校二者所製文書簿籍,並製作相應的校計簿交由期會審核。孫吴基層賦税的收繳由郡府主導,鄉是賦税收繳的落脚點,縣是賦税管理的核心。縣廷依靠縣曹完成賦税簿籍的整理,通過期會校核簿書提高收繳效率與準確性。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刑手”、“刑足”考释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中有“刑手”、“刑足”的记载,目前有“肉刑”说、“残疾病症”说、“自残避役”说以及“作战致残”说。我们根据文物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中的新证,基本认同“残疾病症”说,并部分认同“作战致残”说。

试论长沙五一广场简新隶体与汉字的楷化

文章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新隶体进一步明确界定为:汉魏之际具有过渡特点的字体,笔形上波磔或隐或无、横画无向下顿按,点画间可有勾连意味,但无省略连并,或扁或方或纵。进而详细描写长沙五一广场简新隶体的类型,从笔形与外框基本形的角度将其分为8类,从中归纳出大部分新隶体的演变趋势为楷书,并探讨汉字由隶向楷演变过程中的相关问题。

踵武前贤营巨帙--《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出版侧记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简帛文献,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历法、地理、医药等众多领域,具有非常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在这批文献发掘四十周年之际,由裘锡圭先生担任主编,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中华书局合作推出了七卷本《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荣获2017年第四届政府出版奖图书奖。本文作者为该书责任编辑,历数这批简帛文献近四十年整理与研究概况,从编辑出版角度,说明2014年版《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是如何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取得后出转精效果的。

读《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札记

《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出版,將馬王堆漢墓出土的簡帛文獻首次集中完整公布,局學界深入研究這批重要的文獻材料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在閱讀此書時,我們發現其中某些釋文注釋以及版式安排或有可以進一步訂補調整之處,故以讀書札記的形式列出來,供編者及讀者參考。

湖南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J1③:325-32考釋

湖南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J1③:325-32涉及了一件百姓告吏貪墨的案件。通過分析這枚"君教簡",可知參與審理該案的官吏遷轉與臨時調用、兼任等情况,以及當時基層司法工作以事務爲中心的實態。木牘還記載了嫌犯"副"有"任五人"的情况,并將"任"作爲文書附件呈上,説明"任"在取保候審時的作用,這與秦漢以來百姓比地爲伍的編制及基層官吏的工作空間有關。同時,考察此牘,還可以蠡測臨湘縣的丞、掾合議,并與各曹配合處理案件,復原了圍繞具體個案形成的司法程序。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中的户籍問題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中蘊含着重要的户籍信息。簡文中“伍長”“相比近知習”的記載,表明東漢的户籍管理仍然以居住地為單位,實行“比地為伍”的管理制度。簡文中“流客占屬”“流客留占著”“隨人在所占”“安民史”的記載,表明東漢長沙地區有不少外來人口著籍當地。簡文中“户曹掾史”“户曹史”“左户曹史”“户曹助史”,以及“占數”“自占名”“定名數”“皆有名數”等記載,表明東漢的户籍管理機構完善,人口管理嚴格。東漢的户籍制度承襲秦、西漢而來。

從出土“算”、“事”簡看兩漢三國吴時期的賦役結構——“算賦”非單一税目辨

两汉三国吴时期，以“算”为单位向15岁至免老年龄的成年男女徵发赋税和徭役。“算”不仅意味着有交纳赋税而且有服徭役的义务。“算赋”意为“以算课徵赋税”，而非单一税目。算赋不仅包括每年120钱的人头税，还包括吏俸、转输、缮兵等各种杂税。赋役场合的“事”为动词，意为“服事”。长沙吴简“口。事。”的“口”指户内家庭人口总数，“事”指有赋役义务的口数，包括7—14岁交纳口钱的口数和有“算”义务的口数，相当於後代的“课口”数；“算。事。”的“算”指有“算”义务的口数，“事”和天长汉简的“事算”一样，指实际服“算”的口数。“算”、“事”簿籍按月统计、制作。

吴简中所见孙权时期户等制度的探讨

所谓户等制度,是指官府按居民家庭财产多少而划分户口等级的制度。关于秦汉时期如何征收家庭财产税、确定户等、评估家财等一系列作法,由于史料不足,还处于若隐若现之间。但是从西晋到南北朝,户分九品之制已经定型化。如果我们能找到从西汉的户分三等到南北朝的户分九品之间的过渡环节,则中国古代户等制度的发展变化过程就将更加明朗化。吴简的出土恰恰证明在孙权时期的长沙郡与临湘侯国境内,已经确立了三等九级的户等划分制度。但由于吴简的残缺,孙权时期户等制度还存在着许多难于通释的问题。

西汉时期乐人公职服务问题考论——以走马楼西汉简《都乡七年垦田租簿》为中心

走马楼西汉简《都乡七年垦田租簿》中从事公职服务的乐人属于完全的自由人,拥有土地等财产,最大的可能是以践更的形式从事神祇祠祀性质的公职性服务。《都乡七年垦田租簿》中“出田二顷六十一亩半”应该是从总垦田面积中划拨出的免租田,根据其时一个劳力拥耕十亩上下、户均二十亩左右的基础性数据,“二顷六十一亩半”的“出田”大约应该由十三个左右的乐人平均分配,因此,“出田二顷六十一亩半”应该是按照“给事柱下”的十三个左右的乐人人数而核定的。上述十三个左右的乐人人数,也可能是乐人公职性服务的岗位编制情况的反映,在西汉哀帝时期的乐府机构中也存在“外郊祭员十三人”的常备编制。根据长沙马王堆三号墓随葬歌舞及乐人俑在乐人与乐器配置上存在的四人、五人、六人组合情况,上述十三个左右的乐人,也有可能是按照二或三个小型乐队编制而具体规划的。《都乡七年垦田租簿》“出田二顷六十一亩半”为十几位乐人提供免租田的行为,可能与长沙国中央政府对从事公职性服务乐人的优待和重视情况有关,这也意味着田不出租豁免优待是与公职服务的岗位编制联系在一起的,是这种岗位的附加条件,没有岗位就没有优待。

临湘县的地理环境与走马楼吴简

在湖南长沙出土的东汉三国时期的简牍中,以1996年出土的走马楼吴简为最早。其中留下丰富史料残留的以临湘县最多。在整理与临湘县地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运用不同时代的史料,如《水经注》《资治通鉴》《长沙县志》等来推定吴简中出现的临湘县地名,厘清临湘县周边地理和交通情况、浏口的位置和特点,这样便可具体把握当时临湘县社会的地理空间范围。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所见职务犯罪探究

长沙五一广场出土东汉简牍内容丰富,存有大量司法文书,其中有许多涉及职务犯罪。据已公布的《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一】【二】辑所见,常见的职务犯罪名目有不履行职责的'不承用诏书、不敬、不当得为'、以权谋私的经济犯罪'主守盗、盗赋受所监、受赇请'、执法不公正的'匿、纵'罪人等。针对东汉形式多样、原因复杂的职务犯罪,当局亦有相应的措施进行较为严密的监督、严惩冒犯者,因而能够维护吏治及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木牍》所见疾疫与医疗文书探论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木牍》中有几件文书涉及孙吴时期的疾疫与医疗,虽然残缺较甚,内容不完整,却是以往少见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本文拟以此为契机,对吴简各卷中的疾疗文书略作稽考,以就教于方家。一疾患病亡报告在以往公布的长沙走马楼吴简所见各类统计人口的名籍、名簿中,对疾病、伤残、死亡者多有明确标注。从这些统计资料看,当时疾患人口的比例较大,疾病的类型较多,病死率较高[1]。

馬王堆醫書釋文校讀及殘片綴合札記

近出《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全面整理並完整公布了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全部簡帛資料,是馬王堆簡帛整理和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本文在此書基礎上充分利用字形辨析、反印文比對等方法,改釋了馬王堆醫書的幾處釋文,並成功綴合了部分殘片。

解散隶体之后——从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看隶书解体的表现

西汉中晚期隶书成熟之后,汉字发展演变的脚步并没有停止,书写更加便利、快捷的需求让"解散隶体"成了文字演变新的方向。在处于东汉中期偏早的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中,出现了大量与"八分"相比明显潦草、松散,笔画书写方式以及笔画之间的组合形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新隶书",也就是行书。通过对这一阶段简牍材料中文字笔法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八分书是如何一步步被解散,进而演变出新的字体(行书、楷书)。

论孙权未奉“延康”、“黄初”年号

长沙走马楼吴简中"建安廿六年"、"建安廿七年"的出现,揭示了曹操死后孙权未奉"延康"、"黄初"年号的情况。这个事实可以与文献记载相印证,确凿无误。刻有"延康"、"黄初"年号的纪年吴镜本是为曹魏市场生产的,不能据以否定吴简和文献的记载。孙权不用"延康"年号是由于孙、曹在曹操死后随即交兵,更是对曹丕权威的否定。后孙权受魏封王却不奉"黄初"年号,这取决于他事魏的权宜性和表面性。他的这一做法,对于突出其政权的合法性与正义性以及维系统治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