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选粹》释文补正

《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选粹》公布了最新西汉简牍资料120枚。基于红外影像图版,通过系统校读简文释文,并参考未刊走马楼西汉简牍文献资料,对《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选粹》所收简牍释文进行补充和订正。其中,订正释文文字14例,补释未释文字29例,修订脱文衍文1例。这一个案研究,将有利于推动走马楼西汉简牍新材料的应用和探讨。

东汉官文书文字所见古文字形体研究——以《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壹)(贰)(叁)为调查对象

文章以《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壹)(贰)(叁)为样本,穷尽性地调查了其中古文字形体的分布状况,对样本材料中隶古定字的历史来源进行追溯。样本材料所见含有古文字因素的构件可分为半篆半隶构件与隶古定构件,均以表义构件为主,除少数构件表现出较强的参构能力外,其余古文构件参构能力都较弱,古文构件参构字形占异体字样总数的13.7%。古文构件与古文形体只是大致相合,不存在严格对应性隶定形体,且总体朝解体方向发展,此过程中会造成点画增繁的异写字与换用构件的异构字。与同时期的东汉碑隶相比,手写简牍文字残留的古文形体更少,是更成熟的今文字,更能代表东汉时期人们真实自然的书写状态。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量词研究

在《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已公布简文中,共有量词50个,其中以物量词为主。这些量词既有以往文献中已见的成员,也有新出现的成员,有些量词还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从数量结构来看,“名+数+量”结构仍然占据主流,其他结构类型也有散见的用例。《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量词的使用情况,既可以为汉语史的断代研究提供材料,又可以为相关词典的修订提供参考。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的“格杀”

长沙五一广场出土的东汉简牍(以下简称“五一简”)记载了多起格杀案件,包括一般主体的“格杀”和特殊主体的“格杀”。通过比较格杀诸案与龙格斫案中杀伤行为的差异性,可知五一简中的“格杀”指格斗时一方致使对方在保辜期内死亡的激情行为。这丰富了《二年律令》对“格杀”所做的立法释义,即“格斗而杀之”。在东汉县廷司法适用过程中,“格杀”的责任承担存在区别,行为人或构成“贼杀人”“斗杀人”。若官吏“格斫”他人,但保辜期内未致人死亡则被认定为“以县官事他贼殴人”,构成“贼伤人”。官吏、百姓捕格他人若满足正当条件,则不负刑责。

出土秦汉三国区域资料统合研究的先行成果——评王子今《长沙简牍研究》

王子今《长沙简牍研究》一书综合利用长沙城市周边及市中心历年出土的简牍、文物等,讨论两汉三国长沙地方的自然、地理、交通、社会、文化等话题,史学观察的视角亦缩微至户口簿籍简所见普通民户,是秦汉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一部力作。长沙出土简牍数量巨大,从发掘、整理到刊布,历时漫长;作者是北京吴简研讨班的早期参与者,本书所收录的31篇专题研究,皆诞生于共同研讨中,包含对吴简中众多新名词、社会称谓、身份以及许迪割米案的先行解读,在吴简研究学术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近年来,长沙吴简新资料刊布加速,东汉简牍大批新出,将其衔接起来,有望重构汉晋间长沙基层行政与地域社会图景,而研究却有所滞后;我们在认同本书保持"当时"学术地层原貌的同时,也期待作者能够"往而复来",在业已呈现的新学术地层中持续耕作。

读长沙走马楼简牍札记之一

:长沙走马楼出土的简牍已部分整理发表。简牍内容涉及历史年号复杂 ,定名“长沙走马楼简牍”是合适的。简牍内容可证孙吴未奉魏国黄初年号。《三国志·魏书·文帝纪》的有关记载符合历史事实。走马楼简牍中的建安纪年与《建康实录·太祖纪》的建安纪年完全符合。简牍还反映出孙吴有口钱。

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李建与精张诤田案”中“石”的再解释

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有一件灵帝光和六年(183)"监临湘李永、例督盗贼殷何上言李建与精张诤田自相和从书"。但是我们注意到,案中涉及的财产标的田产都是以"石"为单位的,其含义为何?本文通过考索,认为田一石相当于旧制六亩三分,为一计算产量单位。

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账簿与商业问题探讨

长沙尚德街出土一批东汉简牍,数量两百余枚,其中,涉及账簿记录的简牍二十余枚,这批账簿为东汉时期官厅会计记账,具有明细分类、结账标识、货币交易和实物计量的记账特征。账簿记录的商品交易品种五十余种,反映了东汉中晚期活跃的商品交易和繁荣的货币经济特征。

长沙出土东汉三国简牍札记二则

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沙五一广场地区陆续出土东汉至三国时期简牍,包括走马楼、东牌楼、尚德街和五一广场等多宗,具有很强的关联性。本文通过跨文献综合研究,主要对以上简牍之中共现的“处”“创”“刑”等相关词语进行考辩,认为“处”表示“定”,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创”指创伤,走马楼三国吴简之“刑”表示手足伤残。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所見若干經濟史料初探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第一次揭示了東漢和帝時期仍然執行“度田”政策的歷史真相,它不僅使我們首次清晰地了解到東漢以“鄉别治掾”爲首的“力田”“長爵”和“小史”的基層“度田”組織,而且還透露了和帝時期“鄉吏”解决“度田”糾紛的具體辦法。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還首次向世人展示了和帝永元十五年雇傭民力水路轉輸軍糧的嚴密管理體系,而且先秦兩漢時期的傳世文獻及出土簡牘未見記載之“船師”史料也得以披露,這些材料不但填補了東漢軍事史研究的史料空白,而且爲我們正確認識吴簡中“船師”的身份提供了强有力的證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該批簡牘還出現了具有明確紀年的有關債務糾紛的材料,進一步加深了我們對東漢債務糾紛處理辦法的認識。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研究综述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自出土以来,因时代特殊(东汉早中期),内容丰富,涉及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受到学术界的很大关注,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主要涉及文字考释、简牍缀合、字体及书法价值、经济、司法等相关内容的研究。

《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釋文校訂稿

本文主要根據《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一書所公佈的簡牘釋文和圖版,對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的釋文、句讀及斷簡綴合進行了考察,提出了一些校補訂正意見。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所見永初年間三份詔書淺析

東漢傳世的詔書數量有限,筆者發現新近刊佈的《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中保存了三份比較完整的詔書。詔書均爲節録本,但藉此可窺見其大致内容以及詔書的收發與傳遞程序。本文重點對詔書中的某些字詞進行考釋,並對"入秋行刑"問題略加探討。

東牌樓東漢簡牘斷簡綴合與研究

《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中簡6與簡7、簡39與簡40、簡62與簡65、簡64與簡68、簡90與簡91等五組斷簡可以綴合,本文對這幾組斷簡的圖版作了拼接復原,對原釋文作了校補,並嘗試對部分簡文進行考釋。

三国孙吴临湘侯国辖乡的数量与名称再探

秦汉帝国为实现对辖域的管控,推行郡县-乡里制,其中乡是帝国行政体制的末梢。依据传世文献所能获取的有关县辖乡的资料较少,而出土简牍推动了近年来对秦汉-三国县乡基层行政的研究。本文即利用走马楼三国吴简对孙吴长沙郡临湘侯国(县)辖乡的研究,在对乡名简进行罗列与统计基础上,考证出确属临湘的乡;对孙吴至刘宋长沙城址与诸乡位置进行历时性分析,从而回应孙吴时本地是否有北乡的争议;最后得出黄武-嘉禾年间(222-238)本地辖平乡、广成乡、都乡、东乡、桑乡、中乡、小武陵乡、模乡、西乡、乐乡、南乡 11乡,临湘为江南大县的结论。

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所见“都乡七年垦田租簿”及其相关问题分析

新近刊布的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第一次披露了有关西汉中期乡级"垦田租簿"的新史料。这份垦田租簿不仅记录了一乡"提封"、"可垦不垦"、"群不可垦"和"垦田"的具体数字,而且还首次记载了西汉中期"都乡七年"应征田亩面积、总田租额和亩收田租之数据,其中对"出田"和"定入田"等也有具体的规定。这为我们深入探讨西汉"垦田租簿"的文书格式和内容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份"垦田租簿"出现了传世文献和以往出土简牍未见记载的亩收田租额等方面的具体数字,这些新材料为我们解决汉代田租征收方式问题带来了新的契机。"都乡七年垦田租簿"显示,西汉中期田租征收的具体办法是依据平均粮食产量和一定的税率按亩计征。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所见商业问题探讨

最新刊布的《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选释》一书首次披露了一批传世文献和以往出土资料未见记载的有关东汉中期商业问题的新史料。这些新材料显示,东汉中期地方市场上商品种类繁多,商品交换异常活跃。当时用于交换的商品主要包括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诸如"纺织"类商品的交换、食物类商品的交换、住宅和店铺的交换、运输工具"船"的交换、奴婢买卖以及田地交易等。不仅如此,这批新史料还进一步证明东汉中期货币经济异常发达,铜钱作为交换媒介占绝对主导地位,因此,官府"明令废止,‘封钱’不用"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之所以东汉中期有如此繁荣之商业,主要原因在于官府的扶持、地方市场建制的完善、货币经济的发展以及崇奢风气的影响等。

“合檄”試探

“合檄”之名,屢見於居延、敦煌等地所出簡牘之中,但因相關資料的匱乏,一直無法弄清其具體形制和樣式。近年刊布的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中,包含兩種形制比較特别的簡牘,整理者分别稱之爲“B型封檢”和“C型封檢”。B型封檢兩側向下傾斜,封泥槽居中,有間隔三道槽;C型封檢形體較大,文字書寫於槽内,部分簡字數較多,書寫規整,有完整内容。二者顯現出一種組合關係,即可用契合的方式進行封蓋。雖然在這批簡牘中没有找到二者能够完全契合的實物,但根據簡影圖版、簡文内容、封檢形制、封檢書寫格式以及實物檢測等方面來看,這種所謂契合式的封檢形制,很可能是“合檄”的形制和樣式之一。

故宫学背景下的中国中古文物文献整理研究

2023年是故宫学提出和创立二十周年。故宫学是在特殊背景下形成的显学,不仅链接古今,而且贯通世界,具有典型意义。本文在故宫学背景下,疏理这二十年间,中国中古文物文献整理研究的若干热点,以见故宫学的广博内涵和发展轨迹,揭示故宫学对中国学术的重要影响。

《建康实录》汉魏禅代纪年考伪

据唐人许嵩所撰的《建康实录》,曹丕代汉称魏在建安二十六年(221年),而吴、蜀之事皆随之推后一年;吴用建安年号一直到建安二十八年。这与《三国志》记载不合。陈寿亲历三国时期,所撰《三国志》可信性很强;《三国志》以降的史书记曹丕代汉事亦皆在建安二十五年;文献与长沙走马楼简牍中也没有"建安廿八年"的出现。这表明《建康实录》的汉魏禅代纪年必误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