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固定与流传:文化记忆视域下的《长生殿》研究

洪昇将《长生殿》视作记忆的实验台,流传甚广的杨贵妃形象成为其选择的记忆重构对象,再经由贴身物件、故事场域、人物弹词等记忆的媒介,将记忆融入具有儒、释、道特色的仪式中。仪式具有典型的表演性和音乐性,成为记忆的黏合剂,使记忆在与受众的交互中发挥其文化层面的教化功能。杨贵妃的《霓裳羽衣曲》、李龟年的弹词以戏中戏、曲中曲的“元戏曲”形式,实现了过去与现在时空的记忆交叠。整体而言,被记忆的对象在具体的时空背景中,受到集体成员对身份认同的需求、社会期待视野等影响而得到重构,并以新的样貌重新进入当时代的集体记忆中,发挥记忆规范成员行为的功能,使得记忆在后世稳定流传。

浅析《长生殿》戏文的闹热性

《长生殿》是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名篇,“南洪北孔”之声誉即是因此作而得名。洪昇通过对历史的重新演绎寄寓了自己的故国之思与朝代更迭之下的复杂心绪。但《长生殿》毕竟是一部传奇,是在舞台上表演的艺术。不论它文词多么典雅,兴寄多么遥深,终归不能脱离“传奇”这种文体或艺术样式的框架。传统戏曲核心的要素--闹热性,一定会在字里行间显现出来,因为闹热事关戏曲娱乐的本质。本文拟从文本出发,管窥洪昇对作为表演艺术的《长生殿》,做出了哪些设计与编排。

梅派经典剧目《太真外传·长生殿》的表演特色

梅兰芳是京剧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创造的梅派艺术传达了东方美学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古典艺术,表演风格大方华贵、自然清丽,具有易学难工的特点。京剧《太真外传·长生殿》一折融合了歌舞元素,其中唱词、念白具有高雅的文学品位,音乐、舞蹈方面也有许多创新之处,能够完美展现梅派的神韵与特色,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本文以《太真外传·长生殿》中的唱腔、念白、身段和情感为重点,深入探讨梅派艺术的特色。

关联理论视角下汉语典故英译的翻译方法研究——以《长生殿》英译本中典故翻译方法为例

《长生殿》作为京剧的传统剧目,反映了当时历史时期政治文化生活,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代表性。其中典故的运用使得《长生殿》增色不少,同时也成为翻译的难点。本文从关联理论出发,对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采用的各种翻译方法的适用情况进行归纳总结,同时分析各种翻译方法的语用效果。作者发现,总体而言,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的译文尽可能地跨越语言的樊篱,帮助原文与译文重建了关联,交际意图得以实现,进而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播。最后,为关联理论视角下汉语典故的英译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长生殿》稗畦草堂原刻本考辨

《长生殿》原刻本由洪昇挚友吴舒凫主持刊刻,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已刻动,四十三年(1704)刻竣。洪昇《自序》落款的时间与地点互相牴牾,或因刊刻者将年份用语“己卯”、“癸未”中之一者误刻为“己未”,或因刻工擅补“题于孤屿草堂”一语。郑振铎所藏康熙间刻本一直被学界认作《长生殿》原刻本,而吴梅旧藏本才是《长生殿》所有版本中收录序跋、题词最为齐全的一种,版式与郑氏藏本同,呈现了《长生殿》原刻本最完整的面貌。刘世珩重刻《长生殿》是在吴梅旧藏原刻本基础上,经吴梅校订厘正而成,体现了吴梅对其所藏《长生殿》原刻本价值的高度重视。

《长生殿》子弟书中杨贵妃形象探究

取材自《长生殿》的子弟书共计13篇。与之前文学作品中痴情专一的杨贵妃形象不同,《长生殿》子弟书中的杨贵妃更具有世俗化,旗人化的特点。究其原因与子弟书创作者八旗子弟的特殊身份和清朝时期满汉文化融合有着密切的联系。

多模态话语分析视阈下昆剧剧本英译的意义建构——以《长生殿》英译本为例

中国昆剧是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瑰宝,汪班曾在其作品《悲欢集》中对《长生殿》部分上场演出剧本进行了英译,是昆剧剧本英译意义建构的典范。昆剧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具有多模态特性。非语言模态以视觉模态和听觉模态为主,对昆剧的意义建构作用重大。本文通过分析昆剧的多种模态,考察译文的多模态意义表达效果,并从建行形式、音韵表现、标点处理、意象传递等方面,对昆剧翻译策略进行了归纳总结,寻求最能体现昆剧特色的翻译方法。

论传统戏曲的翻译标准——兼评杨宪益、戴乃迭《长生殿》英译本

戏剧，一国文化艺术的瑰宝，像其他文化艺术形式一样，也面临着一个向外传播和交流的问题。在戏剧向外传播的过程中．翻译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目标文化受众了解外国戏剧魅力主要就是通过翻译这一渠道得以实现的。然而，戏剧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却给翻译工作提出了很多挑战．使得“译事之难”成为了戏剧翻译无法回避的话题。正因为戏剧翻译之难，译界对戏剧翻译研究甚少．尤其对中国戏剧翻译研究得更少．

《长生殿》的情话书写与洪昇“惟情观”

“千古帝妃情、异代文人心”,自唐代以来,唐玄宗与杨玉环的爱情故事数度被搬上舞台,常演不衰;而《长生殿》一经问世,其艺术性与思想性便超越了其他关于李、杨爱情题材的作品。剧作家洪昇规避了前人著述中的秽史情节,着力描摹李、杨二人间的真挚情感,该剧的情话书写极尽词工考究之能,具有极高的审美情趣与思想意涵,既体现了剧作家本人的“惟情观”,也彰显出戏曲文学的抒情传统与写意美学观。

道教文化与《长生殿》

该文认为，道教文化在唐明皇与杨贵妃文学故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唐明皇、杨贵妃题材的古代集大成剧作《长生殿》，杂取了大量的道教文化成分，使其情节关目受到深刻的影响，死生仙鬼的道教仙话模式是全剧情节的主线，人鬼仙、合离合等关目使全剧成为历史剧与游仙剧的二合一。道教文化因素，是作者抒情表意必不可少的手段，从这个角度看，剧作的后半部是全剧有机的、成功的组成部分。

论《长生殿》中的杨玉环形象的塑造

本文对“长生殿”中的杨玉环形象塑造作了论述，认为她有着统一性与矛盾性相结合、虚构性与真实性相依存、单纯性与复杂性相统一的特点，并且分析了这些特点形成的历史原因。

从《长恨歌》到《长生殿》

从白居易的《长恨歌》到新旧《唐书》,从白朴的《梧桐雨》到同类曲本,从洪?的《长生殿》到相关名剧,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悲欢录,终于成为于史有据但又浪漫永恒的中国第一爱情范式。

《长生殿》中杨玉环形象的文化学诠释

《长生殿》中杨玉环的形象从以下三个方面体现了清人进步的妇女观:一是她注重真情,情痴而妒,突破了"三从四德"、"夫为妻纲"传统妇女观的束缚,二是她多才多艺,曼舞轻歌,突破了以往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迂腐之论,三是她的从容赴死,忠为君王,突破了古已有之的"女色误国"、"女人祸水"的偏见。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诠释这一形象,应与三方面因素有关:一是儒家文化价值观念的淡化,二是市民商人阶层文化观念的形成,三是清代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激越的浪漫 凄美的感伤——《牡丹亭》和《长生殿》“情至”理想比较

汤显祖的《牡丹亭》和洪?的《长生殿》都歌颂了"情至"理想,然而由于时代和作家个人等方面因素,二者在"情至"、"情始"、"情追"、"情圆"等具体表现方面有着诸多不同。《牡丹亭》欢快激扬地唱响热烈与浪漫,《长生殿》则凄美婉转地吟出悲郁和感伤;前者是万物欣欣的阳天春日,后者是西风残照的落日余霞——绚丽至极却又透出几分萧瑟悲凉。

论《长生殿》的人文精神

洪昇的《长生殿》以历史上唐玄宗与杨玉环的故事为题材演绎出一段至情至性的爱情悲剧。在《长生殿》中 ,作者一改历史上对唐玄宗和杨玉环的传统定位 ,把他们塑造成为具有常人之人情人性的帝王夫妇 ,突出渲染了他们之间的情爱缠绵 ,尤其塑造了具有平等意识的杨玉环形象 ,反映出作者对真挚情爱和女性形象的深层思考 ,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

《长生殿》与《桃花扇》的互补性

《长生殿》与《桃花扇》具有互补性 ,在题材选择上 ,前者偏于虚 ,后者重于实 ;情政选择上 ,前者偏于情 ,后者重于政 ;悲剧成因上 ,前者偏于内因 ,后者重于外因 ;哲理命意上 ,前者是悲怆 ,后者是悖论。《长生殿》与《桃花扇》各以其独特风姿 。

同是“情”字,内涵有别——论《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中的情

《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都描绘了“情”,但“情”的意蕴有别。然而,不难发现这些“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的提高、创新和发展,没有前者,就不可能有后者。它们相互依靠,环环相扣,形成了中国戏曲链条式发展的格局。

《长生殿》、《桃花扇》与清初遗民心态

《长生殿》、《桃花扇》与清初遗民心态苗怀明《长生殿》、《桃花扇》可谓清代戏曲史上的双璧，这不仅表现为其刻画人物、结构布局、语言运用的创新与成功，而且还表现在其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和内涵上。这两部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们十分准确地反映了清初广大知识阶...

《长生殿》与《桃花扇》结构艺术比较

本文就清朝康熙年间被人们誉为"南洪北孔"的洪升和孔尚任的《长生殿》和《桃花扇》两部昆腔传奇在对历史材料的剪裁、结构线索、结构布局等结构艺术方面的特点和异同进行了比较分析和概括,并提出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