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现代长篇小说的萌生与确立

相较于国内现代长篇小说的发生、发展,贵州现代长篇小说起步颇为滞后,新时期到来之后才出版了真正意义上的首部长篇作品。20世纪三、四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贵州文坛分别有过长篇小说创作萌生却未竟的曲折经历,只是隐匿于故纸旧刊之间而鲜为人知。1978年《岩鹰》的出版让贵州现代长篇小说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艰难突围,也昭示着贵州作为省际区域内小说创作长篇时代的到来。自《岩鹰》面世至1985年,则是贵州长篇小说创作的发生与确立阶段,共出版了约21部作品,题材涉及农村、知青、民族、历史、现实生活等各个方面。站在全国视野中审视贵州现代长篇小说的发生与确立,虽然起步较晚、积累较少,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有了起色和进展,呼应了国内长篇小说创作的时代主潮。

“现代人”思想·长篇小说诗学·美学和历史视野——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1922—1949年)的几点思考

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思路是:以“现代人”思想为根,以长篇小说诗学为本,在美学和历史的视野下,通过对前二者融创度与完成度的探析与相关艺术问题的剖析、阐释,实现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发展历程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描述与定位,即在主潮中透视,在诗学中辨析,在审美中感悟,在时代中把握,进而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发展脉络、艺术得失。通过对现代长篇小说诗学艺术的深入揭示,对其中出现的一些重要的现象与问题加以理论的探讨与提升,深化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研究的问题意识,构建并拓宽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审美认知谱系,是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的一个有效范式。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文体成长与张恨水小说的历史地位

张恨水长篇小说的历史地位,只有从文体成长的角度,将其放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才能看得出来。1920年代的新文学长篇小说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偏重情绪主义,情节结构软弱;而张恨水小说则以市民生活为表现对象,偏重于客观化的自然主义叙述。他的《金粉世家》以浑圆的结构、磅礴的气势和天才的组织,成为现代长篇小说文体走向成熟的标志。1930年代的新文学长篇小说虽然摆脱了五四时期的柔弱,但在情节线索设置、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又存在着概念化、本质化和简单化的痼疾。同期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夜深沉》等小说则创造了更具有长篇小说文体意味的长时段成长叙述。1940年代的新文学长篇小说,或复制前现代时期的流浪汉叙事,或泥足于五四抒情主义,或陷于抗战罗曼司,在文体创造上乏善可陈。只有张恨水的《纸醉金迷》紧扣抗战后期陪都市民生活现实,以极其细密精微的自然主义叙述揭示了市民阶层的精神状态。张恨水为现代长篇小说文体的成长、成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新时代浪漫主义文学的体裁、写法与旨归——评杨志军的长篇小说《雪山大地》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统一的文坛实际上已是一种虚构”,^(①)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或未来诗学性质的浪漫主义悄然退却。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浪漫主义作家已然成了“散兵游勇”。浪漫主义文学的精神构成——崇高、自然、神性、殉道等同样被遗弃。在此情形下,新时代文学若要复现浪漫主义的伟力,就得证明浪漫主义与理性是相调和的。杨志军近年来的长篇小说《最后的农民工》《你是我的狂想曲》《巴彦克拉山的孩子》等就是这样的证明。

大明王朝覆灭的别样思考与叙述——关于王彬长篇小说《丰泰庵》

2024年年初,我收到恩师王彬新近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丰泰庵》。先后两次认真地读过《丰泰庵》之后,我才发现,王彬完全称得上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孤陋寡闻的我,此前只知道王彬是一位学有所成的学者,一位优秀的散文家。殊不知,他竟然也还是一位被学者和散文家的光芒和声名严重遮蔽了的优秀小说家。

抗战前期碧野编辑活动及长篇小说《南怀花》出版考论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的文学艺术生产处于凋敝状态,长篇小说的出版更为困难。1937年7月至12月、1938、1939年近三年内出版的长篇小说整体数量不多,初版则不超过20种。作为建国后以散文创作见长的碧野,年轻时曾主持北战线《阵中日报》文艺副刊“军人魂”,有过战时报纸文学副刊编辑生涯。他在编辑工作之余创作的长篇小说《南怀花》,是一部表现抗日战争正面作战的悲壮之作,限于客观条件当时正式公开出版的可能性不大,但小说部分内容则先行发表过。其后这部小说手稿的遗失是一个悲剧,同时也侧面呈现了抗日战争时期编辑事业和作家创作的复杂性,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特征。

国际中文教育视野下文学作品的文化叙事研究——以余华当代长篇小说《文城》为例

余华新近发表的长篇小说《文城》里有精彩的故事情节,亦有深厚的文化内容,值得作为国际中文教育尤其是高级阶段留学生的教学内容。优秀的当代长篇小说里不仅有鲜活生动的语言,也有千姿百态的文化。教师应该通力合作,挖掘并讲好当下优秀小说里的中国文化故事,以激发留学生中国语言文化的学习兴趣。

第一人称叙事下的反转故事——论贾平凹长篇小说的视角魔术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中,全篇采用第一人称视角人物叙事的方法重复了六次,可见他对此法的钟情程度。叙事视角和人称的变换作为一种重要的小说艺术,不仅促进了贾氏文学创作思想艺术的成熟,也丰富了当代小说的叙事艺术。尤其是用第一人称人物视角来叙事能达到一种“深入揭秘”的效果,将隐秘细节和心理入情入理地展现出来,获得读者的共情,达到情感或评价反转的效果,这是典型的视角魔术,也是贾氏的特色与贡献。

“一会一杂志”与陕西长篇小说的发展

以“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为发端,在陕西老中青作家、评论家、文学编辑的共同努力之下,陕西长篇小说打破“零作品”的冰封状态并后劲十足,先后推出《平凡的世界》和《浮躁》两部重量级作品;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状态的改变离不开《延河》杂志及其同人的帮助。《延河》从一开始就承担起培养文学新人的重担,在新时期不仅推出陕西“五虎上将”,更推动新时期陕西作家群尤其是书写长篇小说作家队伍的崛起;陈忠实与《延河》的渊源不仅在于《延河》为《白鹿原》做了文学铺垫,更在于《延河》编辑李星对陈忠实的帮助与激励。

西欧现代小说与普希金的长篇小说化创作

俄罗斯经典长篇小说起始于普希金,这一定论并非不可商榷。现代长篇小说成为文学主导体裁后,整个文学都受其影响而发生“长篇小说化”倾向。文艺复兴时期以来西欧现代长篇小说得到形成与发展,其成果被普希金所吸纳,在他的抒情诗、短篇小说集、叙事长诗等创作中都体现出“长篇小说化”倾向,他也因此成为《当代英雄》《死魂灵》“瓜熟蒂落”的直接先驱。“长篇小说化”不但是文学创新的强大动力,也是20世纪社会文化的普遍存在形态。

文明的积淀与历史的风情——评津子围长篇小说《大辽河》

津子围是一位有着鲜明个人风格的作家,他的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先后发表的《童年书》《口袋里的美国》《十月的土地》等作品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长篇新作《大辽河》是一部以辽河为题材的小说,是一部地方志,也是一部边地书,它和其他小说共同构建了津子围的小说美学和文学理想。津子围在历史和文学的经纬中再现了古老东方文明的面影,光阴荏苒沧海桑田,那些逝者如斯的千年往事如此愉悦曼妙却不失悲伤惆怅地熙熙而来。

“北疆文化”重要内涵在长篇小说《匠者》中的体现方式评析

“北疆”是指包括新疆、内蒙古、黑龙江在内的整个中国北部边疆区域。但从历史和现实的情况看,“北疆”始终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中心区域。“北疆文化”是自古以来北疆区域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涵盖草原文化、农耕文化、渔猎文化、生态文化、工业文化、蒙古马精神、“三北精神”等内容。赵海忠先生长篇小说《匠者》的出版,为“北疆文化”的内涵阐释和公众传播提供了可读、可思、可想的另类途径。《匠者》以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为背景,描写了杏村几十年的发展变化。小说以新颖的视角、灵动的语言、风趣的人物性格、错综跌宕的故事情节,向广大读者展示了北疆乡村的风土人情和“北疆文化”的丰富内涵。

“十七年”时期现实题材长篇小说乡村空间书写嬗变论

当代现实题材长篇小说的乡村空间书写,不仅是小说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反映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革命政治文化的影响下,乡村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十七年”时期现实题材长篇小说的乡村空间书写,反映了这场变革对当代中国乡村的影响。文章以《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艳阳天》为考察中心,通过小说中民居空间、民俗空间、政治生活空间书写呈现的“政治化”嬗变,观照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乡村政治与文化的变迁。

有机论解构与“物性的幽灵”--重探现代长篇小说中的环境描写

一般认为,小说的“三要素”是人物、情节和环境。通行小说理论往往在小说“三要素”之间建立某种阐释关联,即在分析单一要素时,将其作用指向其他两者。在这种视域下,环境描写的作用一般就是烘托人物形象、推进情节发展等。这种主流观点在很多文学概论教材中都得到了表述和固化(1),但其在处理长篇小说中的环境描写时往往适用性不足,甚至出现相反的情况。近年来,“物转向”(material turn)(2)作为一股颇为强劲的理论思潮已由“西”而“中”,极大地影响了当前的学术生产。

以一滴水的姿态融入新乡村叙事——评王选长篇小说《青山隐》

新时代山乡巨变,为新乡村叙事提供了巨大的场域和多种可能。王选《青山隐》立足在情感上与乡村的传统和当下共通共融,注重寻找并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有益地尝试新的叙述话语和叙述路径,在人文关怀、精神指认和叙事伦理上呈现出不同于前代作家的气质。

《登春台》与新时代长篇小说的创作特征

自从进入新时代以来,“讲好中国故事”就成为中国小说家的共同追求,长篇小说创作在这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长篇网络小说和长篇科幻小说愈发繁荣,传统型的长篇小说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艺术质量有了很大提升,如梁晓声的《人世间》、陈彦的《主角》、李洱的《应物兄》、徐则臣的《北上》、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王跃文的《家山》、葛亮的《燕食记》、艾伟的《镜中》等长篇小说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城市空间与1990年代知识分子——重读贾平凹长篇小说《废都》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触及20世纪国内长篇小说指涉城市空间与知识分子在脉络谱系上的“断裂”与“接续”。此外应指出,《废都》出版后学界、批评界的讨论并未充分联系小说当中“西京”这一城市空间形态,事实上只有厘清相关问题,才能更深入地阐述1990年代初期写作者如何理解城市与想象城市、如何处理城市空间与知识分子生存境遇之间的书写关系等议题。

都市爱情的个人化写作——叶灵凤1930年代长篇小说创作论

江苏籍作家叶灵凤的现代长篇小说创作集中于1930年代,纵观其小说《红的天使》《时代姑娘》《未完的忏悔录》《永久的女性》等,蕴含着典型的个人化写作特质。他的小说聚焦青年男女的都市爱情,注重剖析人物的精神世界,挖掘人物的隐秘心理,揭示妒忌软弱的人性弱点,刻画凄美的爱情悲剧。叶灵凤1930年代的长篇小说创作既是其1920年代爱情小说的延续,又在都市爱情的包裹之下体现出现代性的追求。通过回溯叶灵凤1930年代的长篇小说,阐释其聚焦都市爱情的个人化写作特质,以进一步推动学界的叶灵凤研究。

论洪灵菲长篇小说的“悲哀哲学”

曾与蒋光慈、阳翰笙齐名的革命作家洪灵菲创作了诸多小说,但其文学活动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对其生平创作或左翼写作进行梳理或是从区域文化视角进行分析,却忽视了其长篇小说所彰显的浪漫感伤气质以及体现出的“悲哀哲学”。本文阐释了洪灵菲长篇小说“悲哀哲学”的内涵与外延,即“悲哀哲学”为浪漫主义的变种,它是个人主义、颓废主义、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神秘主义、唯美主义的集合,通过浪漫的唱诗进行文本呈现。在此基础上从性格、经济、情感等角度对“悲哀哲学”的成因进行分析,最终揭示“悲哀哲学”图腾下的人生之路。由此再现这位曾经风靡时代、当下却默默无闻的作家的创作风貌,再现该时期小说的创作风致。

《大望》:被误读的“忏悔文学”——评李凤群长篇小说《大望》

伴随着梁启超“自悟其罪,自认其罚”的应时而起,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开始思索中华民族的苦难史,自觉建立起“忏悔意识”。鲁迅先生开“忏悔文学”先河之作《狂人日记》带有启蒙意味地书写了“从头忏悔,改过自新”的时代议题。自此,“忏悔文学”应运而生,关于“忏悔”主题的作品贯穿整个近当代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