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思想·长篇小说诗学·美学和历史视野——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1922—1949年)的几点思考

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思路是:以“现代人”思想为根,以长篇小说诗学为本,在美学和历史的视野下,通过对前二者融创度与完成度的探析与相关艺术问题的剖析、阐释,实现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发展历程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描述与定位,即在主潮中透视,在诗学中辨析,在审美中感悟,在时代中把握,进而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发展脉络、艺术得失。通过对现代长篇小说诗学艺术的深入揭示,对其中出现的一些重要的现象与问题加以理论的探讨与提升,深化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研究的问题意识,构建并拓宽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审美认知谱系,是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的一个有效范式。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文体成长与张恨水小说的历史地位

张恨水长篇小说的历史地位,只有从文体成长的角度,将其放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才能看得出来。1920年代的新文学长篇小说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偏重情绪主义,情节结构软弱;而张恨水小说则以市民生活为表现对象,偏重于客观化的自然主义叙述。他的《金粉世家》以浑圆的结构、磅礴的气势和天才的组织,成为现代长篇小说文体走向成熟的标志。1930年代的新文学长篇小说虽然摆脱了五四时期的柔弱,但在情节线索设置、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又存在着概念化、本质化和简单化的痼疾。同期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夜深沉》等小说则创造了更具有长篇小说文体意味的长时段成长叙述。1940年代的新文学长篇小说,或复制前现代时期的流浪汉叙事,或泥足于五四抒情主义,或陷于抗战罗曼司,在文体创造上乏善可陈。只有张恨水的《纸醉金迷》紧扣抗战后期陪都市民生活现实,以极其细密精微的自然主义叙述揭示了市民阶层的精神状态。张恨水为现代长篇小说文体的成长、成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新时代浪漫主义文学的体裁、写法与旨归——评杨志军的长篇小说《雪山大地》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统一的文坛实际上已是一种虚构”,^(①)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或未来诗学性质的浪漫主义悄然退却。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浪漫主义作家已然成了“散兵游勇”。浪漫主义文学的精神构成——崇高、自然、神性、殉道等同样被遗弃。在此情形下,新时代文学若要复现浪漫主义的伟力,就得证明浪漫主义与理性是相调和的。杨志军近年来的长篇小说《最后的农民工》《你是我的狂想曲》《巴彦克拉山的孩子》等就是这样的证明。

国际中文教育视野下文学作品的文化叙事研究——以余华当代长篇小说《文城》为例

余华新近发表的长篇小说《文城》里有精彩的故事情节,亦有深厚的文化内容,值得作为国际中文教育尤其是高级阶段留学生的教学内容。优秀的当代长篇小说里不仅有鲜活生动的语言,也有千姿百态的文化。教师应该通力合作,挖掘并讲好当下优秀小说里的中国文化故事,以激发留学生中国语言文化的学习兴趣。

第一人称叙事下的反转故事——论贾平凹长篇小说的视角魔术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中,全篇采用第一人称视角人物叙事的方法重复了六次,可见他对此法的钟情程度。叙事视角和人称的变换作为一种重要的小说艺术,不仅促进了贾氏文学创作思想艺术的成熟,也丰富了当代小说的叙事艺术。尤其是用第一人称人物视角来叙事能达到一种“深入揭秘”的效果,将隐秘细节和心理入情入理地展现出来,获得读者的共情,达到情感或评价反转的效果,这是典型的视角魔术,也是贾氏的特色与贡献。

“一会一杂志”与陕西长篇小说的发展

以“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为发端,在陕西老中青作家、评论家、文学编辑的共同努力之下,陕西长篇小说打破“零作品”的冰封状态并后劲十足,先后推出《平凡的世界》和《浮躁》两部重量级作品;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状态的改变离不开《延河》杂志及其同人的帮助。《延河》从一开始就承担起培养文学新人的重担,在新时期不仅推出陕西“五虎上将”,更推动新时期陕西作家群尤其是书写长篇小说作家队伍的崛起;陈忠实与《延河》的渊源不仅在于《延河》为《白鹿原》做了文学铺垫,更在于《延河》编辑李星对陈忠实的帮助与激励。

文明的积淀与历史的风情——评津子围长篇小说《大辽河》

津子围是一位有着鲜明个人风格的作家,他的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先后发表的《童年书》《口袋里的美国》《十月的土地》等作品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长篇新作《大辽河》是一部以辽河为题材的小说,是一部地方志,也是一部边地书,它和其他小说共同构建了津子围的小说美学和文学理想。津子围在历史和文学的经纬中再现了古老东方文明的面影,光阴荏苒沧海桑田,那些逝者如斯的千年往事如此愉悦曼妙却不失悲伤惆怅地熙熙而来。

“北疆文化”重要内涵在长篇小说《匠者》中的体现方式评析

“北疆”是指包括新疆、内蒙古、黑龙江在内的整个中国北部边疆区域。但从历史和现实的情况看,“北疆”始终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中心区域。“北疆文化”是自古以来北疆区域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涵盖草原文化、农耕文化、渔猎文化、生态文化、工业文化、蒙古马精神、“三北精神”等内容。赵海忠先生长篇小说《匠者》的出版,为“北疆文化”的内涵阐释和公众传播提供了可读、可思、可想的另类途径。《匠者》以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为背景,描写了杏村几十年的发展变化。小说以新颖的视角、灵动的语言、风趣的人物性格、错综跌宕的故事情节,向广大读者展示了北疆乡村的风土人情和“北疆文化”的丰富内涵。

“十七年”时期现实题材长篇小说乡村空间书写嬗变论

当代现实题材长篇小说的乡村空间书写,不仅是小说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反映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革命政治文化的影响下,乡村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十七年”时期现实题材长篇小说的乡村空间书写,反映了这场变革对当代中国乡村的影响。文章以《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艳阳天》为考察中心,通过小说中民居空间、民俗空间、政治生活空间书写呈现的“政治化”嬗变,观照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乡村政治与文化的变迁。

以一滴水的姿态融入新乡村叙事——评王选长篇小说《青山隐》

新时代山乡巨变,为新乡村叙事提供了巨大的场域和多种可能。王选《青山隐》立足在情感上与乡村的传统和当下共通共融,注重寻找并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有益地尝试新的叙述话语和叙述路径,在人文关怀、精神指认和叙事伦理上呈现出不同于前代作家的气质。

《登春台》与新时代长篇小说的创作特征

自从进入新时代以来,“讲好中国故事”就成为中国小说家的共同追求,长篇小说创作在这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长篇网络小说和长篇科幻小说愈发繁荣,传统型的长篇小说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艺术质量有了很大提升,如梁晓声的《人世间》、陈彦的《主角》、李洱的《应物兄》、徐则臣的《北上》、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王跃文的《家山》、葛亮的《燕食记》、艾伟的《镜中》等长篇小说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都市爱情的个人化写作——叶灵凤1930年代长篇小说创作论

江苏籍作家叶灵凤的现代长篇小说创作集中于1930年代,纵观其小说《红的天使》《时代姑娘》《未完的忏悔录》《永久的女性》等,蕴含着典型的个人化写作特质。他的小说聚焦青年男女的都市爱情,注重剖析人物的精神世界,挖掘人物的隐秘心理,揭示妒忌软弱的人性弱点,刻画凄美的爱情悲剧。叶灵凤1930年代的长篇小说创作既是其1920年代爱情小说的延续,又在都市爱情的包裹之下体现出现代性的追求。通过回溯叶灵凤1930年代的长篇小说,阐释其聚焦都市爱情的个人化写作特质,以进一步推动学界的叶灵凤研究。

论洪灵菲长篇小说的“悲哀哲学”

曾与蒋光慈、阳翰笙齐名的革命作家洪灵菲创作了诸多小说,但其文学活动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对其生平创作或左翼写作进行梳理或是从区域文化视角进行分析,却忽视了其长篇小说所彰显的浪漫感伤气质以及体现出的“悲哀哲学”。本文阐释了洪灵菲长篇小说“悲哀哲学”的内涵与外延,即“悲哀哲学”为浪漫主义的变种,它是个人主义、颓废主义、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神秘主义、唯美主义的集合,通过浪漫的唱诗进行文本呈现。在此基础上从性格、经济、情感等角度对“悲哀哲学”的成因进行分析,最终揭示“悲哀哲学”图腾下的人生之路。由此再现这位曾经风靡时代、当下却默默无闻的作家的创作风貌,再现该时期小说的创作风致。

论茅盾长篇小说《锻炼》的创作与修改

《锻炼》是茅盾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理解和把握茅盾创作后期思想内涵和艺术风格的重要文献。《锻炼》创作于1948年,经历了“创作-修改-出版”三个阶段。1979年,茅盾整理旧稿时,新增了两章描写上海官办难民收容所情景的内容。茅盾个人复杂的生活经历造就了《锻炼》较为复杂的创作过程。同时,茅盾对《锻炼》的修改,既体现出对时代精神的呼应,又有出于创作实际的考量,象征着其现实主义创作的不断成熟。

论“徐芾东渡”故事与张炜的长篇小说创作

张炜主张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应该向民间口头文学汲取营养,徐芾东渡故事这一民间口头文学资源在他的长篇小说中得到了独特运用。从小说发生学的意义上来看,徐芾东渡故事是张炜小说的叙事动力,是张炜小说主人公的精神支柱和研究对象,是小说情节往前推进的依据。徐芾东渡故事在张炜小说中的存在既笼罩全篇,又具体融入故事情节之中,它的存在形态主要有三种:一是直接由叙述者叙述,二是在古歌中呈现,三是在其他人物的“作品”中呈现。因与现实的密切关联,徐芾东渡故事的运用使得张炜小说主题的表达具有强烈的隐喻性质。中国口头文学元素赋予张炜小说创作鲜明个性特征,充分体现出民间口头文学传统对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重要意义。

江南水乡想象与地域人物书写——论余华九十年代长篇小说

余华在九十年代持续推出了三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故事建构在江南水乡的空间场域,河流、池塘、细雨等意象参与了人物的情感体验和生命历程。余华在小说中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家庭亲情伦理,他笔下的人物失去了父母的护佑和兄弟的关爱,但他们却在家庭之外寻到了生命的温情,并在成长的苦难中坚守“爱”。欲望是生命的主体性象征,余华通过书写人物的旺盛食欲和蓬勃性欲,彰显了小人物在面对时代和命运的压迫时对生命的执着。

意象、记忆与贾平凹长篇小说的现实主义新变

贾平凹长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有传统与现代两型。动物被有效地嵌进日常的意义链条之中。作为建构符码的狗,几乎成为贾平凹长篇小说的公约性编码。垃圾在城市里的命运,表征了人情的冷漠和社会的异化。贾平凹的日常书写仿佛传统工艺中的刺绣和雕刻,充满了精细与流动的时间感。土改和游击队故事的解构写法是贾平凹诉诸日常的文学观的体现,是基于人性、人情的人本主义和抵达日常生活深处的现实主义调适的结果。贾平凹建构的世界,颇有十字路口的历史景观。日常多以传统形式被冲击。化日常为神奇,从熟悉到陌生的过程,也许是贾平凹长篇小说自我超越的关键。

迟子建长篇小说中的审美意蕴研究

迟子建的长篇小说以其独特的审美意蕴和深刻的人文关怀,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丰富多彩、复杂多变的世界。本文通过文献分析对迟子建的长篇小说的审美意蕴进行研究,剖析了其作品中的情感之美、思想之美、叙事之美。她的作品不仅展现了丰富的情感世界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更在叙事艺术和语言魅力上达到了新的高度。

文学期刊与新世纪长篇小说发展——以《当代》为中心

世纪之交谋求转型的文学期刊将长篇小说视作救市之举,通过增加版面、组织活动、跨媒介互动等多种形式大力发展长篇小说,推动了新世纪长篇小说的繁荣。作为现实主义文学重镇,《当代》亦积极参与长篇小说风尚,对丰富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作出有益贡献的同时,也对刊物自身发展形成了桎梏。以《当代》为例,探究文学期刊与新世纪长篇小说之间互动脉络与背景成因,探寻新世纪多元文学现场。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近年长篇小说本土化的探求及反思

文学本土化与中国式现代化总体进程密切相关,是文学领域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之一。具体而言,近年长篇小说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探索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语言本土化层面积极建立汉语的主体性,二是积极借鉴中国文学资源以探寻长篇小说叙事艺术的本土化。从总体上来看,长篇小说领域兴起的本土化探索趋向,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新时代文学对百年中国文学潜隐的西方化倾向进行反思的必然结果,更是中国作家立足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情势以建构中国文学的主体性与独创性的积极性尝试。不过,长篇小说领域的文学本土化探索也存在“地方性”不能很好地体现“中国性”和“世界性”,以及不能很好地兼顾“质”与“文”和“道”与“器”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