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视角下的有声阅读:历史演变、功能进化与实践想象

我国有声阅读活动可追溯到上古时期。从身体与阅读的关系视角来看,有声阅读呈现出仪式化阅读、流动式阅读、独立式阅读和交互式阅读四个演进阶段,身体呈现出文本、接入、陪伴和感知的功能,随之推动身体与阅读的关系从陌生走向交互。基于当下有声阅读实践,文章提出,有声阅读应回归身体、打造沉浸式阅读空间、全面覆盖身体的接入场景,塑造陪伴弱势群体的虚拟化身,进一步推动身体与有声阅读交互升维。

阅读造就学术大师——王国维个人阅读史述略

王国维是著名的学术大师。他的学术声望令人仰慕,他的生命结局令人叹惋。王国维的一生是阅读的一生,他是一个以读书为志业、以学问为生命的人。王国维终生恪守“阅读以求真理”的阅读旨趣,他终生“跟着书走”,以书为生命伴侣。王国维的学问行程,大体表现为“读书→思考→成果”这样的程式逻辑。勤读与精思并重,由此获得自得性的独特论断,这是王国维阅读史的优异之处。王国维的阅读史,对于今人铸就自己的阅读人生具有独特的启发意义。

“四大奇书”连称的关键词批评及阅读史意义

作为古代通俗章回小说一类重要的接受现象,历代读者尝试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连称为“四大奇书”。基于特定的社会情境,“四大奇书”的连称往往会限定通俗章回小说各种意义符号被诠释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既限定世人批评行为的介入方式,亦影响世人诠释实践的逻辑。“四大奇书”的关键词批评不仅是一个批评论断,而且作为一类认知视角而存在,更是一种批评行为。它促成了一定的群体习惯,改变了读者阅读的理解途径与意见生成,最终形成一种阐释范式,反过来制约读者的自由阅读。探讨“四大奇书”连称的阅读史意义,既要注意历代文教生态之于文本阐释的群体性表达,亦应重视读者个体建构的艰难努力。

沈从文阅读史发覆

仔细比对、考辨沈从文的自述与创作,辅以参照周边人的指证,能最大程度地挖掘出沈从文的阅读史。沈从文的阅读对象广涉古今中外,可分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与非文学类著作四类。随着创作的日臻成熟,沈从文的阅读选择从随意性转向系统性,接受倾向从技法借鉴转向思想层面,接受方式从模仿挪用转为创造性转化。沈从文的知识结构在创作初期就形成了民间文化、传统文化、外国文化三条线索,三者相互交织、彼此渗透,为沈从文的创作提供活力。

阅读史视角下“鲁迅”确立之过程——评《越境:“鲁迅”之诞生》

鲁迅研究无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显学,其前期成果不可谓不丰,但研究瓶颈亦随之而来。李冬木摒弃颂圣赞伟的一般“阐述”,而取阅读史之视角,经由翔实的文献调查和细致的文本考证,还原了一个事实层面的鲁迅。《越境:“鲁迅”之诞生》一书通过考索鲁迅的阅读史,探讨其之所以成为“鲁迅”的精神机理。该书由十五篇论文结集而成,每篇各有侧重,呈现了鲁迅思想形成的复杂面向。

阅读史视域下毛泽东“第二个结合”意识的孕育

“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创新观点,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和实践底色。毛泽东既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创见,又有“第二个结合”的自觉意识并身体力行。毛泽东“第二个结合”的自觉意识是渐进深化和一以贯之的。为了找寻中国的出路,毛泽东早年广泛涉猎古今中外各类书籍,形成了丰厚的知识积淀。对各种知识资源的比较鉴别,推动了毛泽东向马克思主义者的渐进转向。得益于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扬弃、对自我意识的自觉关照、对实事求是的自觉追求,得益于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运用,毛泽东形成了对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创造性转化了传统知识资源,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太宰治《人间失格》在中国三十年的阅读史

近三十年来,太宰治文学尤其是《人间失格》在中国被不断翻译、评论和研究,形成了一段值得论析的阅读史。归结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社会学层面,认为《人间失格》是日本战败后社会的一面镜子;二是心理学层面,从人类共通心理的角度阅读《人间失格》,寻求情绪宣泄、心理治疗及审美转化等功能诉求;三是现代性与当代性层面,《人间失格》被年轻读者赋予了新的意蕴,以诠释部分当代人的生存状态。《人间失格》及其阅读史作为中国的外国文学、日本文学阅读接受的一个重要案例,具有一定的分析研究价值。

宋书棚本《唐女郎鱼玄机诗》阅读史考论

阅读史研究一般是通过探究阅读者与文本、时间、地点等要素的关系,挖掘阅读活动对于书籍的影响。文章结合《唐女郎鱼玄机诗》序跋,介绍了朱承爵、项元汴、沈梥、黄丕烈等名家的收藏情况,以曹贞秀等人的阅读为例和以黄丕烈收藏该书期间的两次唱和活动为代表,探讨了个体阅读与群体阅读两种阅读方式,展现了阅读者的旨趣和群体阅读的倾向。

阅读史视角下的“西学东渐”问题——评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

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书,以阅读史视野展开对“西学东渐”这一近代思想变迁问题的研究。阅读史研究侧重读者和书籍关系、读者的阅读实践和书籍在阅读过程中的意义重建等向度,为探究近代知识生成和思想流变构建了具体的历史场景。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研究,对分析士人心态、重塑近代历史人物形象、探析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深入研究晚清士人的阅读史,可以超越既存历史认知,探知历史本来面目,在时代变迁的潮流中寻绎历史的意义。通过阅读潘光哲著作,既可从阅读史研究视野窥探晚清士人思想变迁之路径,亦可体悟文献研究之方法,更能从著者征引的史料和注释出发,见微知著。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新思路——评李根亮著《〈红楼梦〉阅读史》

长江大学人文与新媒体学院李根亮博士的《〈红楼梦〉阅读史》由齐鲁书社出版了,展读之余,不禁感慨当前的红学研究现状。近年来,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红学研究其实已经出现了困境,上世纪末的红学热闹情景已经很难重现。本人阅读最近出现的有关论文和著作,也常常难有心动的感觉,不过在读完《(红楼梦)阅读史》之后,突然有了一种惊喜。

《盛京时报》的宣传与阅读——基于报刊阅读史视角的考察

报刊是日本在近代对东北进行文化侵略的重要工具。从报刊阅读史视角来看,以《盛京时报》为代表的日系中文报刊通过订阅、零售、政治摊派等方式进行空间拓殖,以达到在物理层面接近更多读者的目的;通过辛辣的时评言论、多样的征稿方式和读编互动“招徕”与“灌输”读者,从而实现精神层面对读者的文化殖民。一部分读者在阅读后产生了“追慕殖民”的阅读反应,还有一部分民族认同感高的读者能够清醒认识到日本人的殖民意图并进行殊途同归的“反抗殖民”实践,体现了当时国人面对文化殖民的反抗意识。

阅读史视野下的宋代士人与读书——以黄庭坚为中心的考察

读者与文本的交流,除了形成文学作品的意义,阅读文本往往也成为一种创造性的转换,读书诗就是此类典范,但一般论者往往忽视其史料价值。北宋承五代之乱,社会秩序以及道德伦常受到严重破坏,知识分子为了重建社会秩序以及道德伦常,因而也产生一股自我理性反省的时代思潮。这一时期,由于科举规模与内容的扩大、书籍出版的技术革新,加之“诗从书中来”的风气渐盛,读书诗由此兴起。在阅读史的视野下,尝试通过对黄庭坚及其读书诗的研究,借以探察宋代士人关于阅读的各类活动,并兼而论述读书诗的史料价值及其意义。

晚清文人日记中的王船山阅读接受史

曾国藩、王闿运、郭嵩焘等三十多位晚清文人日记都有阅读、评议王船山的相关记录,从一个侧面呈现了晚清文人的王船山阅读接受图景,折射出他们的思想变化。金陵版《船山遗书》的出版引起一轮船山作品阅读热潮。戊戌变法前后,由于船山学暗合维新革命思想,又引起新一轮的船山作品阅读热潮。在这两次的船山作品阅读热潮中,晚清文人的阅读旨趣有很大不同。从整个晚清船山阅读史、思想史来看,晚清文人从早期欣赏船山经学转向船山史学,船山作品阅读旨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原因有船山学自身的发展、时代的发展变化等。船山学在晚清的发生,与王船山作品在这一时期被大量阅读、接受密不可分。阅读史即思想接受史,晚清文人大量的阅读挖掘出了船山思想的精神养分,对船山学的发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日记视域下的《黄书》阅读接受史

作为王船山的重要著作之一的《黄书》,在文人日记中提及较多。随着金陵版《船山遗书》的出版,《黄书》也正式面世,并在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时期成了畅销书,成为近代文人探讨历史与现实的重要资源。从整个《黄书》阅读史来看,同治年间的文人对《黄书》评价不高;而在戊戌变法前后,《黄书》渐渐成了维新革命的重要思想来源,文人对《黄书》的评价也越来越高。上个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侵华的扩大,《黄书》成了弘扬民族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备受推崇。每到历史的转折时期,《黄书》都会成为文人争相阅读的书籍,其流播也就越广泛。

日记视域下王船山《读通鉴论》阅读接受史

从文人日记的相关记载看,金陵版《船山遗书》出版后,王船山的《读通鉴论》一时间成了畅销书,成了广受文人阅读的历史论著。《读通鉴论》的集中阅读时段是在金陵版《船山遗书》出版之后的同治年间、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时期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戊戌变法前后,随着西方侵略者入侵,救亡图存成了时代唯一主题,《读通鉴论》史学思想受到当时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成为强大的思想武器,对晚清思想革新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中国近现代历史来看,每到历史转折时期,《读通鉴论》都会成为热读书籍,其流播也越发广泛。

梁启超的“涉日”阅读史与“新文体”的生成

书面语言范式及文体变革,在近代中国文学转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时代舞台中央的梁启超及其文学实践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历史性意义。梁氏“流质多变”的转型期文化品格,与其不断“遭遇”新知识、新思想、新文化相关。在“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梁氏广泛阅读古今中西各种典籍,并通过报章宣传实践,“更新”着既定的文体。梁启超的“新文体”与他阅读与日本相关的书籍,特别是戊戌东渡旅日期间阅读日本书籍的启发以及相关的模仿实践有着莫大联系。新文体关联着“知识”,而又在“情感”层面别具魔力,而它的消亡,亦来自这种特点本身。在近代中日“文”之传统演变的进程中理解“新文体”,可以管窥由“改良文言”到“改良白话”的历史进程。

民国时期京师通俗图书馆的历史考察

京师通俗图书馆(北平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是民国时期北京重要的面向大众的公共图书馆,在北京的社会教育开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文主要从社会教育与民众阅读角度考察京师通俗图书馆,勾勒京师通俗图书馆的阅读生活图景,探讨京师通俗图书馆的规章制度与阅读服务,分析读者群体的阅读和反馈行为。得出京师通俗图书馆向读者提供了多样的社会服务,图书馆不只是一个书籍借阅机构,还作为一个社会文化机构参与到读者的日常生活中,有助于读者文化素养的提高,对民国时期的社会教育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以期为民国时期图书馆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查禁与阅读:“四大奇书”流布的两种面向及思想史价值

明清统治阶层通过查禁促成“四大奇书”流布的“小说淫词”社会身份。“诲淫诲盗”作为一种批评话语,限定了“四大奇书”存在意义的多维阐释及与世人交流的沟通渠道。与此同时,近现代读者采用阅读式的审美批评,强调对“四大奇书”文本的直接体悟式品评,意图消解“诲淫诲盗”的先入之见,促成了“奇”性阅读趣味及读者心灵满足式、精神独白式批评的另一种接受局面。可见,关注查禁与阅读的交织之于通俗章回小说在不同时期的流布细节,能够揭示通俗章回小说在历史长河中被加以公共性塑造的文化必然性,多角度构建通俗章回小说的历代批评史。

年少何妨“乱”读书——从个人阅读史再思阅读指导之义

人生漫长,但少年时光就那几年。那是漫漫人生的起点,生命刚刚打开,一切正要展开,像朵蓓蕾,孕育着一切可能的金色的梦。“乱”读我少年时代,父母成天忙于生计,顾不上我们。我们就如风雨中一根草一棵树,恣意地生长。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所有少年一样,我的阅读也是从翻阅小人书开始的。当然,如果“听”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算一种“读”,我的阅读就应该是从听故事开始的。这些完全不是大人的要求,也不是别人安排、下发的任务,一切自然而然。

中国新感觉派对谷崎文学的接受与转化——基于刘呐鸥日记的阅读史考察

以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为核心成员的新感觉派,其开放多元的文艺取向在同人正式聚合前的沉潜期(1926—1928年)已大体成形。除各人的文艺趣好本就存在交叠暗合外,刘呐鸥更以一己之阅读品味推动施蛰存等人早期文艺观的塑成。考察刘呐鸥1927年日记中的阅读线索,辅以各人的创作实践,可知在多种文学影响来源中,唯美主义尤其是谷崎润一郎的作品是联结文友旨趣的重要纽带。他们对谷崎文学的接受背后交织着个人审美情志和紧扣时代脉动的文学关怀,其接受动机大体上是外向而非内倾的。对谷崎文学的共同喜好不仅构成了新感觉派聚合的向心力,更形塑了团体的创作路向,沉淀并内化为流派的基本气质。不过,新感觉派对唯美颓废元素的运用一贯较节制,显现出接受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