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用航空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模型检验

民用航空产业集聚是构建高端供求市场、高度产业协作、高度交通便利而实现区域资源优化配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采用2009—2020年省级数据,探究民用航空产业的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和竞争效应3种集聚模式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进一步检验集聚效应的阶段性作用。结果表明,随着集聚水平的上升,民用航空产业的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呈先抑制、后驱动的影响,竞争效应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呈正相关关系。

基于面板门槛回归的物流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贡献研究

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最具实力和发展前景的经济区域,研究其物流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超效率SBM模型和熵权-TOPSIS模型测算2005—2020年长江经济带的物流效率和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及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探究物流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通过系统GMM模型验证研究方法的合理性和结论的稳健性。结果表明:2005—2020年,长江经济带物流效率与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保持基本一致的变动趋势;物流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存在门槛效应,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存在相互替代关系;技术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为显著,当技术效率大于第二门槛值1.004时,每提升1单位,带动经济增长0.340个单位。

外商直接投资的绿色环境效应分析——基于省级动态面板的系统GMM方法和门槛回归

文章以全国30个省份碳排放和相关指标数据为样本,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绿色环境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一是我国整体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左侧,即经济增长促进碳排放阶段。二是FDI对碳排放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短期内FDI促进碳排放,长期则抑制碳排放,且FDI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三是环境规制、人力资本和财政支出等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据此,文章提出应引导FDI发挥“污染光环”效应、激励多元化资本参与碳中和和环境治理、强化外资政策和环境规制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等。

人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中国主要城市的空间计量和门槛回归双检验

文章基于2011—2022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我国沿线主要城市的面板数据,在构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检验人才集聚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机制和实际效果。研究表明:(1)丝绸之路沿线主要城市存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高-高、低-低集聚的空间相关性,且随着时间变化集聚趋势愈加明显;(2)人才集聚显著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同时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3)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与“胡焕庸线”以西区域相比,“胡焕庸线”以东区域人才集聚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4)城市房价作为门槛变量,发现人才集聚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随着房价提高,人才集聚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会显著减弱。

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房价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门槛回归的分析

房价上涨和实体经济低投资回报是近年来中国社会资本从制造业流向房地产业和技术创新受限的重要原因。本文使用2000-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探讨了在不同的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水平下,房价上涨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当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较低时,房价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显著为负;当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越过门槛值时,房价对技术创新不存在显著负向影响。本文证明了较低的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是房价对技术创新产生抑制效应的原因之一,同时指出提振实体经济是引领企业实现“避虚就实”的有效途径。

引进外资对共同富裕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30个省份的门槛回归

基于共同富裕的内涵,借鉴前人研究,创新性地将共同富裕分为“共同”与“富裕”两个部分,分别设计多指标构建“共同”“富裕”以及“共同富裕”指数,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一是我国区域间共同富裕程度有显著的异质性;二是外资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当外资流入规模超过门槛值时,外资对共同富裕指数的影响大幅下降;三是与FDI密切相联系的贸易开放度也会对共同富裕产生影响且存在门槛效应。建议引导外资发展方向,推动贸易开放与共同富裕良性互动。

我国科技金融对制造业创新发展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

选择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作为样本,采用熵值法测算我国各地区科技金融水平和制造业创新发展水平,并进一步利用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科技金融对制造业创新发展的非线性影响。研究显示:科技金融对制造业创新发展的影响存在基于科技金融的三重门槛效应,随着科技金融水平阈值区间的提高,科技金融对制造业创新发展的正向促进效应呈现逐渐增强态势;我国科技金融水平高于第三门槛值的样本很少,因而基于加快推进制造业创新发展的视角,我国科技金融水平尚有较大提升空间,为此,应充分发挥政府对制造业创新发展的支持作用;着力提高制造业企业自身的自主创新研发能力;切实加大金融机构对制造业创新发展的支持力度。

威廉姆森假说: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域数据门槛回归的实证研究

威廉姆森假说认为,空间集聚在经济发展初期能显著促进效率提升,但达到某一门槛值后,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变小,甚至不利于经济增长,拥挤外部性更倾向于分散的地理空间结构。本文基于巴罗(Barro)增长模型建立了门槛回归模型,利用中国30个省域1978—2008年的数据对威廉姆森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考察了空间集聚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效应,即没有达到门槛值以前,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但超出门槛值后,集聚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即威廉姆森假说在中国显著存在。研究同时还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趋同和发散并存的态势。最后,本文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的证据

利用中国1999 ～ 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和Hansen（1999）提出的门槛回归模型,对交通基础设施与区域旅游发展的关系进行了非线性估计.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旅游发展的作用存在双重门槛,当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处于低层次区制时,交通基础设施对旅游发展具有显著积极影响;当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处于中层次区制时,交通基础设施对旅游发展未表现出显著影响;当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处于高层次区制时,交通基础设施对旅游发展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为此,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是：正确认识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旅游发展的作用,避免盲目的投资建设;借鉴其他地区的经验时要结合地方实际,引导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挥积极作用;重视交通基础设施与其他旅游发展影响因素的同步协调发展.

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企业生产技术进步之关系——基于门槛回归的实证研究

该文运用2003-2010年江苏省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利用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和工业企业生产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和生产技术进步之间既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也不存在"波特假说"中的U型曲线关系,而是一种折线对应关系。当环境规制强度小于门槛值时,环境规制阻碍生产技术进步;当环境规制强度越过门槛值后,阻碍作用递减,但并未呈现正向促进作用。

我国最优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基于门槛回归的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汉森(Hansen,1996,2000)提出的门槛回归模型,以实际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为门槛变量,并以拉姆(Ram,1986)的两部门生产模型构造本文的实证检验模型,来检验我国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的Armey曲线关系,以及确定我国的最优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实证结果显示:我国的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Aremy曲线关系,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存在门槛效应,我国的最优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为11.6%,实证结果还显示:在本文的研究样本范围内,政府财政支出规模超过最优规模水平且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样本数为284个,小于最优规模且促进经济增长样本数为52个,这说明我国的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在大多数时候是过分膨胀的,应该削减政府财政支出的规模,以促进经济的增长。

现金持有、融资约束与企业价值——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门槛回归模型,对融资约束是否会影响现金及超额现金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现金及超额现金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均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在弱融资约束企业,现金及超额现金的账面价值高于其市场价值,而在强融资约束企业,现金及超额现金的账面价值低于其市场价值,这支持了代理理论和融资约束理论,说明弱融资约束企业滥用现金的代理问题较为严重,现金持有对企业价值具有负向影响,强融资约束企业持有现金,能够抓住更多投资机会,现金持有对企业价值具有正向影响。

金融集聚提升了海洋经济技术效率吗?——基于IV-2SLS和门槛回归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6—2014年我国沿海1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应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测度了沿海11个省市区的海洋经济技术效率,在此基础上采用工具变量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实证检验了金融产业专业化集聚对海洋经济技术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集聚对海洋经济技术效率促进效应不明显;我国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金融抑制"现象。进一步采用门槛回归模型解释了引起"金融抑制"现象的原因:沿海地区金融集聚水平存在"门槛效应",部分沿海地区过高的金融集聚水平弱化了对海洋经济技术效率的促进效应。因此,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优化金融人才结构、实现"互联网+海洋金融"的发展模式、深化沿海地区市场化程度是提升海洋经济技术效率的主要途径。

环境规制与污染避难所效应——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面板门槛回归分析

本文在扩展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方程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3年间中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粉)尘排放量构建环境污染强度、环境规制强度指标,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中国各地区环境污染强度的影响以及环境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各地区是否存在。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的实证结果表明加强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显著地降低环境污染强度,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所存在的污染避难所效应除了与不同的污染排放物有关以外,还与实行不同环境规制强度的地区有关,且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单一的一致关系。本文还发现中国各地区人均GDP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U型关系,虽然目前仍有部分地区的环境污染强度会随地区人均GDP水平的提高而降低,但多数地区处于拐点右侧,因此对环境污染物的强化治理依旧刻不容缓。

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研究

应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结合我国2004—2018年31省份面板数据,检验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分布结构和人力资本内部结构均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但是存在明显的门槛特征。其中,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内部结构在跨过各自门槛值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人力资本分布结构跨过其门槛值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减弱。

会计信息质量、融资约束与现金持有价值——基于门槛回归的经验证据

为了研究企业中会计信息质量与现金持有价值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从融资约束的视角,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现金持有价值的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基于A股上市公司2008—2012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建立了以会计信息质量为门槛变量的回归模型,检验了不同区间的会计信息质量对应的现金持有价值。研究发现,当会计信息质量低于特定门槛时,融资约束出现,现金持有价值显著;反之,融资约束消失,现金持有价值不显著。

FDI、地区市场化进程与制造业集聚——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

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我国制造业集聚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这一作用的发挥与地区市场化进程有着密切关系。将地区市场化进程作为门槛变量,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发现,FDI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在市场化水平高的区间内,FDI对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正向推动作用;在市场化水平较低或低的区间内,FDI对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负向作用。同时也发现,沿海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要明显快于内陆地区,FDI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相对更大。这就要求不同地区在吸引FDI促进制造业集聚的过程中,要提高本地区的市场化水平,从而有利于这一作用的更好发挥。

产学研合作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门槛回归的实证研究

产学研合作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构成,也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重要源泉。准确地评价产学研合作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效果,对于产学研合作的科学推进意义重大。文章采用2009-2014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省际面板数据,利用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从企业内、外部研发的互动模式视角,实证研究了产学研合作强度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产学研合作强度和技术创新效率之间存在折线对应关系。当产学研合作强度小于门槛值时,产学研合作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当产学研合作强度越过门槛值后,促进作用明显削弱,但并未呈现负向阻碍作用。因此,企业产学研合作应是基于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的合作,这就证明了,在产学研合作中,以企业为主导才能实现效率最大化。

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调整中的临界效应检验——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的研究

基于门槛回归模型,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权衡理论中的临界效应以及调整速度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企业资本结构在动态调整过程中存在门槛效应。当实际资本结构偏离目标值足够大时,企业将积极调整其资本结构,其调整速度明显高于总体样本和偏离度较小时的结果;在调整速度的检验中若不考虑门槛效应,则所估计得出的调整速度将面临系统性的低估。基于Nerlove部分调整模型的进一步研究则表明,过去研究中所发现的资本结构背离调整现象主要来自于实际资本结构偏离目标值较小的子样本,这可能是企业任其资本结构向远离目标值的方向波动的结果,是一种"伪调整"。研究结果支持了动态权衡理论的预期。

“一带一路”倡议下OFDI经济增长效应及差异性影响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推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进入发展高速期。本文利用2004-2016年30省的面板数据进行门槛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关系,但是受到OFDI规模的限制,即OFDI存在双门槛值。各地区由地域特点不同,OFDI对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差异性。具体而言,在一定规模之前对外直接投资量较少,不利于各地区经济增长,达到一定规模之后OFDI越多,经济增长越快。同时,各地区投资水平、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研发投资、进出口贸易和政府支出也对经济增长存在不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