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创新与品牌成长——基于门槛面板回归分析

文章研究了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对品牌成长的影响,利用2004—2012年28省份的面板数据,在经验上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对品牌成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技术创新对品牌成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对品牌成长有显著的正向直接影响,同时又显著调节了技术创新对品牌成长的影响,且其调节作用具有显著的正向单一门槛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门槛回归模型测算了知识产权保护调节作用的门槛水平。

中国农村信息化存在“生产率悖论”吗?——基于门槛面板回归模型的检验

基于门槛面板模型,分别以农村信息化水平、农村资本投入和时间作为门槛变量,研究了信息化发展水平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从信息化水平看,信息化发展水平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双门槛效应,不存在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但是呈现出信息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异质性,随着信息化水平提高,其弹性系数依次下降;第二,以时间作为门槛变量,检验结果显示存在两个时间门槛,在2003年之前存在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息化水平突破了门槛值,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第三,资本投入具有双门槛效应,资本投入的第一个阶段存在信息技术的生产率悖论,后两个阶段突破门槛后,信息化水平对农村经济增长影响是递增的,说明对农村资本投入的增加中,同时增加了对农村信息资本的投入,从而农村信息化水平得以提高,继而促进了农村经济的高速增长。

经济发展方式对贫困减缓效应的门槛面板回归检验

文章选取1997—2015年的相关数据,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研究经济发展方式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方式对贫困减缓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经济发展方式对贫困减缓产生积极的影响,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发展方式对贫困减缓的作用越明显,呈梯度渐进增强趋势;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为门槛变量,经济发展方式对贫困减缓产生显著的正面效应,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特征。

基于面板门槛回归的物流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贡献研究

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最具实力和发展前景的经济区域,研究其物流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超效率SBM模型和熵权-TOPSIS模型测算2005—2020年长江经济带的物流效率和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及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探究物流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通过系统GMM模型验证研究方法的合理性和结论的稳健性。结果表明:2005—2020年,长江经济带物流效率与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保持基本一致的变动趋势;物流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存在门槛效应,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存在相互替代关系;技术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为显著,当技术效率大于第二门槛值1.004时,每提升1单位,带动经济增长0.340个单位。

环境规制与污染避难所效应——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面板门槛回归分析

本文在扩展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方程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3年间中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粉)尘排放量构建环境污染强度、环境规制强度指标,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中国各地区环境污染强度的影响以及环境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各地区是否存在。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的实证结果表明加强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显著地降低环境污染强度,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所存在的污染避难所效应除了与不同的污染排放物有关以外,还与实行不同环境规制强度的地区有关,且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单一的一致关系。本文还发现中国各地区人均GDP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U型关系,虽然目前仍有部分地区的环境污染强度会随地区人均GDP水平的提高而降低,但多数地区处于拐点右侧,因此对环境污染物的强化治理依旧刻不容缓。

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研究

应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结合我国2004—2018年31省份面板数据,检验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分布结构和人力资本内部结构均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但是存在明显的门槛特征。其中,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内部结构在跨过各自门槛值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人力资本分布结构跨过其门槛值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减弱。

资源禀赋、劳动力转移对耕地利用功能转型的影响研究——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探讨耕地资源禀赋、农业劳动力转移对耕地利用功能转型的影响机制,推动耕地利用转型和多功能管理。研究方法:面板门槛模型分析。研究结果:(1)资源禀赋、农业劳动力转移对耕地利用功能综合水平和耕地利用功能形态均存在门槛效应,长期来看劳动力转移对耕地利用功能综合水平的提升趋于有利,对耕地利用功能形态的影响呈现从“正向到负向再到负向略有缓解”的变化特征;(2)当纳入耕地资源禀赋考虑时,劳动力转移对耕地利用功能综合水平和耕地利用功能形态的影响从“负”转变为“正”,且随着耕地资源禀赋的上升正向影响不断凸显。研究结论:要因势利导,把握本地区劳动力转移的发展趋势,通过农业技术创新和农业生产政策的完善合理调控劳动力结构及农业要素投入。同时,要善于发挥本地区耕地资源禀赋的优势并认识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耦合性和阶段差异性,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加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生态保护修复,推动适度规模经营并挖掘发展特色农业产业,以实现耕地利用转型和功能优化升级。

海洋创新驱动、海洋产业结构升级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通过运用我国11个沿海省份2006—2018年的数据,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以海洋创新驱动为门槛变量时,海洋产业结构升级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海洋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显著促进海洋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海洋产业结构升级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受到海洋创新驱动水平制约而存在门槛效应;外商资本投资水平、R&D经费投入情况均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南部、东部海洋经济圈中海洋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有效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北部海洋经济圈则较不显著。最后,从重点培育海洋高新技术产业、提升海洋科技转化应用能力、优化海洋创新驱动制度环境、促进海洋经济区域协同发展四个方面提出相关措施建议。

公路交通建设对区域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证据

区域公路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该区域旅游业的发展水平。文章基于2011年至2019年我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旅游发展的作用的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我国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旅游业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首先,我国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旅游发展的作用存在单一门槛;其次,当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值较低时,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旅游发展会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反之,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旅游发展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再次,区域旅游接待能力、旅游禀赋、城市化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与区域旅游发展水平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最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专业化水平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据此文章提出:应避免盲目进行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合理规划公路交通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推动区域其他资源与公路交通实现深层次融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旅游减贫效应的门槛特征分析及实证检验——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2000-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对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其它变量的条件下,中国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作用以积极影响为主,同时呈现显著的门槛特征。具体而言,中国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促进作用表现为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重门槛特征、基于旅游资源禀赋的三重门槛特征以及基于交通便利程度的单一门槛特征,随着门槛变量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旅游发展并非总对贫困减缓产生实质贡献。为此,文章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在思想观念上,客观认识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正确指导旅游减贫开发实践;在发展路径上,贫困地区应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旅游减贫精准性;在发展政策上,实现由统一指令性政策向灵活协调性政策转变;发展保障上,政府部门应积极发挥主导作用,为旅游减贫创造有利条件。

欠发达地区乡村旅游减贫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安徽省15个欠发达县面板数据

乡村旅游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十四五”时期,乡村旅游仍然是维护脱贫成果、减少相对贫困、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途径。文章以乡村旅游为研究对象,结合欠发达地区特点,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利用安徽省15个欠发达县在脱贫攻坚阶段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乡村旅游发展的减贫效应,以期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在新时期的作用。研究发现:乡村旅游发展对欠发达地区贫困减缓具有非线性的正向影响,并具有双重门槛效应。以贫困率表示贫困水平,当乡村旅游发展处于高水平时,能显著促进贫困减缓;以贫困人口数表示贫困水平,其减贫效应随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阶段性提升而呈现出边际递减趋势。控制变量中,政府干预程度、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与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对贫困减缓的作用较大。因此,在新时期维护脱贫成果、减少相对贫困的乡村振兴过程中,应迅速提升欠发达地区乡村旅游发展水平,有力发挥其减贫效应;应积极推进欠发达地区乡村全域旅游,改变乡村旅游减贫效应边际递减趋势;加大政府干预力度,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形成与乡村旅游减贫的协同效应;改善欠发达地区营商投资环境,建立乡村旅游利益分配共享机制,形成乡村旅游减贫长效机制。

对外开放门槛与服务业的外溢效应——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以对外开放程度作为门槛变量,探讨在不同发展阶段服务业发展水平同国民经济发展效率之间的相关性。结果发现,提高服务业就业比重能够产生稳健的外溢效用,其背后的渠道包括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提供就业岗位、与工农业形成互动等方面。在服务业发挥外溢效应过程中,对外开放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而且发展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对服务业发挥外溢效应的调节功能存在显著差别。

江苏省经济增长对电力消费影响的面板门槛效应研究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经济增长对电力消费的影响可能存在门槛效应。选择工业化程度门槛变量,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考察江苏2000-2017年间经济增长对电力消费影响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两者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当工业化水平超过37.881%和45.843%时,经济增长对电力消费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857和0.872;且不同地区经济增长对电力消费影响机制发生转换存在时间差异与空间不平衡性。基于实证结论,提出江苏进一步节电降耗、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文章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并且检验了居民消费、地区创业和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实体经济中的中介传导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且这种效应存在区域性与结构性差异;居民消费、地区创业和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实体经济中发挥了中介传导作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认为,固定资本投入低和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实体经济的效应高。最后从继续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深化金融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协调发展等方面给出政策性建议。

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

对2003—2020年我国30个省与13个投资东道国的面板数据,基于五大发展理念建构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对省际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测算,再分别通过GMM方法和投资动机差异视角下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门槛变量的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OFDI逆向技术溢出能够显著提升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对地区的创新水平有明显的正向效应;不同投资动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将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差异性影响,而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作为门槛变量调节这一影响过程,当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处于较高水平时,三类投资动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均能最为高效地推动经济增长质量优化。

新型城镇化视阈下雾霾污染问题研究——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从理论层面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对雾霾污染的影响作用,运用熵值法计算了我国雾霾较严重的15个省份新型城镇化的综合评分,建立了分析体系,并基于非线性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分析了在不同要素影响下,15省新型城镇化对雾霾污染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①全国各地区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具有明显的差异,从东部到西部城镇化水平呈递减趋势;②新型城镇化对雾霾污染存在双门槛效应,当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时,新型城镇化水平对雾霾污染的缓解作用逐渐加强;③在能源强度与新型城镇化作为门槛变量时,新型城镇化对雾霾污染的削弱作用降低。

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城市碳排放?——来自中国283个地级市的经验数据

为探讨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基于2011—2020年中国283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数字经济指数,核算各城市碳排放量,采用SBM模型测算城市碳排放效率,并以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指数来刻画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在此基础上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提升碳排放效率,二者呈现出“U”型关系,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降低碳排放强度和减少碳排放量,均呈现出倒“U”型关系;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或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碳排放,且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与碳排放之间存在链式中介效应;数字经济、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碳排放存在门槛效应,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在门槛值前后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均呈现“先抑后扬”,对碳排放量的影响为“先扬后抑”,对碳排放强度跨越门槛后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指数跨越门槛值后能够提高碳排放效率、减少碳排放量,但对碳排放强度不产生影响。最后,基于实证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央企价值创造能力与研发投入的研究——基于不同企业规模门槛效应的实证检验

自2010年起,国资委对央企实行以EVA为核心的业绩考核制度。基于此背景,文章以2011—2016年的上市央企为样本,在考虑企业规模的影响下,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经济增加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构造静态面板回归模型和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发现在静态面板回归模型中企业的研发投入对EVA存在个体效应,在门槛面板回归模型中不同规模下企业研发投入与EVA的关系会发生方向性的改变,即二者并非呈单一的线性关系,也不是普通的二次函数关系,而是以企业规模为门槛变量分区间的线性函数关系。

财政分权与地区服务业增长的门槛效应分析——基于地方政府政绩观的逻辑分析

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中,政策性因素更明显。针对我国服务业增长的阶段性、地区异质性特征带来的总量滞后问题,本文从理论上分析财政分权影响地区服务业增长的内在作用机理,并利用1980-2016年30省份的面板数据考察财政分权对服务业增长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中国特色财政分权体制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绩观,因而在产业发展政策支持上,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和阶段,会区别性选择更有利于体现经济增长政绩考核的产业,影响服务业增长地区的差异性和阶段性。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服务业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并呈现非线性特征;进一步利用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发现地区经济发展对财政分权的服务业增长效应存在双重门槛,在低收入阶段,财政分权加强会阻碍服务业增长,在中等收入阶段,财政分权对服务业增长的阻碍作用明显弱化,在高收入阶段,财政分权显著促进服务业增长。本文解释了长期以来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问题及个别地区服务业快速增长的现象,同时认为,随着我国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接近或超过高收入门槛,扩大财政分权有利于服务业快速增长,因此,要进一步完善财政分权制度,改进地方官员考核机制,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金融合作、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增长--基于“一带一路”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一带一路”国家2013~2019年金融合作面板数据,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金融合作与东道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再运用以金融合作为门槛变量的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金融合作不仅能够直接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还能作为门槛变量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推动作用。当金融合作跨过门槛值时,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未跨过门槛值时的作用。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持续深化金融合作,以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进而带动世界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