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专门法院设置的制度路径

规范专门法院设置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当前我国专门法院的设置存在规范性要素缺失的问题。充实并彰显这些规范性要素,必须从宪法法律规范出发,立足于法院法定、类型法定和管辖法定这三个关键维度,厘清专门法院的创设权限,严格专门法院的设立标准,完善专门法院的管辖制度。首先,坚持法院法定这一原则,确保专门法院由国家权力机关依法创设,并在中央层面做好统筹规范和决策评价。其次,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五条第一款列举的专门法院类型,具有设立标准的限定功能,不宜任意作扩大解释。最后,明确专门法院管辖权的性质,使其与普通法院管辖权在立法上予以区别,并通过合理规划专门法院的审级配置,最终实现专门法院组织的适度体系化。

教育法典编纂背景下受教育权的部门法基础及其规范整合

现有理论研究多是从宪法层面探讨受教育权问题,并将其归入公法调整范围,从而遮蔽了其他部门法视域对于这一问题的拓展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受教育权在私法领域的研究价值。刑法、民法以及行政法等部门法关于教育条款的规定,同样是受教育权保障的重要规范基础。在协同运作方面,受教育权部门法规范的双向衔接面临着一定的实践困境,在实体衔接上缺少技术规制思维,在程序衔接上缺少程序救济条款。在规范整合方面,统一立典是受教育权部门法规范有效整合的路径依归。从分散立法到统一立典,体现了受教育权立法保障的逻辑转换。从国家教育权到公民学习权,彰显了受教育权规范整合的权利基础。从立法论到解释论,则是受教育权保护规范的具体适用路径。

以习近平总书记“跨行政区法院”新理论规范专门法院设置 全面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治理体系新格局(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跨行政区法院”新理论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的初步体会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作出了“规范专门法院设置”的重要安排。应当说,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规范专门法院设置”的问题,并在总结我国设置专门法院历史经验、深刻把握现代国家司法治理规律的基础上,站到全面落实宪法对我国司法治理体系的制度性安排、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全局的高度,形成了按照“是否跨行政区划”原则划分普通法院与专门法院的新思想新理论。习近平总书记“跨行政区法院”的新思想新理论,不仅是破解如何设立专门法院的“世纪难题”、全面落实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二条对我国司法治理体系的制度性安排、构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治理体系新格局的重要举措,而且也是规范专门法院设置、系统性重塑我国专门法院组织体系、整体性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治理体系的指路明灯。因此,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习近平总书记“跨行政区法院”新思想新理论的丰富内涵、实质要义、理论创新、实践意义,并坚定不移地把习近平总书记“跨行政区法院”的新思想新理论作为规范专门法院设置、完善专门法院组织体系的指导思想,继续推动党的十八大以来跨区法院、专门法院改革创新成果的系统集成,使专门法院在设置上更加科学、在职能配置上更加优化、在组织体系或者体制机制上更加完善、在运行管理上更加高效,以全面构建最高人民法院监督下的国家跨区法院(专门法院)和按照行政区划设置的地方人民法院(普通法院)两套以各自独立组织体系为标志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治理体系新格局,早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构建普通案件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审理、特殊案件在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审理诉讼新格局的战略构想。

“部门法哲学”还是“部门法理学”?

部门法理学是法理学与部门法学间的交叉学科,不是哲学与法学间的交叉学科,部门法哲学更像法理学而不是法哲学。这两个名称的选择不存在对或者错,而是妥当与否的问题。

流式细胞术(CD45/SSC设门法)检测恶性淋巴瘤骨髓受累的临床意义

目的:探讨流式细胞术(CD45/SSC设门法)检测恶性淋巴瘤骨髓受累的临床价值。方法:采用配对计数资料的实验设计,应用流式细胞仪对恶性淋巴瘤患者的骨髓标本进行检测,同时行骨髓涂片检查。结果:对34例恶性淋巴瘤患者的骨髓同时行上述两种方法检测,流式细胞术阳性率67.65%(23/34),95%可信区间(51.92%,83.37%),涂片法阳性率11.76%(4/34),95%可信区间(0.94%,22.58%)。经配对计数资料χ2检验,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结论:流式细胞术是检测恶性淋巴瘤骨髓受累的有效方法,检出率67.65%,优于传统的涂片法。

部门法哲学引论——属性和方法

作为现代法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部门法哲学是法哲学的延伸。因其自身的法哲学属性,它的反思性研究必须运用法哲学的理论框架,采用法哲学的研究范式和方法,以期消解法哲学与法律学之间的人为障碍,消除法哲学与法律学互相脱节的现象,推动法哲学与法律学的密切结合。在方法论上,部门法哲学可运用语义分析法克服定义方法的局限性,消除学术争论中语义混乱的问题;价值分析法以克服工具主义、技术主义及教条主义造成的弊端;进而以反思方法发现部门法学原理和部门法原则的“前提性”问题,不断创新法学理论,更新法律思维,引导法律实践。

我国人工智能基础数据的专门法保护研究

人工智能基础数据作为一种新兴科技领域的数据类型,应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考量其培育过程和后续权属状态的规制。与此同时,作为人类智力成果的新晋形式,人工智能基础数据也应当纳入知识产权法治范畴,并且对其知识产权的保护予以规范化设计。从目前我国知识产权法律相关内容来看,人工智能基础数据保护嵌入成文法体系存在客体和标准等一系列的现实困境,因此,在综合考察域外立法实践的基础上,确立保护的基本原则,明晰基础数据的相关权利义务,建立行政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保护机制,加强基础数据跨境流动的过程监管,以此作为专门立法的核心进路,制定《人工智能基础数据保护条例》。

部门法法哲学的长成逻辑——兼论“部门法学”的学理化问题

逻辑连贯性、解释“合法性”、对象整合性和意义关切性分别关联着部门法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本体论”和“价值论”。部门法法哲学的长成以对部门法合法性问题的反思为起点，以对这种反思结果的系统化的思维加工为结局。

部门法理论革新论

部门法的划分在坚持主客观一致的基础上,还有必要强调主观的先导性。同时法要以人的行为为调整对象,要实现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与部门法体系的高度契合一致,具体做法就是将部门法界定为调整人们特定领域的社会行为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总称。除了以法所特有的功能与作用、立法宗旨、法所调整的人们从事社会行为的特定范围、法的调整方法作为部门法划分的实质性标准外,还要把法的调整原则、对应的集中统一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即法典、对应的程序法、法的调整机制等作为部门法划分的参考标准。另外,部门法的划分还要遵循法律逻辑学中的相应相称、子项外延互相排斥、划分的层次清楚、按同一标准进行划分的原则。

关于我国“部门法哲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部门法哲学是我国法学界近年来在法理学家和部门法学家们的共同推动下,正在迅速崛起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部门法哲学有其生成的内在动因和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它是法理学和法哲学向深广发展并充分发挥其理论指导力的必然需要,是部门法学自身朝着学理化、哲理化方向提升与发展的必然需要,是打通理论法学与部门应用法学的隔绝状态、形成二者良性互动机制的必然需要,是促进理论法学与部门应用法学有机分化并向着更高层次有机综合的必然需要。部门法哲学以其作为连接法哲学和部门法学的桥梁和纽带,既具有法哲学所应有的鲜明哲理性特质,又具有部门法学所具有的鲜明实践性指向。部门法哲学以其关联法哲学与部门法学的"双边性",决定着它既属于法哲学的当然范畴,同时又属于部门法学的高端学理范畴。

刑法与相关部门法的关系模式及其反思

刑法与相关部门法关系的一元化立场认为,刑法具有从属的、补充的性质,是民法、行政法等相关部门法的保障法。但法律的逻辑起点与价值追求差异、二元化的刑事违法性、刑法侧重事实关系保护的特点和刑罚轻缓化趋势,决定了刑法作为保障法的一元化模式不能适应现代刑法与相关部门法的发展,容易造成刑法对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领域的侵犯。刑法与相关实体部门法之间应当坚持相对的一元化关系模式。只有在法益和行为重合的范围内,民法、行政法规范才能上升为刑法规范。

中国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的建构

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我国于2014年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建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这既符合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又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形象。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开启了我国知识产权案件审理的新纪元。随着案件审理工作的开展,知识产权法院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本文首先以德国、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为参照,分析归纳我国知识产权法院在建制上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相同点与不同点。之后根据最新相关信息,总结我国知识产权法院在运行中存在的问题。问题主要有三方面:法官面临超负荷的工作量;缺少专门化的上诉法院;刑事案件未纳入审理范围。最后,文章就上述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在人员配置上,应该适度扩充知识产权法官的数量,增强技术人员的参与程度;在审判模式上,将刑事案件纳入审理范围内,构建三审合一制度;在法院布局上,基于案件专业性的要求,应尽快建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及巡回法庭。

再论体育法的部门法地位

对体育法地位的科学界定,是体育法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传统部门法的划分标准忽视了以增进公众福利为价值目标的体育法的社会性趋向,以致体育法的部门法地位的合理性被怀疑。体育法调整对象的确定性、二元规则的调整模式以及调整方法的激励性特点说明,独立部门体育法有其存在的意义。

宪法上人的形象变迁及其在部门法中的实现

一、宪法上人的形象 法律上的人的形象（dasBilddesMenschen），就是法律对人的想象和设想，即“呈现在法律上的、准备加以法律规定的”人的形象，它决定了法律如何对人起作用。[1]具体而言，法律对个人赋予权利、设定义务，鼓励人们从事一些行为，禁止从事另外一些行为，它规定各种程序、设立各种机构和制度，使得公共生活有章可循。

部门法研究范式对环境法的误读

长期以来,部门法研究范式对环境法理论研究产生了先入为主的影响。但实际上,部门法研究范式在环境法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对环境法法律属性的研究具有明显的不适应性。将部门法研究范式应用于环境法的理论研究,在环境法研究思路的封闭性以及环境体系的完整性等方面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因此,在环境法的理论研究中应肃清部门法研究范式的影响,放弃"环境法是独立部门法"这一缺乏合理理论内涵的命题,寻求新的理论进路为环境法的法律属性进行合理论证。

宪法与部门法关系命题的困境与求解

宪法与部门法关系命题的困境是如何摆正宪法与部门法之间的关系。这种困境的根源在于对法律体系概念的误读。该命题的实质是宪法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要理解这一命题,必须引入"法秩序"概念。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明白宪法与部门法关系命题的解决方案在于宪法实现和宪法解释。宪法与部门法关系命题再次凸显了宪法的纯粹性和开放性。

部门法理论批判

首先对部门法理论进行了总结,然后从认识论和价值论两个方面对部门法理论进行了批判,并对 部门法理论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最后,提出了自己的法律分类构想。从理论上来看,部门法 理论在概念、划分方法、体系、结构和部门关系等方面存在一系列缺陷;从实践上来看,部门法理 论弊多利少。部门法理论是苏联模式的产物,目前在我国已经丧失了存在价值。鉴于部门法理 论的缺陷,提出了法律分类理论新构想。法律规范分类的最小单位是法律规范元,其集合是法律 规范群;法律规范的结构是一个由不同划分标准的划分结果结合起来形成的多维空间交叉结构。

中国经济法学的困境与出路——兼对社会法等部门法划分的反思

中国经济法学困境不在于以我国所定义的经济法内容本身,而在于经济法研究的经济法学出现了问题。经济法学其实是最具中国本土特色的部门法学,同时也是经济法学困境的原因所在。经济法学界研究路径转型对经济法学困境突破至关重要。通过学习和借鉴世界两大法系的务实禀赋,审视与检讨传统部门法划分理论,以一种非传统部门法划分理论审视经济法,包括但不限于以非传统部门法划分标准审视经济法的独立性、经济法划分的相对性、经济法回归到经济政策的法条解读或其他可能、经济法总论仅具有形式意义、经济法总论与分论是"形散而神不散"的关系等,这将是中国经济法及其经济法学的必然出路。

论生命法的独立部门法地位——兼对我国生命法学研究的未来展望

生命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生命法具有自身特殊的调整对象与调整方法,这是其成为独立部门法的法理前提;而调整生命社会关系的现实需要是生命法成为一个独立部门法的重要原因;此外,从我国生命立法建设的现实情况来看,我国也正在将生命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来加以建设。生命法不是生命科技法的简称或别称,将生命法理解为生命科技法有害于生命法学研究。当前我国生命法学研究显现出了不少问题,但这并不会阻止生命法学成为21世纪最吸引人们眼球的一个法学学科。

从“三审合一”到知识产权专门法院 兼论知识产权审判模式和体制的改革

以知识产权审判"三审合一"实践为基础,笔者发现其主要优势在于统一案件管辖权和审判组织,但仍存在如改革模式缺乏统一性、停留于法院内部、资源配置不合理等瓶颈问题。通过对国外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做法的研究和借鉴,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三审合一"的全面推动、审判组织和案件管辖基础等方面分析我国设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的现实基础。此外,还要重点考量设立技术法官辅助审判的制度和对知识产权案件管辖和审级重新区分和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