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数据保护中的数据问责制研究

“数据问责制”是问责制在数据保护领域的延伸。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数据问责制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地发展变化,因此,对数据问责制起源和发展的把握有助于更加深入理解数据问责制的“精神内核”。文章通过对问责制的概念进行分析并结合数据问责制的起源和发展,得出结论:数据问责制本质上是一种数据委托授权关系,体现了“权利—义务、权力—义务”的对称架构。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和问责内容所形成的责任结构中,数据问责制不仅要求问责客体在处理数据时履行合规义务,还要求其证明遵循了合规义务;此外,数据问责制不仅要求问责主体保障问责内容的有效实施,还要求其对违规的问责客体进行追责。

警惕乱问责、错问责、问错责……代表委员热议安全生产责任落实

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责任链涉及企业、监管部门、属地政府等各方面,唯有环环相扣、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才能确保无虞。这当中,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尤为重要。当前,安全生产薄弱环节不容忽视,生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如何落细落实安全责任,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此问题展开探讨、建言献策。本文原载《中国应急管理报》,本刊转载时在编排、行文方面有改动。

国务院关于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和整改问责情况的报告——2024年4月23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我受国务院委托,现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关于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和整改问责情况,请审议。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和单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关要求,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严格落实整改主体责任,对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对《国务院关于2022年度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审议意见,逐一分解细化,研究提出完善工作的思路和措施,确保整改工作落实、落地、见效。

基于知识图谱的重大行政决策稳评主体问责机制研究

重大行政决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我国重要的国策,目前正面临着稳评主体不承担责任和问责追责不力等挑战。为帮助政府梳理追责路径和规范问责机制,构建责任追究知识图谱以厘清重大行政决策稳评主体的责任关系,以广东省某地市(简称S市)房屋征收稳评为案例,提出质性研究与知识图谱技术相结合的研究框架。在对相关政策文本信息抽取的基础上,依次进行信息融合与知识加工,运用Neo4j数据库构建责任追究知识图谱,进而揭示稳评主体的责任关系并厘清追责路径。结果表明,此研究框架可有效应用于重大行政决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在稳评工作中,直接、合作、监督指导三种主体责任占据主导地位,应予以重视以保障决策的准确性。

行政问责制的主体及其保障机制研究

行政问责制是一种现代行政制度安排,是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变革。行政问责制的有效运作,有赖于扭转"官员问责"的强力纠偏,从"官员问责"走向"问责官员",实现从"同体问责"向"异体问责"的转变,使民众成为行政问责的本源主体。同时,还必须强化人大的权力监督,发挥人民政协与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健全司法机关监督,加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保证信息的公开透明和民众的知情权,等等,以此来保障行政问责制的程序化、制度化和法治化。

行政问责主体制度的法律思考

责任政府是法治政府的核心内涵之一,而行政问责制度又是建设责任政府的重要内容。专家学者不断尝试从各个角度阐释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的必要性、重要意义以及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进路和方法。笔者围绕我国行政问责主体制度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研究、分析,并借鉴西方的经验,从法律的角度对完善我国行政问责主体制度进行思考。

澳大利亚中小学师德问责主体及其启示

21世纪以来，为满足信息时代来自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学生的教育需求，澳大利亚要求中小学教师不仅要加强教学技能及创新能力，还要有尊重、责任、正直等专业伦理，并接受政府等相关教育部门及学生、家长和媒体等越来越多的问责。

域外司法问责研究——以主体、事由与程序为中心的考察

域外司法问责以美、法、德、日等诸国最为发达,其制度的核心架构由问责主体、事由和程序来建构,并在规制法官行为与维护司法独立之间实行审慎平衡原则。因而问责主体的设置在强调立法权、行政权对司法权制衡的同时,又突出了司法自治主义;问责事由的确定既要从维护司法公信力角度来对法官言行实行严格标准,又要避免对法官司法裁判的不当干涉;问责程序的选择决定了惩戒的轻重,是以一种多元化、多层次的方式来进行,可以使不同主体均有机会启动司法问责,在对法官形成有效威慑的同时又提供了必要的保护。

主体功能区生态预算问责体系的构建

我国生态问责存在法律制度不健全、政府问责弹性大、问责参与度不高等问题,这与我国生态问责与预算管理的融合不够、生态问责基本单元错位以及问责部门之间横向互动不足有很大的关联。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生态问责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主体功能区生态预算问责体系,即以生态问责顶层制度为基础,立足主体功能区,融合预算管理理念,相关主体广泛参与、全面互动,对整个生态预算管理系统及相关责任主体实施全程、持续问责,并及时公开、反馈与应用问责结果。

地方行政的预算政治与主体问责——安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现状调查之二

财政预算代表公众的利益,所谓“政治博弈”是建立在问责制度与信息公开的基础上的。本调查①中可见,地方行政在正式宣言与市场通则之间实现了各种“数字业绩”,但在精英治国、政策变异的情势中,权力也有背离其公共属性的可能。一直以来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没有最终的问责对象,无论仍然实行“以县为主”政策,还是成为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县级政府应该是对各级政府拨款的直接“催款人”。

宏观调控主体可问责制度构建

我国30多年的宏观调控实践以及"现代法治的良性双向运行模式"等理论都已表明,对宏观调控主体进行问责是完善宏观调控的重要路径,是"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鉴于宏观调控主体可问责的功能和特殊性,对宏观调控主体的问责应是综合性的问责,即构建法律责任、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绩效责任的综合"责任集合体"及有效的实施机制,以确保"宏观调控受体信任、遵从调控主体的引导以达到调控目标"这一核心行为模式的实现。

论行政问责制主体的界定

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发展,行政问责制逐渐从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走向了制度化的轨道。本文拟从主体论的角度对行政问责制主体予以探讨和阐发。

党内问责基本要素的历史演变研究

党内问责是强化党内监督、实现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抓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即认识到党内问责的重要性,在党的百年征程中,随着党的建设的不断深入,党内问责实践不断拓展,问责基本要素也在不断完善。问责主体随着党情国情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历经重重曲折仍坚守检查职责;问责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体现问责的严谨公正、宽严相济;问责方式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创新,增强了问责的教育警示作用,督促领导干部守责负责尽责。

中国自然灾害应急管理问责特点、逻辑及优化——基于1998-2018年的实证研究

自然灾害应急管理过程中的问责对于提高应急管理效率、维持和提升政府公信力至关重要。从声誉视角建立问责分析模型,对1998-2018年中国自然灾害问责事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公众关注度/争议性、问责主体的问责职能强度、事件案发所处应急阶段、强调的核心能力声誉和问责客体职级/层级对问责结果起到不同程度的显著的正向作用。特点有:个人问责为主而集体问责为辅、问责客体集中于基层和中层且越往上层越递减;重应急救援与重建、轻预警、忽视预防问责;重道德和程序能力问责,轻绩效、忽视技术能力问责等。内在逻辑为:高度关注民声与舆情,优先考虑道德能力(捍卫人民生命安全)和程序能力(遵从社会制度与规则)声誉进行问责,通过不同问责职能强度的问责主体,采取“上下分治”的问责策略,以最大激发中层动员力和基层执行力以合力抗灾;这也正是中国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体制优势与短板的主要根源所在。优化建议:以公共利益为准绳判断问责正当性、重视预防预警和技术能力问责、健全和落实问责及监督与纠错机制等。

高职教育问责制的主体研究

对高职教育的问责,就意味着对校方的所作所为做出一个合理性的说明。我们应综合权衡不同利益相关者,明确高职教育问责制的主体,在科学、合法、合理的基础上实现高职院校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

以强化党委主体责任保障党委问责常态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强化主体责任,完善监督体系。《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自2016年颁布实施后,2019年又进行了一次大幅度的修订,这次修订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加了很多详细的规定,目标在于加强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党委问责制度,使党委问责常态化。除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及其他党内法规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之外,各级党委,尤其是主要负责人的作用十分关键。

问责制视角下美国社区学院教育质量评价主体分析及启示

美国社区学院在联邦统筹、各州分权自理的管理体制下,通过对教育结果与学生学习成果的问责,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问责评价过程中,联邦政府制定政策法案,州政府确定绩效目标,社区学院自愿加入问责行动,企业与社区提供支持并参与制定评价标准,评价活动由行业协会等第三方组织实施。通过对美国社区学院质量评价主体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启示:我国应正确定义高等职业教育质量评价的问责主体,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制定个性化的评价方案,将重心从院校工作水平评价转移到对学生学习成果的评价。

传播学视阈下微博问责的主体分析

作为自媒体时代的一个重要平台,微博为公众"发声"提供了可能。微博问责的主体也伴随微博的特性,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微博问责的主体作为问责信息的编辑者和发布者,往往带动着问责行为的发生。本文通过论述微博问责主体的传播学地位,对微博问责主体做出分类,对问责主体进行分析。

人大:行政问责的核心主体——专访重庆行政学院教授陈文权

从去年SARS期间前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的辞职，到不久前的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北京市密云县县长张文、吉林省吉林市市长刚占标等诸多“一把手”的“下课”；从中共中央出台《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到各省市纷纷出台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新一届政府迅速掀起的“问责风暴”已清晰可见，建立责任政府、法冶政府的大幕已全面拉开。

如何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

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应是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的有机结合。然而，我国目前启动的问责制主要是同体问责，而不是异体问责。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异体问责才是更客观、对官员更具有威慑力的问责形式，特别是在发生了重大不良影响的事件上更是如此。笔者认为，为改善我国当前行政问责制中的问责主体缺位问题，应实现以人大问责为核心的多元化问责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