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乱象的生成机理及精准治理

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内容,问责工作在取得丰富成果的同时也暴露出新问题。这些问题可以用"问责乱象"来概括,突出表现为问责形式化、问责简单化、问责随意化和问责选择化。从学理层面分析,问责权责不相匹配、问责主体缺乏约束、问责对象难以界定、问责边界把握不准、问责过程不够规范是造成问责乱象的原因所在。防范和化解问责乱象需要坚持精准思维,实施精准问责。精准治理和技术治理从目的和手段层面丰富了精准问责的理论基础。基于精准治理和技术治理的理念,实现精准问责需要技术和制度两个层面的协同配合,技术层面的路径立足于运用技术手段,通过将问责核心要素留痕化以驱动问责的精准化实现;制度层面的路径立足于技术层面反映的问题,通过完善问责制度机制设计以增强问责的精准化保障。深入剖析问责乱象的生成机理并提出治理策略,对于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问责过程中的目标替代与执行工具化——对基层问责乱象的一种新解释

精准规范运用行政问责机制,纠正防范问责泛化、简单化、随意化等乱象,是基层政府治理的题中之义。从“价值—工具”的二分法的基本假设出发,构建“目标替代”与“执行工具化”的解释框架,系统探究行政问责的执行过程,有助于破解实践中产生的种种行政问责难题。基层行政问责中的目标替代产生于制度要素的实际运作中,政府组织方式、治理方式与政治生态的调整,使基层官员在问责活动中采用了目标替代的策略,使得对上负责、模糊责任、指标管理、形式管理、惩戒处置等工具目标取代了人民赋权、权力规制、规范行为、合规控制、绩效改进等价值目标。这种目标替代强化了行政问责制度中价值与工具的分离,进一步产生了“执行工具化”现象。借鉴沟通理性理论,增加问责制度中的沟通与对话机制,是防治基层问责乱象,解决目标替代与执行工具化问题的有效路径。

基层治理中的问责乱象如何精准纠治?——基于“结构—行动”互动视角的考察

问责制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一旦问责制失灵对治理体系的危害是巨大的。聚焦基层问责乱象,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基础,可以建构“结构—行动”互动的分析框架,提出问责行为受到问责体系的内在行动者因素和外在结构性条件的双重约束,问责乱象的生成与结构层面的责任化倾向和行动层面的认知偏差有关。并据此,将问责乱象划分为情绪式问责、运动式问责、加码式问责和机械式问责等四类具有代表性的情境。相较于控制路径的问责,信任路径的问责更匹配建立在人民信任关系基础上的治理体系。围绕问责的四种异化形态,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认知治理、规范治理、精细治理、期望治理等四条差别化的纠治路径,以期问责行动能够回归最本质需求,维护良好政治秩序。

决策问责异化的形成机理及其精准治理

决策是党与政府开展各项建设事业的重要前提,而决策失误的代价迫切需要加强对相关领导干部的责任追究。决策问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应有之义,在近年来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一些地方的决策问责也滋生出乱象,如决策问责对象错位、决策问责边界模糊、决策追责主体单一、决策问责情形泛化等,其形成主要受决策主体的避责倾向、问责事由认定不明、异体问责参与不足、形式主义“懒政”作祟等因素的影响。防范和矫正决策问责乱象,当前亟需重视精准思维,通过多措并举实现精准问责:一是明晰决策权责,精准识别问责对象;二是完善政策评估,精准界定问责事由;三是强化异体问责,丰富问责方式;四是矫正不良作风,精准把握问责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