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问责制度化:现实困境与制度设计——对“问责风暴”的深层思考

继2003年"问责风暴"之后,随着重大突发事件接踵而至,在中国掀起新一轮"问责风暴"。虽然迈出了问责制度化的重要一步,但面临的诸多现实困境仍需要进行深层次思考。其普遍存在四种现实困境:重"自上而下",轻"自下而上";重"火线问责",轻制度问责;重问责行动、结果,轻问责理念、过程;重"轻"责任,轻"重"责任。解决其现实困境,对其进行制度设计,理念先行是前提,绩效问责是突破口,"问题官员"复出机制是重要环节,统一立法是关键。

官员问责制度化:现实困境与制度设计——对“问责风暴”的深层思考

继2003年"问责风暴"之后,随着重大突发事件接踵而至,在中国掀起新一轮"问责风暴"。虽然迈出了问责制度化的重要一步,但面临的诸多现实困境仍需要进行深层次思考。其普遍存在四种现实困境:重"自上而下",轻"自下而上";重"火线问责",轻制度问责;重问责行动、结果,轻问责理念、过程;重"轻"责任,轻"重"责任。解决其现实困境,对其进行制度设计,理念先行是前提,绩效问责是突破口,官员复出机制是重要环节,统一立法是关键。

治庸问责制度化:价值、路径与运行保障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习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杜绝"慵懒散奢乱"现象,而"治庸问责"就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治理"慵懒散奢乱"的有力有效路径。制度化"治庸问责"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其实施进路与保障机制可以自多重维度发力。今后,我们应以制度化"治庸问责",真正转变各级党员干部和公务员的工作作风。

制度问责化与问责制度化

制度是"秀才"和"兵"的结合。"秀才"是制度中的肯定性责任,它告诉人们"路在何方"。"兵"是制度中的否定性责任,它对误入歧途者进行问责。所有的制度,都需强化"兵"的存在,是"制度问责化"。"兵"也容易在情绪决策博弈中迷失方向。由此,需要设置更高位阶的制度,对位阶较低的"兵"予以监管,是"问责制度化"。要实现问责制度化,需在封闭原理的指引下,藉由制度中安排"兵","兵"上安排制度,层层递进,构成一个问责循环系统。从理论回归实践,人民问责权层面的制度、问责权层面的制度、管理权层面的制度,互相运作,形成了实践形态的问责循环系统。其中,只有诉诸制度建设和理性教育,促进管理权的常态监管和非常态监管,人民问责权作为问责循环系统的枢纽才能日趋牢固。

制度问责化与问责制度化

制度是“秀才”和“兵”的结合。“秀才”是制度中的肯定性责任,它告诉人们“路在何方”。“兵”是制度中的否定性责任,它对误入歧途者进行问责。所有的制度,都需强化“兵”的存在,是“制度问责化”。“兵”也容易在情绪决策博弈中迷失方向。由此,需要设置更高位阶的制度,对位阶较低的“兵”予以监管,是“问责制度化”。要实现问责制度化.需在封闭原理的指引下,借由制度中安“兵”,“兵”上安排制度,层层递进,构成一个问责循环系统=从理论回归实践,人民问责权层面的制度、问责权层面的制度、管理权层面的制度.

关于问责制有关问题的思考

问责制的实质是一种监督与责任追究相结合、与国家公务员制度等位互补的制度;问责制所问之责主要是政治责任,包括个人和集体责任、直接和间接责任;问责的对象重点是各级领导人员;问责的主体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行政机关及其首长等。要实现问责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还需要明确问责制规定应坚持的原则和方式,问责与组织处理、党政纪处分、刑事责任的关系,问责的范围和程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