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质量问责:背景、问题与改革

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和本科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是我国高等教育质量问责的主要形式。文章从利益关切、质量信任等实践层面以及新自由主义趋势影响的理论层面分析了我国质量报告制度的背景;阐述了我国质量报告制度实施的情况与成效;认为实施的低成效源于高等教育质量评价的市场机制缺失、高校办学自主性缺失、问责形式单一等问题;从转变政府管理方式、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质量问责体系、提供多层次体系化的质量信息等方面提出了改革路径。

行政首问责的实证研究

行政首问责就是对负有领导责任的最高职务层次的政府官员问责。以1978-2010年间新闻媒体公开报道的官员领导责任问责事件为参考,选取37件样本,统计分析我国行政首问责中领导职务层次、官员问责类型与事故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规范我国行政首问责制度提供对策研究。

对我国问责制度若干问题的探究

如何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问责制度,有诸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在问责形式方面,应该包括政治问责和行政问责,即异体问责和同体问责两方面的内容。在问责主体方面,重点应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和广大社会公众的问责主体地位,并以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加以保障。在问责客体方面,要明确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部门或工作机构领导班子的组成人员为问责的主要客体,并明确问责客体的问责形式和职责划分。在问责范围方面,应明确问责的主要指向应该是政治责任和道义责任,并增加问责范围的透明度。在问责方式方面,应重视公开道歉与引咎辞职的作用,同时避免以政治和道义责任来掩盖和推脱纪律和法律责任现象的发生。

领导干部问责制刍议

领导干部问责制是问责制的中心环节和切入点。近年来领导干部问责在实践和制度建设上均取得了进展,但问责主体、问责范围、客体界定、问责程序方面仍有完善的空间。为此,需进行相应的制度建设,以促进领导干部问责制适应现实的需要,并为中国特色问责制度的确立奠定基础。

论教育立法中问责的模糊性

我国现行教育法律在保障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方面起着巨大作用,但教育立法在法律责任的问责主体、问责情节、问责形式、问责程序等方面的规定,仍存有不同程度的模糊性,需要由教育法律自身对其作出明确的法律界定或由相关权限机构作出法律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