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转型、基层超载与基层干部“行为悖论”

近年来,一些地方部分基层干部日趋忙碌且避责行为日益常见,消极主义倾向明显,这已是不争的治理事实。既有研究的个体视角和抽象的结构视角,难以对十八大以来广大基层干部“行为积极而心态消极”这一行为悖论做出充分解释。引入“国家治理转型”视角,基于各地基层治理实践考察,研究发现:当前阶段,国家治理转型明显,集中体现在治理目标全面提高、治理事务密集下沉和治理过程高度规范上,与位于科层体制末梢、权责倒挂明显和干部分化严重的基层治理体系张力较大,基层超载问题突出。为了推动各项工作落实,“问责推动”日益成为常态化工作推动手段和机制。适度的工作推动,可较好调动广大基层干部积极性;滥用问责却极大挫伤基层干部主体性,影响工作落实,反而助长了基层干部消极行为再生产。基于此,亟待建立健全权责相当的基层治理事务清单制度、面向工作内容和工作形式的合理性识别机制以及面向基层干部的精准问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