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问责权及其实现——以增权理论为视角

公民问责权是公民问责权利和公民问责权力的统一。增权理论新视角下,保障公民问责权有效实现有两条路经:一是个人主动增权路径——优化实现公民问责权的内部环境;二是外力推动增权路径——优化实现公民问责权的外部条件。

问责权法治化:一种问责制度研究的新范式

问责制度可以借由新旧两种理论范式创建。旧范式"问责行为法治化"理论上有缺陷,实践中有危害,应当被淘汰。新范式"问责权法治化"是对旧范式的超越。其核心逻辑在于:任何权力都应该受到法治化制约,问责权亦不例外;只有问责权实现法治化,才能派生出法治化的问责行为,才能走出"问责风暴"。而问责权法治化的实现,从根本上依靠"问责权网状循环问责系统"的建立。

当代中国问责权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

问责权是一个国家权力系统中的总枢纽,如果它能够在法治化的轨道上获得有效建设,整个国家权力系统都能在它的催化下实现法治化。以法治主义为参照系,对当代中国问责权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展开探讨具有重要意义。

公安机关在上访处置中的治安问责权

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上访事件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只有立足于以敦促涉访单位切实解决上访问题为突破口,建立健全上访处置中的责任制和追究制,才是规范信访秩序、保障社会稳定的治本措施。启动公安机关在上访处置中的治安问责权,作为一种针对性的责任追究制度,既有利于公安机关在上访处置中掌握一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又有利于提高涉访单位的工作责任心,从源头上解决上访中的违法犯罪问题。

环保督察问责机制困局与消弭径路

环保督察作为行政权力的内部监督机制,为克服环保治理领域的权力“科层制”弊端而出现,对公众参与权与知情权进行了有效的回应。环保督察问责对于提升政府公信力、实现环保部门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重要意义。在环保督察实践中,问责主体不明晰、重复问责、程序不公开等问题,以及运动式问责的开展严重影响了问责的效果,问责法治化是发挥其真正效用的必然路径。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作为行政问责主体的行政监察机构被划归入国家监察委员会,明确国家监察权下的问责与行政问责之间的权限划分是问责法治化建设的重点事项。

地方行政问责制的发展困境及治道变革

运用理论分析和实例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地方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困境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问责风暴盛行是当代中国地方行政问责制折射出的重要政治生态特征;问责风暴盛行的根源在于问责制法治化程度不高;同体问责薄弱、异体问责盛行为问责风暴创造了环境基础,问责法制的缺陷无法为行政问责提供制度基础,使得"由谁问"、"向谁问"、"问什么"、"如何问"等问题冲突频频;只有促动问责权向法治化方向发展、加强地方立法工作并重点建构党内问责制,才能走出地方行政问责的当代困境。

制度问责化与问责制度化

制度是"秀才"和"兵"的结合。"秀才"是制度中的肯定性责任,它告诉人们"路在何方"。"兵"是制度中的否定性责任,它对误入歧途者进行问责。所有的制度,都需强化"兵"的存在,是"制度问责化"。"兵"也容易在情绪决策博弈中迷失方向。由此,需要设置更高位阶的制度,对位阶较低的"兵"予以监管,是"问责制度化"。要实现问责制度化,需在封闭原理的指引下,藉由制度中安排"兵","兵"上安排制度,层层递进,构成一个问责循环系统。从理论回归实践,人民问责权层面的制度、问责权层面的制度、管理权层面的制度,互相运作,形成了实践形态的问责循环系统。其中,只有诉诸制度建设和理性教育,促进管理权的常态监管和非常态监管,人民问责权作为问责循环系统的枢纽才能日趋牢固。

要重视中国特色问责制度的建设

问责制是人民管理国家的一项重要制度。它体现了“人民运用权利监督和制约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权”的价值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逐步健全、完善,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问责制度。

问责总领:模糊性任务的完成与央地关系新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治理的基本取向是以经济增长等量化指标来推动任务完成。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政府中心工作(比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越来越多地以模糊性任务的形式布置,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模糊性治理模式。此治理模式以问责权为主导性权力,并将绩效考核、人民承诺和政治责任融为一体,在治理体系中构建了以问责权为核心的新责任体系。这一责任体系既保证了各类模糊性任务的完成,又重塑了央地关系新内涵,因此亦是近年来诸多民生工作得以完成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