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程序及其构建

行政问责程序是行政问责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健全行政问责程序有利于行政问责长效机制的构建。我国行政问责程序还很不完善,现阶段已成为问责制发展的瓶颈所在。构建行政问责程序必须遵循公正、公开、效率、参与、稳定、可操作等原则,问责程序包括启动、执行、修正救济等阶段及其具体环节,构建问责程序必须完善行政问责的相关法律体系,完善相应的信息公开和绩效评估制度。

“三不腐”机制下廉政问责程序的全面嵌入性运作——一个走向反腐败“治本”目标的分析理路

廉政问责是夯实"不敢腐"机制的基本前提,也是建构"不能腐"机制的内在保障,更是形成"不想腐"机制的心理根基。国家廉政建设要推进不敢腐、不能腐和不想腐"三不腐"机制的有效建构,就必须强化廉政问责程序的全面嵌入性运作,将廉政问责贯穿到廉政明责、廉政督责和廉政追责各环节,并依次加以贯彻执行。当前要通过建构廉政问责程序中的追责机制、督责机制和明责机制的全面协同,有效建构"三不腐"机制的"中枢神经",为推进国家廉政建设"治本"目标的真正实现奠定根基。

政府官员问责制度设计:基于问责程序的分析

在政府官员问责实践中,合理的制度设计是有效问责的前提和基础。问责程序是问责制度中必备的要素,在问责过程中能够为问责主体提供清晰可依赖的问责路径和可操作性的问责步骤和方式,对问责主体的问责行为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实现问责的规范性和高效性。总得来看,政府官员问责程序应包括问责触发程序设计、问责执行程序设计和问责追究程序设计三个环节。

廉政问责程序中信息公开机制的建构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要避免廉政问责程序运作中极易出现的偏差性、滞后性和形式主义的危机，则问责信息就必须做到科学和有序地公开。廉政问责程序中的信息公开具有法理、制度和现实层面的多重依据。问责主体在廉政问责程序中，应推进有关廉政责任巡查、廉政责任归属、廉政责任追究和廉政问责最终落实等方面信息的全面公开。为确保廉政问责信息的有效公开，当前要通过建构廉政问责程序中的信息审核机制、信息整合机制、信息服务机制和信息反馈机制等途径，推进廉政问责信息的公开走向科学化。唯有通过将廉政问责过程打造成公开问责和透明问责的过程，才能真正带来廉政问责程序运作公信力的切实提升。

党内问责和监察问责衔接问题研究

通过监察体制改革,我国形成了以党内问责为核心、监察问责为主体、行政问责为补充的联合问责模式。监察问责作为新兴的一种问责类型,与党内问责之间主体交叉,对象重合,情形相似,很多规定还有待于厘清。本研究在明确监察问责与党内问责衔接的理论基础上,突出问责的合理性判断,从对象、程序、手段三方面探讨了党内问责与监察问责的衔接问题,以促进纪法贯通。

我国职业教育质量问责的体系架构及机制完善

质量问责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推动我国职业教育质量问责的科学建构,必须立足于质量问责的主客体、情形范围以及运行程序等基本要件,对其内在的结构体系作出解构与分析。当前,我国职业教育质量问责在协助、常态力、规范力方面有待进一步提升与完善,对此,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类职业教育机构要在现有政策法规基础上,推动职业教育质量问责实现主体介入机制、嵌入机制、运行机制、公开机制和引导机制等的系统性完善和模式创新,为推动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及其对问责程序机制影响的研究

行政问责并非只是单一的制度,而是一种机制,它涉及行政决策、行政过程、行政结果的问责控制,需要多个方面的行为主体以相应的法定方式予以完成。完善的行政问责机制需要清晰具体的行政问责制度和可以将行政问责制度有效执行的行政问责程序机制。在国内行政问责理论研究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行政问责的制度设计呈现出实践先于理论的特点。实践先于理论的特点决定了行政问责制度还处于不成熟状态,存在明显的局限性:问责发起程序的缺失导致问责发起存在障碍,问责启动主体的制度缺陷加大了行政问责程序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责任标准的缺乏影响制度严谨性、公正性,等等。

网络平台内容治理权力行使的程序问责

网络平台已从被动、中立的信息中介演变为数字空间的主动管理者,政府借助平台对网络内容在线执法,事实上赋予了平台公共治理权力。执法私有化和公共权力的下放,引发实质性和程序性两个层面的法治问题。为规范平台新型权力,应创设新的监督机制,为平台行使公共权力提供更多的程序问责,回应私人治理合法化的需求。

论我国权力机关行政问责程序建设

我国权力机关行政问责程序建设已经初见成效,依法构建了罢免程序、撤职程序、撤销程序、质询程序和特定问题调查程序。但是,还存在着诸如制度设计不够科学、相关措施不够完善、程序衔接存在缺失等问题。应当更新观念,正确认识权力机关行政问责程序建设的重要性;完善制度,细化权力机关行政问责程序性规定;注重衔接,构建权力机关行政问责程序体系;保障权利,拓宽权力机关行政问责的救济渠道。

我国地方政府内部问责程序研究

天津、重庆、海南、安徽、广东五省市行政问责规章表明,我国地方政府内部问责程序建设初具规模,问责的启动、调查、决定、执行等基本环节已经确立,各环节之间的关系较为明确。但是,还存在程序设计粗糙、立法不统一、公开性不足、纠错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应当设立专门的问责机构,建立健全预告知制度和救济制度,加强问责监督,制定《行政问责法》,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内部问责程序。

廉政问责制新政:从程序设计到模型建构

廉政问责制的科学建构和实施是落实廉政建设"两个责任"的重要保障,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在推进反腐败斗争中极为重视和强调的一个重要方面。廉政问责制能否发挥持续性的规范作用,关键是要对其运作程序和制度模型作出顶层设计。基于对廉政问责过程的规范性分析,其制度模型应包括事前明责和事后追责两个过程,其中主导性问责主体和参与性问责主体协同参与,共同推进廉政问责过程走向科学化和规范化。

论学术不端行为问责的逻辑、机理与路径——兼评大学学术不端行为治理的合法性

“理”“道”融通是大学学术不端行为问责的方法论,是赋予该行为以合法性的根本依据。有依据、有效能是有效学术问责实践的两大特征。要开展有依据的大学学术不端行为问责,就必须基于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原理、根治机理与问责学理来展开;要实施有效能的大学学术不端行为问责,就必须沿着“责任归咎——程序设计——机制建构”的线路来持续优化学术问责工作方案。

明确问责程序 促进问责工作规范化

问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必须着眼规范问责、精准问责,坚持依规依纪,强化程序意识。此次修订《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从启动、调查、报告、审批、实施等各个环节,科学设置问责程序,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严肃问责、规范问责、精准问责、慎重问责,充分发挥问责工作激发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积极性的作用。

行政性问责与程序性问责

行政性问责往往是责任政府运作的开始,但要使责任政府稳定而有效地运作,就需要由行政性问责进一步走向程序性问责:完善责任制度的法律基础,在制度层面,完善责任制的各项程序,通过程序保障在责任面前人人平等,尽可能减少问责过程中的“替罪羊”问题。

浙江：出台党政领导干部行政问责程序

本刊讯近日，浙江省出台了贯彻《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工作程序。《问责程序》共分21条，主要规范了问责程序启动、问责线索（材料）的管理及办理、初核、立项、调查、审理、报送问责建议、代起草问责决定、送达、监督执行、公开、复核等12项工作程序。《问责程序》规定省纪委、监察厅对通过检举、控告、上级机关及领导批示、人大、政协、司法、行政机关和人民团体提出的意见建议、巡视、检查、考核建议、

我国公务员问责制的程序问题分析

公务员问责制是对公务员的违法乱纪和不作为行为及不良后果究查责任的一项制度。它要求政府及政府公务员对人民负责，是一项对责任进行追究的制度。加强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建设，公务员问责制的存在和完善也有利于提高政府部门的服务水平和行政效率。针对公务员问责制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探寻相应的对策使公务员问责制走向成熟。

国家审计常态问责的制度保障探析与构建

国家审计的最终目的是在监督中促进公共责任的履行,"审计风暴"和"问责风暴"相结合才能产生"完美风暴"。从风暴问责向常态问责,从依赖权力问责向依赖制度问责的转型,需要建立一个具有回应性、先导性、建构性的有效问责法律保障机制。只有依法明确向谁问责,为什么问责,如何问责,并且跟进相关配套制度、切实执行,实现问责有力、责任有度、权力有序,才能有助于真正实现审计问责的功能预期。

行政问责的制度困境及完善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实施以来取得了积极成效。但问责实践的各个阶段都存在问题。事前阶段的问题是问责触发的非常态化,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客体范围不全面;事中阶段的问题是问责标准弹性过大,问责配套制度供给不足;事后阶段的问题是缺失对问责的救济制度规定,缺失对被问责官员去向的制度规定。为此,需要明确行政问责主体及其权限,拓宽行政问责适用范围,统一行政问责标准和责任形式,完善行政问责程序和救济制度。

高官问责的制度要素分析：系统解构与发展困境

对制度要素进行解构分析,是解释制度发展困境、探求制度发展规律与轨迹的有效学理路径,高官问责制度自产生以来,其制度要素体系经历了反复探讨与大量争论,并不断得以推进和完善:一方面,有关高官问责制度的主体已经取得了一系列观念上的共识,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运行机制与通用程序;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诸多理论分歧和现实矛盾,并由此导致其特有的发展困境。

决策问责与纠错机制:内涵、必要性与瓶颈

实现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途径之一是建立决策问责制。确定决策问责纠错的主体、对象、标准、程序等是建立这套机制的关键要素。应建立起一套基础制度来实现决策问责路径的科学化,其总体思路是将决策问责纳入法治轨道,实现决策问责法治化,避免出现政治迫害和政治专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