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视角下突发事件提级问责结果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9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提级问责是党和国家用以矫正常态治理失效的一种手段,一定程度上可以破解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难题,提高应急管理绩效。以2014—2022年29个被提级调查的突发事件为研究对象,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探析事故类型、事故严重程度、权力类型、责任类型、领导批示及舆论压力六个具体条件变量相互依赖对提级问责结果的复杂影响机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注意力理论,构建“事件属性—权责结构—注意力分配”的三维分析框架,解释何种变量组合共同影响了提级问责结果。研究发现:事故类型和事故严重程度是影响突发事件提级问责结果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提级问责结果的影响路径共有五种,具有“殊途同归”效果,具体概括为外部舆论助推型、内部压力主导型和内外联合驱动型三种模式。结果表明,事件属性是影响突发事件提级问责结果的核心要素,权责结构是影响突发事件提级问责结果的结构化因素,上级领导和公众的注意力分配是影响突发事件提级问责结果的主要力量。为了有效发挥提级问责机制应对突发事件的效能,应注重提升提级问责的制度化和法治化水平。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与生态问责协同治理:理论框架与实现路径

生态问责制度是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抓手,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是加强自然资源管理,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科学决策、构建生态绩效评价机制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以协同理论为基础,阐释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与生态问责协同治理的理论框架,主要包括:协同治理目标、对象、内容以及协同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树立系统思维,强化顶层设计,构建多部门协同治理监督体系,数字技术赋能,完善自然资源资产大数据平台等推进离任审计与生态问责协同治理的路径。文章在政府完善生态问责实施机制,提升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政策的治理效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

党内问责与监察问责:基本要素的界分和衔接适用

党的自我革命要求用好问责利器。党内问责属于党内法规体系,监察问责属于国家法律制度体系。不同规范体系决定了两种问责制度在问责主体、问责对象和问责情形等基本构成要素方面的差异,纪律检查机关和监察机关合署办公体制内在要求两种问责制度适用方面的一致和衔接。厘清党内问责与监察问责基本构成要素的界分及其衔接适用,是精准问责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充分发挥两种问责利器作用的关键所在。

财政涉农资金审计趋势演变与问责整改研究

基于国家审计监督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政策背景,选择审计署审计结果公告为样本,考察财政涉农资金审计趋势演变、违规行为与问责整改情况。研究发现:(1)审计重点由专项资金使用逐渐转向政策落实,审计内容形成“资金审查——问题分析——整改追责”的结构体系,审计类型由财务审计逐渐转向合规审计,而绩效审计存在缺失。(2)审计发现问题主要集中于财政涉农资金不规范使用、资金实际使用效率不高、项目建设缓慢、项目实施效益不足、政策落实监管不到位等方面。(3)审计整改环节存在审计反馈和落实不到位、审计问责缺失、审计威慑力不强等现象。针对以上问题,提出完善事前监督评价机制、及时发挥审计预警功能,加强绩效审计力度、全面发挥审计监督作用,重视审计结果运用、优化审计问责整改机制的政策建议。

经营投资问责能否提升国有企业投资效率?

建立健全经营投资问责制度是新时期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举措,对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实现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文章基于各地区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工作相继实施的制度背景,通过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来实证考察经营投资问责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具体影响和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经营投资问责能显著提升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且主要表现为抑制过度投资;机制分析发现,经营投资问责既能通过治理效应减少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又可以发挥信息效应提升国有企业信息透明度,进而抑制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异质性分析表明,经营投资问责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商业竞争类及党组织治理嵌入度高的样本中更为显著;此外,经营投资问责通过改善国有企业投资效率,提升了国有企业价值和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研究结论不仅为经营投资问责制度的实施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也对进一步深化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推进新时代国有企业治理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问责吸纳控制权:乡村产业振兴项目激励失灵的理论解释——以A省F县为例

在乡村振兴中,产业项目因其带来的巨大财政资源和增量绩效,理应有效激发基层政府的能动性。然而,一些地区却出现产业项目对基层政府的激励失灵现象。在“问责吸纳控制权”的分析视野中,问责压力的强化改变了纵向政府间的控制权配置模式,凸显基层行动者的权责失衡样态,这是诱致产业项目激励失灵的深层机制。具体而言,问责总领与检查验收权的向上集中使得基层政府追求控制权的空间不断被压缩,督查问责与正向激励的不均衡加剧了控制权内部冲突,消解了基层干部发展产业项目的主体性,进一步催生出目标设定权的价值偏离,诱发避责共同体的形成及项目制基层实践扭曲。对此,需要在总体上重构控制权,通过强化县域产业自主发展能力、健全权责对等机制、培育乡村内生参与力量破解项目化运作的基层激励失灵困境。

BFT问责机制综述

拜占庭容错(Byzantine Fault Tolerance,BFT)协议在保障区块链或分布式系统在面临节点故障和恶意行为时的一致性和可靠性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BFT问责机制通过记录和共享共识过程中的共识节点行为,旨在识别拜占庭节点,并能够有效解决在拜占庭节点数量超过1/3时,传统的BFT协议无法确保安全性和活性的问题。文章系统地总结了目前已有的BFT问责协议,包括服务端问责机制、客户端问责机制和BFT内嵌问责机制。文章还对这些机制进行比较和分析,探讨了存在的挑战,并展望了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制度的发展脉络与变迁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作为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式,党内问责制度先后经历了初步发展期、曲折发展期、恢复发展期、全面发展期的百年求索之路。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党内问责制度的变迁是宏观环境、政治变量、关键节点和路径依赖相互作用的结果。制度环境的变化引发了党内问责制度的变迁,从严治党的政策理念等政治变量推动着党内问责制度的完善,关键节点决定了党内问责制度的走向,路径依赖使得党内问责制度不断强化。总体而言,党内问责制度的演变呈现出体系化、法治化的鲜明特征,展现了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根本、以抓住“关键少数”为指引、以全覆盖监督为途径的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的缩影。

行为公共管理视角下的信息通信技术与街头官僚问责制:理论述评与模型构建

拥有自由裁量权的街头官僚广泛介入公共事务故需要问责制,但因街头环境的特殊性而长期存在问责困境。数字时代信息通信技术(ICT)被寄予厚望,但未聚焦街头官僚问责制,反而引发ICT对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限权—赋权”争论。本文首先回顾李普斯基对街头官僚问责制的定义,其群际关系与行为模式取向要求区分问责主体、关注街头官僚的感知和行为,归纳街头官僚可问责性的事实可能性与价值适当性。其次在述评宏观技术与制度视角、中观组织与ICT类型,以及微观“政府端—公民端”感知问责与应对/问责行为三个层面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行为公共管理视角下数字时代街头官僚问责制的分析模型。最后进行未来研究展望,以期夯实数字时代街头官僚问责的微观基础。

公立医院预算绩效管理问责对预算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为解决公立医院预算管理缺乏预算和管理底层逻辑支撑而导致预算责任不明、绩效管理流于形式等现实问题,本文基于社会交换理论,聚焦于公立医院预算绩效管理问责,从责任标准、执行、激励、监督四个维度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这一重要管理举措影响预算绩效的机制展开研究。228份公立医院预算参与人员的问卷数据结果证实:(1)公立医院预算绩效管理问责能够有效提升预算绩效,其中责任激励的软性引导作用相对更明显;(2)公立医院预算绩效管理问责有利于建立高质量的员工-组织关系,其中社会交换关系的作用效果相对优于经济交换关系的作用效果;(3)员工-组织关系在预算绩效管理问责大幅提升预算绩效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这为我国公立医院更好地围绕共同目标开展预算绩效管理提供了实践指导,实现绩效管理“事半功倍”。

档案开放审核问责机制构建的理论阐释、现实梗阻与实践进路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在档案开放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档案开放的关键环节,档案开放审核面临着巨大挑战。因此,建立健全档案开放审核问责机制十分必要。文章在分析档案开放审核问责机制内涵、作用机理、构建依据的基础上,针对作用机理构建档案开放审核问责机制存在法律法规问责条款有待细化、档案开放审核的问责主体不到位、档案开放审核的问责客体不明确、档案开放审核的问责范围较为狭窄和档案开放审核的问责程序缺乏规范性等困难,提出细化问责政策与条款、全面落实问责主体、切实明确问责客体、调整充实问责范围以及严格规范问责程序等措施,以期为构建档案开放审核问责机制提供参考。

新时代我国工程教育质量问责的体系建构与机制探构

工程教育质量问责既是工程教育质量提升的重要保障,也是新时代破解我国工程教育发展难题和深化工程教育改革的应有之义。推进新时代我国工程教育质量问责实现有序展开和科学运行,必须对工程教育质量问责的介入主体、指向客体、基本情形以及运行程序与方式等基本要素作出界定。近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动下,我国工程教育无论在规模还是实力上均实现了巨大提升,但较之于国外,我国工程教育质量问责依然处在探索阶段,尤其是缺乏针对性和具体性的制度规范体系。当前,在完善工程教育治理体系的进程中,应积极立足协同介入机制、全过程嵌入机制、规范操作机制、信息公开机制以及理念引导机制等层面,对我国工程教育质量问责作出探索性建构,由此才能为加快建设世界工程教育强国提供更加坚实的内在保障与制度支撑。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党政问责实证研究-——以第二轮问责公布结果为研究素材

环保督察是我国现代化治理的创新制度,具有行政督察和党内督察的双重性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党政问责是落实环保督察的有效手段。学界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其党政问责机制做了深入研究,主要集中其制度特征、优势,但鲜有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的问责为研究对象。通过公开信息渠道获取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责数据,从问责对象、级别人数、问责情形等方面进行量化评估,有助于总结实践经验,提高问责效率。运用实证方法评估问责级别与问责情形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研究证明,部分问责情形与问责级别存在相关性。根据研究结论,可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责对生态环境治理的影响以及对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建设的影响。

高校纪检监察机构做好监督执纪问责“后半篇文章”研究

高校纪检监察工作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监督执纪问责“后半篇文章”的高质量。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历史使命的高等学校,应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做好监督执纪问责“后半篇文章”。不仅要利剑高悬,严惩违纪违法行为,还要规范执行处理、处分决定;加强回访教育,让跌倒的干部重新站起来;强化案件剖析,以案促改、以案促治,解决管理、制度上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不断提高廉洁宣教质效等,营造风清气正的校园氛围。

“问责接受区”:基层回避政策加码的一种解释——基于湖北省C镇乡村振兴衔接专项资金使用的案例分析

政策加码现象始终难以根除,回避政策加码现象也普遍存在。基于体制结构、问责制度及行动者差异的整体性分析框架,考察湖北省武汉市C镇回避政策加码行为,发现基层回避政策加码行为源于晋升锦标赛下不确定性竞争事项强激励生产的动力机制、非正式制度弱化正式问责刚性约束的强化机制及积极官员助推“问责接受区”所形成的实现机制的综合作用。上述3项机制催生基层回避政策加码行为的内在逻辑在于,积极应对的基层官员围绕回避政策加码在体制结构、问责制度下创造了预期收益为正的区间,即“问责接受区”。“问责接受区”能为基层官员回避政策加码等冒险性政策执行行为提供普适性解释。

问责的混合效应与基层避责行为的策略性变化

近年来,强化问责的制度设置与基层治理的现实困境同步发生,问责能否有效抑制基层避责逐渐成为研究者和决策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基于问责的混合效应,对一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问责和避责是一组镜像概念,尽管自上而下的问责在约束基层干部行为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基层干部也会通过诸多策略性行为进行反馈。由于实践中问责政治属性的强化,以及问责的泛化、简单化造成的非对称性风险、不稳定预期、选择性适用等问题,致使部分基层干部倾向于以不充分的努力来执行其任务,将资源从高质量的行政活动转向没有生产性但风险较低的活动。对于问责混合效应的理论发现有助于拓展问责和避责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并为进一步优化问责制度提供借鉴与参考。

国际体育组织问责的制度性困境与纾困之道: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

采用扎根理论方法,深入探讨了国际体育组织在问责制度方面所面临的制度性困境,并构建了相应的理论模型以提出有效的纾困策略。研究发现,国际体育组织普遍存在以下四个核心问题:决策黑箱、权力失衡、社会忽视和惩罚不当,反映了组织行为的偏差与环境不协调,亟待综合优化现有问责制度。研究强调,增强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和实现权力的均衡分配是构建一个高效问责机制的基石,这对于维护公众信任和满足利益相关者的期望至关重要。此外,确立清晰的道德准则、积极回应社会期望以及加强法律框架,对于强化问责机制的有效性同样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鉴于此,具体策略:首先,确立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作为问责制度的核心;其次,推动权力分配的均衡,作为问责制度的先决条件;再次,强化组织对社会责任的承诺,作为问责制度的支撑;最后,完善惩罚机制,作为问责制度的保障。

公共行政中的感知问责:分析框架与研究展望

作为现代民主治理的主要标志之一,问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面对客观问责制度时,不同的问责对象总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同的主观认知与解读,进而影响其行为与决策。感知问责作为连接宏观问责制度与微观个体行为之间的“桥梁”,可有效弥合两者之间的鸿沟,提升问责效能。目前,国际公共行政学者已经关注到这一概念,并开展一些研究。论文首先梳理国际公共行政学者对于感知问责的相关学术研究,便于我国公共行政学者与实务者了解并熟悉该议题。基于现有研究,论文从个体、组织与制度三个层面,围绕八个因素建立一项分析框架,为我国公共行政学者开展感知问责研究提供理论指引。在个体层面,论文关注三个因素:自我效能感、自主性与个体官僚与领导关系。在组织层面,主要关注两个因素:组织支持度与组织透明度。在制度层面,主要关注三个因素:问责主体的特征、问责标准的特征与问责过程与内容的特征。在未来,我国的公共行政学者可以聚焦感知问责的概念建构、解释、后果与管理议题,为感知问责这一崭新的研究领域做出贡献。

通过合同实现算法行政问责

以机器学习算法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推动算法行政的兴起。伴随着数字政府建设浪潮,当前算法行政面临多重问责困境,具体表现为算法黑箱加剧行政决策的不透明性、商业秘密阻碍算法问责、算法行政拒斥行政机构专业判断以及褫夺公民参与决策和获得救济权利。面对算法行政问责困境,合同规制进路因具有回应性、灵活性等优势,不失为一种可供选择的补充性算法治理方案。宜从总体原则、重点内容和组织保障三个维度来建构算法行政问责的合同规制进路:遵循以风险为基础的采购原则,将算法问责作为协商重点内容,建立专业算法系统采购小组,确保政府采购具有透明性和负责任的人工智能算法系统,从而实现算法问责,重塑算法行政合法性。

权力下放、多元参与、问责监管——英国教育走向现代治理的历程、特点及经验

从社会、经济与教育之间的内在联系看,英国教育,特别是英格兰地区的教育从传统教育管理走向“扁平、分权、多元制衡”现代教育治理所经历的四个历史时期,即1940—1978年的“国有化”时期,1979—1996年的“市场化”时期,1998—2010年的“第三条道路”时期,以及2010年至今的“后金融危机”时期,可以发现,英国教育治理的显著特征是权力下放、鼓励多元群体参与、强化问责监管,由此,英国实现了教育治理的全面转型,不仅完善了相应的治理体系,而且有效提升了相应的治理能力。英国教育治理的基本经验包括:明确权力边界、深化治理体系建设,鼓励多元参与、不断提升治理能力,完善问责监管、持续激发学校活力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