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行政问责范围的扩大

我国行政问责范围过于狭窄,规定也不利于操作和执行。因此,行政问责的范围应扩大,行政违法行为、行政失职行为、官员的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等都应该纳入行政问责的范围。

“京版问责办法”出台 党委领导首进问责范围

通过问责党委领导,促使各级党委领导从以往的'我当多大官就有多大权'转到'我当多大官就有多大责任'的'官念'上来,真正懂得权力的含义。——北京市纪委有关负责人3月22日,'京版问责办法'——《北京市实施〈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办法》正式对外公布,首度将本市党委领导列入问责范围。相比2009年7月出台的'全国版问责办法','京版问责办法'更加严格,'问题官员'两年内不得提拔。与此同时。

湖北:出台食品安全问责办法 学校、养老机构食堂纳入问责范围

近期,湖北省委、省政府印发《湖北省食品安全问责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对不履行食品安全职责,造成食品安全事故或者不良社会影响的市、县、乡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及其成员,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食品安全相关部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实施问责。

论高等教育问责的范围

当前高等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逐渐增大,其职能也在不断扩大,所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多,因此,实施高等教育问责是满足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必然要求。问责范围作为高等教育问责机制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主要解决"问什么"的问题,即高等教育权力主体对哪些行为和事项承担责任,社会公众在多大范围内对高等教育权力主体实施监督。文章从我国实施高等教育问责的现实意义入手,分析了高等教育问责范围的含义和界定问责范围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高等教育问责范围的具体内容,以期对我国教育问责机制的建设有所参考。

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及制度完善

行政问责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我国行政问责的实践上看,主要存在行政问责缺乏统一的制度架构,没有严格遵循我国宪法规定的责任制原则,问责途径单一、缺乏外部约束,问责程序设置简陋、责任方式配置不合理等。为此,要完善行政问责的范围、行政问责的主体,责任追究的程序,并实行行政问责的统一立法。

审计问责制制度创新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本文以河北省2009年开展的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为背景,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和河北省纪委、省委组织部印发的《河北省机关工作人员违反问责暂行办法》为依据,对政府审计问责制制度创新进行了研究,以期为审计问责建设提供参考。

公共图书馆问责制:理论框架与实践探索

公共图书馆问责制的建构有其理论依据,也是公共图书馆治理能力提升的客观诉求。在公共图书馆问责制的框架建构中,公共图书馆必须基于问责的主体、客体、范围及其程序等基本要素,对"谁来问责"、"问谁的责"、"问什么责"和"如何问责"等一系列基本命题进行明确厘定。当前,面对公共图书馆相关法制体系建设相对滞后的客观背景,公共图书馆应重点做好有关问责的全面覆盖机制、多元参与机制、公开透明机制和文化引导机制的建构工作,以推进公共图书馆问责制不断走向完善化。

对我国问责制度若干问题的探究

如何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问责制度,有诸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在问责形式方面,应该包括政治问责和行政问责,即异体问责和同体问责两方面的内容。在问责主体方面,重点应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和广大社会公众的问责主体地位,并以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加以保障。在问责客体方面,要明确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部门或工作机构领导班子的组成人员为问责的主要客体,并明确问责客体的问责形式和职责划分。在问责范围方面,应明确问责的主要指向应该是政治责任和道义责任,并增加问责范围的透明度。在问责方式方面,应重视公开道歉与引咎辞职的作用,同时避免以政治和道义责任来掩盖和推脱纪律和法律责任现象的发生。

领导干部问责制度的比较分析

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2003年SARS事件中两位部长级官员引咎辞职,"问责"的概念开始进入中国行政管理范畴,不仅引发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同时开辟了我国行政学和行政法学的新领域,地方各级政府也积极主动地探索建立相关制度。据不完全统计,自2003年至今,我国长沙、南京、广州、天津、重庆。

行政问责法制化的“中国式困境”及对策

行政问责制是西方政党政治的产物,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后,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运行机制和法律体系,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起着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市民社会和法治社会的发展进程。

领导干部问责制刍议

领导干部问责制是问责制的中心环节和切入点。近年来领导干部问责在实践和制度建设上均取得了进展,但问责主体、问责范围、客体界定、问责程序方面仍有完善的空间。为此,需进行相应的制度建设,以促进领导干部问责制适应现实的需要,并为中国特色问责制度的确立奠定基础。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利器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明确规定并细化了党的问责工作,对于问责原则、问责对象、问责归属、问责范围和方式、问责决定和终身问责等方面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让问责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条例中对“问责原则”进行了详细说明,“依规依纪”指明党的问责工作遵循党章的规定。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条例的制定也以党章为根本依遵,是党章在从严治党方面的细化和延伸,是问责工作的“方向标”。“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在条例中是问责工作的基本原则,

审计问责的的机制优化——《审计问责研究》评介

2011年12月22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强化审计机关,提高行政效率、问责、效益和透明度"的A/66/209号决议,确认了审计机关的问责作用。我国亦掀起了一场场问责风暴,在风暴的洗礼下,公众对审计问责的关注经历了从知之较少到热切期待,再到麻木、无奈的过程。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社会对审计期望值的提高和审计问责供给不足的矛盾。审计问责涉及经济学、管理学。

领导干部依法行政能力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所谓领导干部依法行政能力,就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的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遵循法治方式处理具体行政事务的能力,简言之就是依法办事的能力。根据党的有关文献和依法治国的需要,依法行政能力主要包括熟知和理解法律知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行政管理、依法办事、公正执法。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政府督查责任追究办法等4个文件的通知

晋政办发[2017]100号各市、县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委、办、厅、局: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山西省政府督查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山西省政府督查工作激励积分办法(试行)》《山西省'一网三库'督查人员工作管理暂行办法》《山西省政府督查快速处置工作制度》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2017年8月22日(此件公开发布)

何忠国:以精准问责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党内问责已经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但在实践中也存在问责不到位、程序不规范、泛化简单化等问题。如:有的奉行“好人主义”,不敢较真碰硬,弱化了党内问责的利器作用;有的把不适用党内问责的一般性工作问题纳入问责范围,在问责事项上出现泛化现象;有的针对工作措施不力、工作责任不落实等问题问责较多,对其背后存在的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问题问责较少,等等。党内问责不规范问题,根本原因在于问责权力的任性。

给问责中的典型问题画画像

随着问责条例在各地贯彻落实,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成为常态,但是应该看到,在一些地方和单位,问责不力和问责泛化、简单化等问题也不同程度存在。有的不敢问责、不愿问责,有的不会问责、滥用问责,还有的搞选择性问责、'拍脑袋'问责,凡此种种,皆成为影响问责成效的绊脚石。结合具体事例和基层反映,我们给问责中的典型问题画画像,透过现象分析其本质和危害,以为镜鉴。

解决问责泛化要强化制度与公开

问责是党章赋予的重要职责,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已逐渐成为共识。但在强化问责的同时,一些地方和部门出现了问责泛化问题,把层层传导责任压力变异成层层加码,随意扩大问责范围、增加问责人员数量。比如,前一段时间,有媒体调查发现,有的地方简单以问责数量衡量整治效果,有的部门为了凑数只好挖空心思“泛化问责”。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这类问责泛化问题严重背离了问责制度的初衷,让问责走样、变味。

以法治思维纠治和平积弊的对策思考

习主席强调,要以整风精神纠治备战打仗中的顽瘴痼疾,对和平积弊来一个大起底、大扫除。近年来,各级坚决贯彻习主席关于备战打仗重要指示,聚焦和平积弊深查实纠真改,部队上下形成了思战谋战练战的良好氛围。但从纠治的实际情况看,认识不深刻、等同于一般任务的有之,方法不科学、简单应对的有之,整改不彻底、时冷时热的有之,没有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其深层次原因有:一是崇尚法治不自觉。

应当对“公捕公判”决策人问责

自1988年即被要求坚决制止的游街示众行为,于2014年10月在湖南岳阳华容县又重演,＂囚车游行＂、千人围观,为法治蒙上了一层阴暗。 对于公捕公判的反法治本质,说其为＂有罪推定＂思维下的羞辱刑并不为过,震慑犯罪的效果远不及破坏法治的危害。而且,这种方式所强化的执法心理是：社会的安全稳定是建立在运动式执法、威慑式执法之上，而不是立基于常态化、法治化的执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