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主义视角下的主办侦查员制度探究

主办侦查员制度作为司法责任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其设计与施行既有基层自发探索的历史实践基础又有新时期深化改革需要的特殊意义。主办侦查员制度应直面当前侦查机构设置零散化、权责不明、资源配置失衡、价值取向偏差等突出问题,以集约化的管理模式使制度建设步入科学化管理轨道,优化完善相关工作机制,为制度运行创制适宜环境,构建权责利相一致的制度体系,确保系统性平衡。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再认识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撰写于他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篇和下篇期间,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具有不可分割的逻辑关系。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都高度重视对《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研究,而对《再论问题与主义》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忽视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与《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写作上紧密的内在联系,因而遮蔽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的独到之处和重要价值。《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更为重要的是,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肇始和开端,可谓《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姊妹篇,这两篇文章珠联璧合,是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标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在中国全面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篇经典文献,而《再论问题与主义》则是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方向的第一篇经典文献。

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及其当代审思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缅怀五四先驱崇高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精神,总结党和人民探索实现民族复兴道路的宝贵经验,这对发扬五四精神,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新时代中国青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审视——基于核心资料的解读

五四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曾被定性为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之争、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改革开放以后,不少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异议。核心资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在核心资料的基础上叙述、构建的历史,才是比较真实、可靠的历史。仔细阅读“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核心资料,不难发现,问题与主义之争并不似一些学者构建的那种剑拔弩张的意识形态之争,而是一场极为平和的学术探讨。五四时期,胡适、蓝公武、李大钊秉持“真理愈辩愈明”“君子和而不同”“吾爱真理,吾惜友谊;不因追求真理而害友谊,也不因珍惜友谊而昧真理”等理念,在《每周评论》上进行的这场讨论,是思想的碰撞和学术的对话,争论中达成了一些共识,也存在着不少分歧,但无论是共识还是分歧,都促进了思想发展。当时的舆论界对这场讨论的参与度不高,几乎没有人将其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的较量。“问题”与“主义”之争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只激起了小小的涟漪,在1949年以前的史学著作中,很少有人重视这场争论。

论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实质

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 ,其用意是反对包括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主义 ,“问题与主义”之争 ,是要不要旗帜之争。胡适没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不合乎事实的。当然 ,认为胡适只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也不合乎实际。胡适反对研究和宣传主义 ,是因为他坚信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能够解决问题。然而否认理论的积极作用 ,是站不住脚的。因此胡适在《三论》《四论》中修正了自己的观点 ,不得不承认主义有作用 ,转而反对教条主义。但是 ,胡适认为主义的作用 ,只是一种参考的作用。因而继续抬高方法的作用 。

“问题与主义”之争九十年回顾与思考

90年前五四运动后不久由胡适发起的"问题与主义"论争影响深远,但由于对发起的复杂背景缺乏疏理也产生了文本误读,或因政治意识形态原因而有所误解。本文在查阅大量原始文献和相关资料的基础上,重新考查了论争发起原因、论辩内容及后人评价。认为论争是从学术角度谈论政治,旨在破除"假、大、空",注重实践,其思想解放的警示意义至今仍在。

也谈“问题与主义”之争及其影响

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观点的提出，既有其客观的历史原因和积极的意义，也有其主观消极的影响，既是其实验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表达，也是其小资产阶级阶级性的体现。而对胡适“问题与主义”观点的彻底否定，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相反，对其观点的完全肯定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重新解读胡适及“问题与主义”之争

在研究胡适思想言论的过程中,既要避免掉入政治感情的"陷阱",又要充分把握胡适的思想言论多有偏激性和非严密性这一特点,把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提出的主要观点全面地联系起来加以分析。从总的层面上来说,胡适在当时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对我国社会发展具有长远现实意义的问题,即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问题与主义"的关系。从具体层面来说,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提出的某些观点是存在不足和漏洞的,但他同时也提出了不少直到今天也还有生命力的正确观点。"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发生的一场以方法论争论为核心的政治色彩很浓但却充满自由平等气氛的健康学术争论。

别现代:主义的问题与问题的主义——对夏中义先生及其学案派倾向的批评

通过对夏中义先生朴学主张及其所代表的学案派个案的诊断,得出朴学方法的有限性和只能作为美学方法的补充的结论。近百年来中国学术史、思想史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可以简约为主义的问题和问题的主义。主义的问题在于我们缺乏主义但又不去建立主义,又在于许多外来的主义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或者运用不当,因而主义的问题就是主义被搁置了。而问题的主义在于,对任何问题的思考和把握,其主张和路径、方法自然构成主义,但关键在于是否敢于声称并坚持这个主义。因此,对学术和思想来说,主义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别现代作为一种理论创新,其主张来自于主义的问题,而又建构问题的主义。与朴学的回溯历史不同,主义的建构指向未来,但同时也有自己的标准去衡量美学的成就并评估"美学先人祠"的人选。美学之所以为美学,除了其学科性,还在于它的思想性、抽象性、主义性,任何以文献"逗哏""捧哏"的方式想要成为美学家的话语表达,都会与美学渐行渐远,乃至小学盛行、大学隐匿。

“社会问题”的性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不仅面向问题的提出,还面向问题的分析和解决。"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不是个人的机械总和,因此,社会问题的提出、分析和解决过程既不同于个人问题,也不等于个人问题的机械总和。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五四"先贤对社会问题的性质存在观念分歧,但都反对偏废"问题"和"主义",达到了一个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论“问题与主义”之争前后的李大钊思想——对争论性质的再探讨

长期以来 ,国内学界对所谓“问题主义”之争的叙述和评价一直受到某种既定认识的误导 ,以至混淆了这场论争的性质。本文通过对争论当事人之一的李大钊在“五四”前后思想的细致论述认为 :“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前后的李大钊与胡适二人无论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个人关系方面都没有什么实质性分歧 ;李大钊的质疑辩难与胡适的积极回应实际并非针锋相对 ,而是实现了一个完整的认知建构 ;至少到 1 92 3年初为止 。

“问题与主义”之争和少年中国学会

胡适、李大钊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一场关于实验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思想方法和社会改造道路的争论,也可说是“少年中国学会”内原有的社会主义与由会外输入的实验主义之间的争论。胡适的实验主义宣传,对学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使学会中原本反对空谈主义,主张从事社会事业和社会活动的会员形成了所谓“问题与主义”派。而围绕着《少年中国》月刊文字方针而展开的“学理与主义”之争,并非人们所说的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范式转换,而是学会自由研究与预备主义的表现与结果。在导致学会分化的共同主义之争中,胡适及学会内的“问题与主义”派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高等教育学研究中的“问题”与“主义”

无论构建理论体系还是研究现实问题,对高等教育学研究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文章在对当前高等教育学研究中“问题”与“主义”简评的基础之上,提出关注现实问题,是高等教育学研究之必然。当今高等教育学研究应该走“问题导向”的研究路径,在问题研究中实现“问题”与“主义”的完美结合。

“问题与主义”论争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之确立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遇到的第一次挑战,其实质是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与胡适的"实验主义"在如何解决中国问题上的一场"政治论战"。李大钊在这次论战中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思考中国命运,提出了通过"阶级竞争"达到对"经济问题"的"根本解决"的思路。这次论战,激发、促进了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确立。到1920年初,李大钊不仅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比较全面、准确的认识,而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渐确立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思路。

重评“问题与主义”之争

发生在１９１９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打下深深的烙印，也使胡适蒙垢甚多。本文依据可靠的资料，以历史的眼光，从论争的背景、论争的真相、论争的影响、以及被误解的原因，重新审视和评判，可知：论战双方尽管思想信仰上各有不同，究其实质主要还是一种思想学术的研究和探讨，并非政治的分歧，更不是青年胡适有意“挑起”、旨在阻碍和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等等。它是东西方文化碰撞摩擦的必然反应和一种表现。

“问题与主义”之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萌芽

20世纪初,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围绕"问题与主义"进行了一场规模不大但影响深远的争论。争论双方虽然观点不同,但对外来学理和主义要适应"中国今日的时势"的命题却形成了共识。马克思主义者们在争论中吸收了胡适的部分观点,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最初探索并取得了重要进展。

斯大林处理民族主义问题的失误及其动因

斯大林处理民族主义问题的失误对苏联解体具有潜在影响。斯大林不仅在"两种民族主义"问题上存在错误认识,而且在实践工作中存在诸多过失。失误的动因在于斯大林在俄罗斯传统集权思想、国内外形势和政权巩固的现实需要影响下,力图建立高度统一的"苏联民族"框架下的民族—国家体制。其处理民族主义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立场、策略的选择。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若干辨析

近年来,"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纵深研究取得了众多成果,但在更正某些传统观点的同时,关于争论是否存在、是否建国后的"凸显"公案、政治之争还是学理之争、胡适当年是否反对马克思主义、胡适有没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贡献等问题的探讨,存在着矫枉过正的现象。

“问题与主义”之争九十年回顾与思考

五四运动后不久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囿于个人认知和时代变迁,后来各界的评价褒贬不一,也留下了不少历史误解。其实,无论是问题还是主义,牵涉面都很广。"问题与主义"论争的主旨和意义,就在于注重实践,破除"假、大、空",在于思想解放。

论建国初期大汉族主义问题的消解

本文分析了建国初期大汉族主义的表现和由来,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为消解大汉族主义问题所制定的方针政策和采取的实质性措施,对于建国初期消解大汉族主义的历史意义与基本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