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原住民特征对大学生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的影响:链式中介模型

目的:基于人-情感-认知-执行交互作用(I-PACE)模型考察大学生数字原住民特征与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的关系以及错失恐惧与自我控制的链式中介作用。方法:采用数字原住民量表、特质—状态错失恐惧量表、青少年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量表和自我控制量表对1071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①数字原住民特征正向预测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β=0.319,P<0.001);②错失恐惧与自我控制分别在其中起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114、0.067;③错失恐惧与自我控制在其中起链式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039。结论:数字原住民特征不仅直接影响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还通过错失恐惧和自我控制单独中介作用以及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

大学生孤独感与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社交焦虑、社会自我效能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以上海市554名大学生为调查对象,探讨了大学生孤独感对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的影响。结果表明,孤独感正向预测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和社交焦虑,负向预测社会自我效能感;社交焦虑负向预测社会自我效能感,正向预测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社会自我效能感负向预测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孤独感通过社交焦虑和社会自我效能感的链式中介作用对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产生影响。

父母自主支持与初中生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的关系:自尊与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初中生使用手机已经成为了一种极其普遍的现象。然而大部分的初中生对智能手机的使用存在不合理的行为,主要表现为青少年长时间和高频率使用移动社交网络,对青少年的心理发展与行为塑造产生了消极影响,导致了负性情绪、学业不良、退缩和逃避行为等问题的发生。本研究采取整群方便抽样方式,从佛山市禅城区两所初中选取600名初中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1) 父母自主支持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初中生的自尊、生命意义感寻求和生命意义感拥有;(2) 自尊和生命意义感拥有可以显著负向预测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而生命意义感寻求可以正向预测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3) 自尊和生命意义感拥有在父母自主支持对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的负向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生命意义感寻求在父母自主支持对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的正向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4) 自尊和生命意义感拥有在父母自主支持对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该结果揭示了父母的自主支持是解决初中生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的重要因素,可以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思路。

本科护生问题性网络使用演变及其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关联

目的识别本科护生问题性网络使用(problematic internet use,PIU)转变模式,分析不同转变模式与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关联。方法便利抽样选取901名本科护生为研究对象,分别于2022年9月(T1)、2023年9月(T2),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戴维斯在线认知量表和青少年NSSI评定问卷对其进行调查。潜在类别分析识别PIU类别,潜在转变分析探讨PIU转变模式,Logistic回归探索不同转变模式与NSSI关联。结果T1和T2时点护生PIU均有3个类别:低PIU组(26.97%/36.07%)、中PIU组(41.95%/39.96%)、高PIU组(31.08%/23.97%)。本科护生PIU整体呈缓解趋势,但13.54%护生仍维持高PIU,命名为高PIU持续组;4.44%、1.89%护生由低PIU转变为中PIU、高PIU,8.55%护生由中PIU转变为高PIU,命名为PIU进展组。进展组(OR=2.73,95%CI:1.62~4.26)及高PIU持续组(OR=3.80,95%CI:2.25~6.12)与NSSI增加有关(均P<0.01)。结论本科护生PIU有3个潜在类别,各类别随时间推移发生转变且对NSSI有不同影响,护理教育者应重点关注保持高PIU组和转变为更高水平PIU组护生,提供相关干预以降低NSSI。

述情障碍对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影响:自尊和主观幸福感的序列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大学生述情障碍、自尊、主观幸福感和问题性手机使用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作用机制。方法:采用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自尊量表、主观幸福感量表和智能手机成瘾量表简版对514名大学生施测。结果:1述情障碍、自尊、主观幸福感和问题性手机使用4个因素间存在显著相关(r=-0.25~0.54,P<0.01)。2自尊和主观幸福感在述情障碍和手机成瘾间起序列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04,占总效应的22.22%。结论:述情障碍不仅可以直接作用于大学生问题性手机使用行为,还可以通过自尊和主观幸福感对其问题性手机使用行为产生间接作用。

父母关爱缺乏与留守青少年问题性网络色情使用——消极情绪的中介效应与学校联结的调节效应

目的:留守青少年是中国青少年群体中占比较大的一个群体,由于长期缺少父母或者父母一方的关爱,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留守青少年造成心理上的问题,同时青少年时期正是对性进行认识的一个时期,本研究考察父母关爱缺乏对留守青少年问题性网络色情使用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消极情绪的中介效应与学校联结的调节效应,以帮助留守青少年正确认识网络色情,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方法:以留守青少年(12至18岁)为对象,采用问题性网络色情使用量表、父母关爱缺乏问卷、消极情绪量表、学校联结量表进行问卷调查分析,比较其父母给予不同关爱的情况下,在问题性网络色情使用中,消极情绪的中介效应与学校联结的调节效应的作用。结果:(1) 消极情绪在父母关爱缺乏与留守青少年问题性网络色情使用之间具有中介作用。(2) 学校联结对消极情绪在父母关爱缺乏与留守青少年问题性网络色情使用的中介作用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结论:本研究结果有利于揭示父母关爱缺乏是如何影响留守青少年网络色情使用的,以及父母关爱缺乏在何种条件下对留守青少年网络色情使用的影响更强/更弱,对移动互联网时代维护与促进留守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有一定启示意义。

大学生孤独感对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影响

目的探究孤独感与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因果关系及影响机制,为有效干预大学生问题性手机使用提供依据。方法采用纵向设计,使用手机成瘾问卷、孤独感量表、大学生积极-消极反刍思维问卷和逃避动机分量表,对411名大学生进行2次追踪调查,第1次测量时间(T1)为2021年12月,第2次测量时间(T2)为2022年3月。结果T1、T2大学生问题性手机使用率分别为68.6%、70.1%,T1孤独感可以显著预测T2问题性手机使用,而T1问题性手机使用对T2孤独感无显著预测作用;孤独感既可以分别通过消极反刍和逃避动机预测后续问题性手机使用,也可以通过消极反刍和逃避动机的链式中介来预测,积极反刍显著调节孤独感对逃避动机的影响路径(P<0.05)。结论针对孤独感、消极反刍思维和手机使用动机的干预措施可能是降低大学生出现问题性手机使用行为的有效方法。

智能手机问题性使用对大学生适应性影响研究

基于自我调节理论,文章探讨了智能手机问题性使用对大学生学习适应性和人际适应性的影响效应以及自我反思的中介作用。通过对471份大学生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智能手机问题性使用对大学生学习适应性、人际适应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自我反思在智能手机问题性使用对大学生学习适应性、人际适应性的负面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研究从理论上证实了大学生智能手机问题性使用的危害,并分别从大学生、教育工作者和教育机构三个方面提出了实践启示。

大学生社会支持与问题性网络使用之关系——以“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为依托

社会支持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源,对大学生群体情绪水平、幸福感以及问题性网络使用存在重要影响。基于“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项目的数据,分析了大学生群体社会支持、情绪低落、幸福感与问题性网络使用间的复杂关系。结果表明:(1)社会支持与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与情绪低落、问题性网络使用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情绪低落与问题性网络使用呈显著正相关关系;(2)大学生群体社会支持对问题性网络使用存在直接负向预测作用,且通过情绪低落的独立中介作用、幸福感的独立中介作用、情绪低落与幸福感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问题性网络使用,情绪低落和幸福感在社会支持与问题性网络使用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大学生孤独感与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的关系:变量为中心和个体为中心的分析

目的:考察大学生孤独感、错失焦虑与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的关系。方法:使用孤独感量表、错失焦虑以及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问卷对4630名大学生进行测量,采用变量中心和个体中心的方法进行分析。结果:①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错失焦虑在孤独感与大学生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Bootstrap的值为0.16,95%的置信区间为0.13~0.19);②对孤独感-错失焦虑得分进行潜在剖面分析,可分为5种类别:低孤独-低焦虑型(43.69%)、中孤独-中焦虑型(26.05%)、高孤独-较高焦虑型(24.90%)、高孤独-高焦虑型(4.08%)、高孤独-极高焦虑型(1.27%);③不同潜在类别大学生在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上的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227.95,P<0.001)。结论:孤独感可以通过错失焦虑间接影响大学生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大学生孤独感-错失焦虑的得分可以分为具有异质性的5种亚组,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在大学生孤独感-错失焦虑的不同亚组中具有显著差异。

神经质人格对问题性短视频使用的影响:孤独感和无聊倾向的链式中介作用

目的:为探究神经质人格与问题性短视频使用之间的关系。方法:研究采用青少年人格五因素问卷、UCLA孤独感量表、多维状态无聊量表和问题性短视频使用量表对1084名青少年为研究对象展开调查。结果:①问题性短视频使用与神经质人格(r=0.281,P<0.01)、孤独感(r=0.158,P<0.01)、无聊倾向(r=0.376,P<0.01)均呈显著正相关;神经质人格与孤独感(r=0.409,P<0.01)、无聊倾向(r=0.465,P<0.01)均呈显著正相关;孤独感与无聊倾向(r=0.485,P<0.01)呈显著正相关;②神经质人格通过孤独感、无聊倾向及其链式关系影响问题性短视频使用的中介路径有统计学意义(效应值分别为-0.028,0.104,0.048),其95%置信区间不包含0;③该中介模型具有性别的测量等值性。结论:孤独感和无聊倾向能够为青少年的神经质人格对问题性短视频使用的影响提供一个解释机制。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背景下青少年外倾性人格、孤独感与问题性短视频使用之间关系

目的:探讨外倾性人格和孤独感对青少年问题性短视频使用的影响。方法:采用青少年人格五因素问卷、UCLA孤独感量表和问题性短视频使用量表对1277名中学生进行调查。结果:(1)外倾性人格与孤独感和问题性短视频使用显著负相关,孤独感与问题性短视频使用显著正相关;(2)外倾性人格对孤独感有负向预测作用(β=-0.367,P<0.001),对问题性短视频使用的预测作用无统计学意义,孤独感显著正向预测问题性短视频使用(β=0.229,P<0.001);(3)孤独感在外倾性人格和问题性短视频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084(95%CI:-0.111~-0.058);(4)外倾性人格对问题性短视频使用中介过程的前半路径受到性别的调节,相比男生,具有外倾性倾向的女生群体与其孤独感的关系更加密切。结论:孤独感在外倾性人格与问题性短视频使用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性别调节中介路径中外倾性人格和孤独感之间的关系。

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对抑郁情绪的影响:基于潜在剖面分析

目的:识别不同学段中学生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潜在类别,并分析其与抑郁情绪的关联。方法:选取1079名中学生,使用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问卷、流调中心抑郁量表进行问卷调查,并采用潜在剖面分析及稳健三步法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①初中生与高中生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存在不同潜在模式,初中组分为两组:适度使用型(45.7%),轻微问题型(54.3%);高中生分为3组:适度使用型(31.5%),轻微问题型(45.5%),深度沉迷型(23.0%);②上网时间是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危险性因素,在初中生中,相较于“轻微问题型”,个体上网时间越长,其属于“适度使用型”的发生比会降低16%(OR=0.84,P<0.001);在高中生中,相较于“轻微问题型”,个体上网时间越长,其属于“适度使用型”的发生比会降低19%(OR=0.81,P<0.01),属于“深度沉迷型”的发生比会提高12%(OR=1.12,P<0.001);③各学段学生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潜在类别在抑郁情绪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3.33,50.12,P<0.001),“深度沉迷型”的高中生抑郁得分最高。结论:不同学段学生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存在群体异质性。家长和教师可以通过控制中学生每日上网时间来减少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缓解抑郁情绪。

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患者问题性网络使用发生率及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问题性网络使用(problematic internet use,PIU)发生率较前明显升高。本研究拟探讨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患者PIU的发生率及危险因素。方法:选取精神分裂症、抑郁障碍、童年情绪障碍儿童青少年患者,收集一般人口学资料及临床数据,采用中文版杨氏网络成瘾量表(IAT)评估患者PIU的严重程度。结果:PIU组与非PIU组患者在疾病类别、自身健康水平、体育锻炼、每周早饭次数、入睡困难、夜间多醒、师生关系、家庭经济情况、遭受网络欺凌、自杀意念及自杀行为等方面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相关分析显示,精神障碍患儿共病PIU与较差的健康水平,较少的体育锻炼及每周早饭次数,较差的师生关系、睡眠质量及家庭经济状况,遭受过网络欺凌、既往存在自杀意念或行为等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较差的自身健康水平、较差的师生关系是精神障碍患儿伴PIU的危险因素。结论:与不伴PIU的精神障碍患儿相比,伴PIU的患儿表现出更多的不良生活方式、睡眠质量欠佳、较多的行为障碍。而PIU的解决可能有效缓解精神障碍儿童的病情程度,同时为疾病预后带来一定帮助。

校园排斥与青少年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的关系:基于潜调节结构方程模型

为探讨校园排斥与青少年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采用问卷法对1185名中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校园排斥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的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2)体验回避在校园排斥与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认知重评调节了校园排斥通过体验回避影响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中介过程的前半段路径和直接路径。研究基于个人−情感−认知−执行模型揭示了校园排斥与青少年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这提示家长和教师要注重培养青少年积极的应对方式与认知重评情绪调节策略,从而有效预防与干预青少年的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

中职生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对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的影响:冲突竞争的中介效应

社交网络的出现改变了青少年之间的交往方式。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对294名中职生进行了研究,探讨中职生未来时间洞察力、同伴关系以及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 中职生未来时间洞察力水平中等,同伴关系良好,存在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的情况;2) 中职生未来时间洞察力、同伴关系与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存在显著正相关;3) 未来时间洞察力、冲突竞争对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具有正向预测作用;4) 冲突竞争在未来时间洞察力与青少年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之间起中介作用。基于以上结论,提出针对性建议以减少中职生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

大学新生网络社会排斥对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目的:探讨网络社会排斥、错失焦虑和网络社会支持对大学新生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影响。方法:采用网络社会排斥问卷、错失焦虑问卷、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问卷和网络社会支持问卷进行调查,得到有效问卷728份。结果:在控制性别的条件下,网络社会排斥显著正向预测大学新生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t=10.03,P<0.001);错失焦虑在网络社会排斥与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间起部分中介作用(95%CI,均不含0);网络社会支持在错失焦虑与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间起调节作用(β=0.06,P<0.05)。结论:网络社会排斥通过错失焦虑影响大学新生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网络社会支持调节了大学新生错失焦虑与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关系。

问题性社交媒介使用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技术冲突和疲惫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为探讨问题性社交媒介使用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及其内在作用机制,以1073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问卷法对其问题性社交媒介使用、技术冲突、疲惫感及主观幸福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问题性社交媒介使用、技术冲突、疲惫感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三者与主观幸福感均呈显著负相关;(2)问题性社交媒介使用能够显著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3)技术冲突和疲惫感分别在问题性社交媒介使用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起单独中介作用,并且问题性社交媒介使用还能通过技术冲突-疲惫感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问题性社交媒介使用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内在机制,对引导大学生合理使用社交媒介、对其进行心理社会适应服务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简版和极简版问题性手机使用量表的开发

开发简版(PMPUS-S)和极简版(PMPUS-VS)问题性手机使用量表。对天津某高校和某中学的学生进行施测,基于探索性因素分析简化问题性手机使用题库中的题目从而形成量表,基于多组验证性因素分析检验测量不变性,并评估量表的信效度。结果发现,PMPUS-S包含脱离表现和无手机恐惧2个维度共8个项目,PMPUS-VS包含脱离表现维度中的全部4个项目。PMPUS-S和PMPUS-VS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经检验,PMPUS-S具有跨年龄组、跨性别的严格等值性,PMPUS-VS具有跨年龄组的严格等值,不满足跨性别等值性。结果表明,简版和极简版问题性手机使用量表各项指标均满足心理测量学要求,可作为评估个体的问题性手机使用行为的工具。

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述情障碍、社交焦虑与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关系研究

基于898份问卷调查数据建立链式中介模型,对核心自我评价、述情障碍、社交焦虑与问题性手机使用关系进行研究与分析。结果发现,核心自我评价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大学生问题性手机使用,还可以通过述情障碍和社交焦虑间接影响问题性手机使用。据此提出提升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述情调适以及社交焦虑缓解等建议,以有效控制大学生问题性手机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