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自主支持与初中生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的关系:自尊与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初中生使用手机已经成为了一种极其普遍的现象。然而大部分的初中生对智能手机的使用存在不合理的行为,主要表现为青少年长时间和高频率使用移动社交网络,对青少年的心理发展与行为塑造产生了消极影响,导致了负性情绪、学业不良、退缩和逃避行为等问题的发生。本研究采取整群方便抽样方式,从佛山市禅城区两所初中选取600名初中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1) 父母自主支持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初中生的自尊、生命意义感寻求和生命意义感拥有;(2) 自尊和生命意义感拥有可以显著负向预测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而生命意义感寻求可以正向预测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3) 自尊和生命意义感拥有在父母自主支持对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的负向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生命意义感寻求在父母自主支持对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的正向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4) 自尊和生命意义感拥有在父母自主支持对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该结果揭示了父母的自主支持是解决初中生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的重要因素,可以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思路。

中职生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对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的影响:冲突竞争的中介效应

社交网络的出现改变了青少年之间的交往方式。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对294名中职生进行了研究,探讨中职生未来时间洞察力、同伴关系以及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 中职生未来时间洞察力水平中等,同伴关系良好,存在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的情况;2) 中职生未来时间洞察力、同伴关系与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存在显著正相关;3) 未来时间洞察力、冲突竞争对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具有正向预测作用;4) 冲突竞争在未来时间洞察力与青少年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之间起中介作用。基于以上结论,提出针对性建议以减少中职生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

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与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的关系:压力知觉的中介作用

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压力知觉量表》《青少年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评估问卷》对292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大学生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的相关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与压力知觉、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存在显著负相关,压力知觉与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显著正相关,压力知觉在领悟社会支持与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中起中介作用。领悟社会支持通过压力知觉间接预测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行为。

孤独感对青少年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的影响:人际困扰和积极自我呈现的作用

采用孤独感量表、人际关系诊断量表、社交网站自我呈现量表和问题性移动网络使用行为量表,选取2872名青少年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孤独感、人际困扰、积极自我呈现和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两两间存在显著正向相关,孤独感、人际困扰和积极自我呈现对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人际困扰和积极自我呈现在孤独感与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间分别起中介作用,孤独感对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的影响还通过人际困扰→积极自我呈现的链式关系发生作用。

正念认知训练对大学生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的干预及效果

目的:探讨正念认知训练对大学生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的干预效果。方法:筛选出具有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行为者60人为研究对象并将其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对干预组实施团体正念认知训练,对照组不接受任何处理。采用五因素心智觉知量表(FFMQ)、孤独感问卷(UCLA)、多维状态无聊量表(MSBS)和交往焦虑量表(IAS)进行干预过程评估,采用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行为评估问卷(AQPMS)进行干预效果评估。结果:干预后,干预组在SQPMS筛查率由100.0%下降到33.3%,且FFMQ总分显著高于干预前,UCLA总分、MSBS总分、IAS总分、AQPMS总分显著均低于干预前;干预组FFMQ总分显著高于对照组,UCLA总分、MSBS总分、IAS总分、AQPMS总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结论:团体正念认知训练能有效改善大学生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并能降低负性情绪对个体的消极影响。

数字原住民特征对大学生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的影响:链式中介模型

目的:基于人-情感-认知-执行交互作用(I-PACE)模型考察大学生数字原住民特征与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的关系以及错失恐惧与自我控制的链式中介作用。方法:采用数字原住民量表、特质—状态错失恐惧量表、青少年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量表和自我控制量表对1071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①数字原住民特征正向预测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β=0.319,P<0.001);②错失恐惧与自我控制分别在其中起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114、0.067;③错失恐惧与自我控制在其中起链式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039。结论:数字原住民特征不仅直接影响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还通过错失恐惧和自我控制单独中介作用以及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

大学生孤独感与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社交焦虑、社会自我效能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以上海市554名大学生为调查对象,探讨了大学生孤独感对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的影响。结果表明,孤独感正向预测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和社交焦虑,负向预测社会自我效能感;社交焦虑负向预测社会自我效能感,正向预测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社会自我效能感负向预测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孤独感通过社交焦虑和社会自我效能感的链式中介作用对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产生影响。

本科护生问题性网络使用演变及其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关联

目的识别本科护生问题性网络使用(problematic internet use,PIU)转变模式,分析不同转变模式与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关联。方法便利抽样选取901名本科护生为研究对象,分别于2022年9月(T1)、2023年9月(T2),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戴维斯在线认知量表和青少年NSSI评定问卷对其进行调查。潜在类别分析识别PIU类别,潜在转变分析探讨PIU转变模式,Logistic回归探索不同转变模式与NSSI关联。结果T1和T2时点护生PIU均有3个类别:低PIU组(26.97%/36.07%)、中PIU组(41.95%/39.96%)、高PIU组(31.08%/23.97%)。本科护生PIU整体呈缓解趋势,但13.54%护生仍维持高PIU,命名为高PIU持续组;4.44%、1.89%护生由低PIU转变为中PIU、高PIU,8.55%护生由中PIU转变为高PIU,命名为PIU进展组。进展组(OR=2.73,95%CI:1.62~4.26)及高PIU持续组(OR=3.80,95%CI:2.25~6.12)与NSSI增加有关(均P<0.01)。结论本科护生PIU有3个潜在类别,各类别随时间推移发生转变且对NSSI有不同影响,护理教育者应重点关注保持高PIU组和转变为更高水平PIU组护生,提供相关干预以降低NSSI。

父母关爱缺乏与留守青少年问题性网络色情使用——消极情绪的中介效应与学校联结的调节效应

目的:留守青少年是中国青少年群体中占比较大的一个群体,由于长期缺少父母或者父母一方的关爱,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留守青少年造成心理上的问题,同时青少年时期正是对性进行认识的一个时期,本研究考察父母关爱缺乏对留守青少年问题性网络色情使用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消极情绪的中介效应与学校联结的调节效应,以帮助留守青少年正确认识网络色情,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方法:以留守青少年(12至18岁)为对象,采用问题性网络色情使用量表、父母关爱缺乏问卷、消极情绪量表、学校联结量表进行问卷调查分析,比较其父母给予不同关爱的情况下,在问题性网络色情使用中,消极情绪的中介效应与学校联结的调节效应的作用。结果:(1) 消极情绪在父母关爱缺乏与留守青少年问题性网络色情使用之间具有中介作用。(2) 学校联结对消极情绪在父母关爱缺乏与留守青少年问题性网络色情使用的中介作用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结论:本研究结果有利于揭示父母关爱缺乏是如何影响留守青少年网络色情使用的,以及父母关爱缺乏在何种条件下对留守青少年网络色情使用的影响更强/更弱,对移动互联网时代维护与促进留守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有一定启示意义。

大学生孤独感与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的关系:变量为中心和个体为中心的分析

目的:考察大学生孤独感、错失焦虑与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的关系。方法:使用孤独感量表、错失焦虑以及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问卷对4630名大学生进行测量,采用变量中心和个体中心的方法进行分析。结果:①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错失焦虑在孤独感与大学生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Bootstrap的值为0.16,95%的置信区间为0.13~0.19);②对孤独感-错失焦虑得分进行潜在剖面分析,可分为5种类别:低孤独-低焦虑型(43.69%)、中孤独-中焦虑型(26.05%)、高孤独-较高焦虑型(24.90%)、高孤独-高焦虑型(4.08%)、高孤独-极高焦虑型(1.27%);③不同潜在类别大学生在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上的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227.95,P<0.001)。结论:孤独感可以通过错失焦虑间接影响大学生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大学生孤独感-错失焦虑的得分可以分为具有异质性的5种亚组,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在大学生孤独感-错失焦虑的不同亚组中具有显著差异。

知信行模式在问题性网络使用学生管理中的应用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互联网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00后”大学生作为“数字原住民”能够熟练应用互联网技术,但是其身心发展尚不成熟,部分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差,如不能正确使用网络则会造成问题性网络使用。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如出现问题性网络使用的行为,会对其产生诸多不良影响,需相关管理者进行及时的干预。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基于“知信行”健康行为模式,对问题性网络使用学生的管理进行研究。

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对抑郁情绪的影响:基于潜在剖面分析

目的:识别不同学段中学生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潜在类别,并分析其与抑郁情绪的关联。方法:选取1079名中学生,使用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问卷、流调中心抑郁量表进行问卷调查,并采用潜在剖面分析及稳健三步法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①初中生与高中生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存在不同潜在模式,初中组分为两组:适度使用型(45.7%),轻微问题型(54.3%);高中生分为3组:适度使用型(31.5%),轻微问题型(45.5%),深度沉迷型(23.0%);②上网时间是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危险性因素,在初中生中,相较于“轻微问题型”,个体上网时间越长,其属于“适度使用型”的发生比会降低16%(OR=0.84,P<0.001);在高中生中,相较于“轻微问题型”,个体上网时间越长,其属于“适度使用型”的发生比会降低19%(OR=0.81,P<0.01),属于“深度沉迷型”的发生比会提高12%(OR=1.12,P<0.001);③各学段学生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潜在类别在抑郁情绪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3.33,50.12,P<0.001),“深度沉迷型”的高中生抑郁得分最高。结论:不同学段学生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存在群体异质性。家长和教师可以通过控制中学生每日上网时间来减少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缓解抑郁情绪。

大学新生网络社会排斥对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目的:探讨网络社会排斥、错失焦虑和网络社会支持对大学新生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影响。方法:采用网络社会排斥问卷、错失焦虑问卷、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问卷和网络社会支持问卷进行调查,得到有效问卷728份。结果:在控制性别的条件下,网络社会排斥显著正向预测大学新生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t=10.03,P<0.001);错失焦虑在网络社会排斥与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间起部分中介作用(95%CI,均不含0);网络社会支持在错失焦虑与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间起调节作用(β=0.06,P<0.05)。结论:网络社会排斥通过错失焦虑影响大学新生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网络社会支持调节了大学新生错失焦虑与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关系。

青少年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的教育引导

社交网络的出现改变了青少年之间的交往方式。当前,这种新的交往方式已经嵌入到青少年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结合我国社交网络的应用使用情况,并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分类标准,把社交网络应用类型分为：即时通信工具、综合社交应用、图片/视频社交应用、社区社交应用、婚恋/交友社交应用和职场社交应用等六大类。第40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CNNIC,2017）显示,截至2017年6月。

大学生社会支持与问题性网络使用之关系——以“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为依托

社会支持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源,对大学生群体情绪水平、幸福感以及问题性网络使用存在重要影响。基于“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项目的数据,分析了大学生群体社会支持、情绪低落、幸福感与问题性网络使用间的复杂关系。结果表明:(1)社会支持与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与情绪低落、问题性网络使用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情绪低落与问题性网络使用呈显著正相关关系;(2)大学生群体社会支持对问题性网络使用存在直接负向预测作用,且通过情绪低落的独立中介作用、幸福感的独立中介作用、情绪低落与幸福感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问题性网络使用,情绪低落和幸福感在社会支持与问题性网络使用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青少年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

青少年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是世界范围内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常被称作"社交网络成瘾"、"病理性社交网络使用"或"社交网络过度使用",概念和界定标准还没有达成一致看法。青少年合理的社交网络使用对促进社交关系的建立、维持和发展有积极意义,但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却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对青少年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发生机制的探讨,将为问题性社交网络的干预引导提供依据。未来的研究应对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概念和界定标准进行澄清,用多维视角的方法开展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发生机制的深入研究,加强对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理论建构和干预研究。

神经质人格对青少年移动社交网络过度使用的影响：冲动性与人际困扰的双重中介

基于智能手机的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已经成为青少年学习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探讨神经质、冲动性和人际困扰与移动社交网络过度使用的关系,采用问卷法对2056名中学生和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使用偏差校对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置信区间法,采用PROCESS插件进行多重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发现:(1)神经质、冲动性和人际困扰与移动社交网络过度使用存在显著正向相关,神经质、冲动性和人际困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2)神经质、冲动性和人际困扰对移动社交网络过度使用具有积极的预测作用;(3)神经质可以分别通过冲动性、人际困扰,以及冲动性→人际困扰三条间接路径对移动社交网络过度使用产生中介效应。

问题性网络使用与幸福感、社交焦虑、抑郁关系的纵向研究

采用广义问题性网络使用量表、幸福感指数量表、社交焦虑量表、流调中心抑郁自评量表对465名大学生进行了间隔6个月的两次调查,以探索问题性网络使用与幸福感、社交焦虑、抑郁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问题性网络使用与幸福感显著负相关,与社交焦虑、抑郁显著正相关;(2)问题性网络使用与幸福感、社交焦虑、抑郁之间存在单向预测作用,即前期的问题性网络使用能够显著预测后期的幸福感、社交焦虑、抑郁。并且这种预测作用存在性别差异。对于男生,前期的问题性网络使用能够显著预测后期的社交焦虑;对于女生,前期的问题性网络使用能够显著预测后期的幸福感和抑郁。

大学生问题性移动网络使用行为量表编制

目的为对移动网络过度使用行为进行有效评估,编制"大学生问题性移动网络使用行为量表"。方法通过文献综述、开放式访谈和专家咨询等,提出"大学生问题性移动网络使用行为量表"的理论构想,并进行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等。结果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量表包括戒断症状、社交抚慰、社会功能受损和耐受性提高4个因子,可解释总变异的56.598%;验证性因素分析各项拟合指标基本达到要求(x^2/df=5.567,GFI=0.982,AGFI=0.967,NFI=0.893,CFI=0.909,RMSEA=0.078);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指标,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550~0.730,分半信度系数为0.532~0.745。结论编制的工具能对大学生问题性移动网络使用行为的测量提供有效测评。

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患者问题性网络使用发生率及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问题性网络使用(problematic internet use,PIU)发生率较前明显升高。本研究拟探讨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患者PIU的发生率及危险因素。方法:选取精神分裂症、抑郁障碍、童年情绪障碍儿童青少年患者,收集一般人口学资料及临床数据,采用中文版杨氏网络成瘾量表(IAT)评估患者PIU的严重程度。结果:PIU组与非PIU组患者在疾病类别、自身健康水平、体育锻炼、每周早饭次数、入睡困难、夜间多醒、师生关系、家庭经济情况、遭受网络欺凌、自杀意念及自杀行为等方面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相关分析显示,精神障碍患儿共病PIU与较差的健康水平,较少的体育锻炼及每周早饭次数,较差的师生关系、睡眠质量及家庭经济状况,遭受过网络欺凌、既往存在自杀意念或行为等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较差的自身健康水平、较差的师生关系是精神障碍患儿伴PIU的危险因素。结论:与不伴PIU的精神障碍患儿相比,伴PIU的患儿表现出更多的不良生活方式、睡眠质量欠佳、较多的行为障碍。而PIU的解决可能有效缓解精神障碍儿童的病情程度,同时为疾病预后带来一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