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型文化视域下欧阳修《采桑子》的闲适意趣

在宋型文化的影响下,宋词更加注重诗人内心情感的表达。欧阳修以个人的学识修养、审美品位与复杂的人生经历,借助词的抒情属性在《采桑子》组词中以颍州西湖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为观照对象,在词作中建构了深婉的词学意境,表达了闲适的生活意趣,寄寓了对颍州西湖秀丽山水风景的眷恋之情以及流连光景的闲适情怀,呈现出对传统意识的超越与人生意义的追寻等特点。同时,欧阳修词的创作又促进了宋型文化的发展,使宋型文化更加具有兼容并蓄、雅俗互通的文化特质,对宋代及后世文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论“闲适教育”的价值及其实践

后现代带来的人类“去中心化”更需要“闲适教育”。“闲适教育”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都源远流长。在现时代,“闲适教育”是培养有用人才的需要,是为学生成就幸福人生的需要,是让学生适应未来世界的需要。“闲适教育”以“以育化人”“以闲促学”“以适培能”为机制,体现“主体性”“环境性”“生活化”“实践性”原则。“闲适教育”的具体实施路径有:开展“闲适性”读书活动;推行“闲适性”课堂教学;注重“闲适性”社团建设;重视“闲适性”游学研学。

以“闲适教育”定义校长课程领导力

校长如何进行课程领导,与其教育思想有着直接关系。“闲适教育”视域下的校 长课程领导力指的是一种校长充分理解“闲适教育”的含义,以“安适清闲”的 状态引领和规划课程,以“气定神闲”的状态指导和实施课程,以“安身立命” 的期望评价和完善课程的能力。“闲适教育”视域下校长课程领导力可通过以下 几个方面来落实:开展“闲适性”读书活动,为课程领导奠定氛围基础;开展“闲 适性”教研活动,为课程领导建立共同团队;实施“闲适性”评价制度,为课程 领导获得群体认同;组织“闲适性”家校社互助,为课程领导争取更多支持。

过一种“闲适性”的阅读生活

教师需要通过读书来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过一种“闲适性”的阅读生活。明确读书的“理解”目的,用深度思维促进精神与工作的深度融合;走向读书的“闲适”状态,使读书成为生活的规律,让灵魂走在生活之前;坚持读书的“神入”方法,理解意义而非识记知识,通过写作生成自我价值。将书本的意义与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融合,从而生成“自我的意义”,就能让书本真正融入精神世界。

施绍莘散曲中闲适人生的多彩呈现

施绍莘是晚明著名文人,受晚明新思潮影响,在科举失意、远离政治之后,便回归自身,在日常生活中寻找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追求一种自然、闲适、从容、惬意的生存状态,并将其闲适生活都写入散曲之中,展现出闲适之乐。文章从生活美学的视角切入,考察施绍莘的美学生活实践,呈现出其闲适人生所蕴含的美学意蕴。在闲适生活之中,他既追求闲适雅致的文人生活,也沉醉于世俗的平凡生活之美,努力寻找生命本真的快乐,以获得身心的自由解脱,从而实现了自我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生活的艺术》中“闲适哲学”与旅游的关系研究

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描述了一种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诞生出的以自由、愉快为典型特征的“闲适哲学”。通过深入挖掘,解析“闲适哲学”的精神内涵。追寻古代旅游思想渊源,探寻“逍遥游”“天人合一”“中和为美”等理念的当代价值。从“闲”本质的角度分析现代旅游的异化,提出“闲适哲学”与旅游相结合的可能性。

日本学者埋田重夫对白居易闲适诗的研究

埋田重夫认为,白居易的诗歌具有很显著的“日常性的诗化”,诗是折射白居易生活细节的镜子,闲适诗更能代表白居易的诗歌风格。埋田重夫对白居易闲适诗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探寻白居易诗歌身体与姿势书写体现的感情与精神状态;二是探索白居易诗歌衰老与疾病寓意的性情和人生经验;三是考察白居易诗歌的房屋表现对其身心状态和人生前途的追问。埋田重夫对白居易闲适诗的研究,既借鉴我国本土的研究,又有自己的研究特色,是白居易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白居易“昼眠”事象的演变凝定与诗境建构

“昼眠”诗在中国古代数量丰富,从孔子对“昼眠”的批评到后世文人将“昼眠”作为闲适生活的象征,白居易在这一观念转变的过程中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从对陶渊明“北窗高卧”这种风雅的仰慕到个人的闲适追求,再到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拉扯与平衡,“昼眠”在白居易诗歌之中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的流变与凝定和白居易的一生紧密相连。凭借对“昼眠”诗的时间、空间的考察,可以看到白居易诗歌中的寂寥空旷之意和安贫乐道之思,亦可为“事象”研究的可行性作出一定贡献。

汪曾祺对林语堂闲适话语的认同与演绎

汪曾祺认同与演绎林语堂闲适话语,是其自身性情的必然,更是新时期文学转型的必须与必然。他是新时期率先并大量践行"闲适"散文创作的始作俑者。其小品在闲适、性灵和幽默三方面的演绎充分显示了其"通俗抒情诗人"的个性。"汪曾祺热"外延的正价值,是在大众审美思潮崛起的背景下,率先带动整个新时期以降的文学在理念上注重"闲适性"元素的重新建构,对闲适功能予以正名、认知与彰显,从而确认了美学思想的与时俱进。

论苏轼对白居易“闲适”人生观的受容

北宋文人对白居易的生活品质和生活方式十分欣赏,白居易闲适、从容的人生态度,让北宋中后期的文人都能从白居易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找到心灵的归依。苏轼接受了白居易的"闲适"人生观,他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出发对社会和人生进行深入思考,探寻内心的自适平和,并将这种思考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从而在困境中能够保持乐观旷达的胸襟和随缘自适的信念,从而以达观超越的人生态度笑看人生。

唐大和初至会昌年间洛阳闲适文人群形成的原因

唐大和初至会昌年间,在东都洛阳形成一个以白居易为核心的文人群体,他们交游频繁,诗酒狂放,追步中隐,在生活情趣与创作方面,都表现出闲适的特点。论文试从当时官僚文人普遍的社会心理、职官、园林、洛阳地域个性几方面,分析这一文坛现象之所以在洛阳出现,主要是时代、政治、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论词的闲适境界

在人类文明的时间长河中，流动着一个不变的主题——闲适。在中国诗歌史上，就表现闲适主题而言，词体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闲适的实质是一种顺其自然的自由态度和状态，其中蕴涵着作为人之最高价值的诸多思想；闲适又是审美关系的产物，有闲、适、真等诸多审美特征，以闲适为审美对象的闲适境界是一种“审美的审美”

闲适与尚力:中国现代审美价值的裂变——20世纪30年代论语派与左翼文学论争的美学意义

新文化和新文学是在不断论争和分化中发展起来的。20世纪30年代,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就与左翼文学发生了论争,它不同于发生在新文学内部的其他论争,而有着丰富的美学意义,标志着中国现代美学在挣脱传统经学和玄学束缚之后而有了审美的自觉,从逻辑的、理性的理论构想走向了文学的审美创造,在文学与时代、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之间有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出现了尚力与闲适的审美裂变。

我心素已闲,清川澹如此——从王维对闲适的吟咏看“无念”、“无相”、“无住”的禅宗思想

王维是我国文学史上有名的"诗佛",其一生的文学作品中,对闲适生活的吟咏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并且形成了其独有的恬淡空灵的特色,究其缘由,与其对佛教的深刻造诣分不开。本文试从其闲适诗与佛教的交汇之处,浅谈王维的"无念"、"无相"、"无住"的禅宗思想。

王维“闲适”的生命精神与诗歌旨趣

“闲”是王维诗意存在的外在形式,更是他人性深处的精神表征,是其身心一无挂碍的绝对自由的表征。王维往往以全身远祸的机智,以摆脱物累心役的超然,积极顺乎自然而寻求当下精神自由的享受,以自由生命之“轻”来拗救严峻功业之“重”,把庄子的美学境界变成具有更广泛实践意义的人生行为。这种以庄、禅为心灵本体的生命精神,这种以“闲”的方式享受当下的愉悦闲心,一旦遭遇山水外物时,其观照中之山水则常常被其闲适的心灵之光所烛亮,是物皆著“闲”色,皆作“闲”态,皆具“闲”情,表现出“闲”之享受所赋予的福祉的超逸。

白居易居洛闲适诗探析

白居易居洛闲适,经历了向往归洛、思洛、暂居、分司、离洛、归洛、中隐、致仕、终老等较为复杂的人生过程,它是诗人政治失意后的华丽转身,是他对生命本真意义的探寻,是一种诗意的栖居。居洛闲适诗表现出大雅大俗的审美特征:慵懒的日常生活、凡俗的个性生活、世俗的大众生活,与清雅闲静的园林生活、名士风流的宴饮游乐生活等,互为表里。这种生活方式深受佛道思想的影响,对后世文人、文学、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生活的留恋与心灵的放达——以白居易为中心的洛阳闲适诗人群

唐代中晚期,在洛阳形成了一个以白居易为中心、以致仕及分司官员为主体的专写闲适生活的诗人群体。他们退罢洛阳,不复关心时政,悠闲于山水园林,沉溺于声色宴饮,耽玩于彼此的交游,关注个体生命的适意。洛阳闲适文人诗酒唱和在文学史上被传为佳话,对当时及后来的文人学士的人生态度和诗学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审悲”到“审乐”——论白居易的闲适美对中国审美理想的改变和影响

中国唐代以前以悲为美,这种审美理想在白居易那里得到明显改变。白居易的生命观经历了从悲剧体验向喜剧体验的转变过程,他的美学思想也经历了从追求"审悲"向追求"审乐"的转变。白居易后期极力推崇具有"审乐"意识的闲适美,致使宋代以后"审乐"成为文人的重要审美理想和审美范畴。

论语派小品文的闲适笔调论

论语派的小品文以其自然亲切的闲谈语气、平和舒徐的叙述节奏、清顺自然的口语化句法 ,构成了小品文娓语闲谈式的闲适笔调 ,使其具有与说理文匕首投枪式的笔调迥然不同的特点。

论苏轼的闲适诗词及其闲适生活

在苏轼的诗词中有大量表现闲暇生活内容的诗词,这些诗词既是苏轼渴闲、安闲、享闲的心态记录,也是他超越精神的体现。在丰富而多样且具有游戏精神和艺术氛围的闲暇方式中,苏轼达到了自善和生存方式的自然化、完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