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访困局的成因与破解路径--基于95个闹访案例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95个闹访案例的内容分析发现闹访活动呈现出过程的反复性和持久性、形式的多样性和激烈性、抱团化和职业化等特点。闹访这种看似混乱、非理性的行为,实际上是闹访者的一种理性策略选择。对此,破解闹访困局的关键在于改革信访治理机制,改善闹访者的生活境遇,对闹访进行分类治理。

博弈背景下群体性涉法闹访及其执法优化

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中,不断出现群体性涉法闹访事件。原本应由司法机关或法定行政机关处理的案件,却通过群体聚集的方式向党政机关抗议以图解决,将案件演变为事件。党政机关的主政官员在社会稳定效用函数的制约之下,借助其综合协调能力和财政调拨权力迅速处理事件并给予补偿,把事件转化为案件。运动式执法的背后是博弈的结果。当事人通过群体闹访参与了博弈竞争,介入了主政官员与上级机关的长期博弈关系中,改变了主政官员的支付函数,当事人实现了利益诉求。这一维稳机制具有制度的自毁性,破坏了基层法治,向外界释放了政府权力商品化的信息。因此,需要改革基层治理综合评价指标,重塑科层强激励;吸纳公众参与危机事件治理,营造党政系统的符号资本;疏通商谈渠道,实现访民的分类与社区治理制度的完善。

政法逻辑下的缠闹访及其基层治理

在当前缠闹访实践中,缠闹者通常会以弱者的姿态出现,通过闹大与造势来获得道义上的支持;同时,也会从利己角度出发作出一种偏向理性的择法抗争。而基层政府对缠闹访的应对,依据其合法及妥协程度,可分为"依法型"治理、"协商型"治理和"摆平型"治理三种理想类型。基层缠闹访治理实际遵循的是一种形式上"依法"治理而实质上"权宜性"治理的政法逻辑。

对当前信访工作中缠访闹访问题的思考

信访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倾听群众呼声的窗口、体察群众疾苦的重要途径。但在信访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文章从当前信访工作入手,分析了缠访闹访的特点及产生的主客观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的对策建议。

对防治闹访现象对策的思考

闹访成为近年来信访工作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对构建和谐社会造成极大危害。要预防和减少闹访必须从建立和完善源头预防、群众诉求表达、问题处理、依法信访、信访保障机制、加大规范群体事件处置力度等方面进行努力,以消除不和谐因素,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妥善处置缠访闹访对策研究

妥善处置缠访闹访是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迫切要求。首先应正确把握化解原则,防止工作不当扩大事态激化矛盾;第二应明确各方责任,依法有序协调配合地开展工作;第三应集中各方力量,形成预防和处置工作的整体合力。

北川县刑事审判中缠诉闹访等矛盾化解的三条建议

北川羌族自治县由于涉及群体利益的刑事案件频发,这些案件中的利益相关者屡有缠诉、闹访等现象,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的政治大局。为此,从司法实践角度提出了三条建议:以化解矛盾为首义,处理好刑事案件中的民事赔偿问题,严格自诉、公诉界限,防止增加当事人诉累。

村民“闹访”与政府“兜底”:特殊权利救济方式背后的逻辑——以鄂南某镇某建房纠纷为中心展开

在基层农村，农民往往通过“闹访”——而非“法律”——向政府寻求救济。政府面对日益严重的“闹访”，却表现出愈发没有原则的“兜底”。解构农民面对纠纷时的行动策略以及政府遇到“闹访”时的行为逻辑发现，农民“闹访”的原因有三个：传统责任观念与法律归责原则的冲突；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政治许诺与压力型治理体制之下的两难选择；“闹访”法律后果过轻和理性经济人的最优行动策略的困境。“闹访”虽然在法律上没有依据，但却比法律更为有效的解决问题。这种错误的示范导致更多的人效仿，久而久之，“闹访”这种非法治的救济方式与法律救济方式间形成了一种张力，这种张力破坏了法治的权威，更不利于权利救济方式的法治化发展。

解决信访工作中缠访闹访问题应“合理合法”

信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这些年来,政府对信访工作高度重视,各级组织积极畅通信访渠道,不少信访事项都得以解决。但仍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信访问题演变成了无理访、缠访、闹访问题。通过本人从事信访工作过程中所闻所见的、亲自面对的案例,分析当前缠访闹访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提出几点思考,希望能为当前的信访工作者提供一定参考。

一位“闹访”者的归家路

因工伤赔偿而多次“闹访”信访人老李,男,62岁,山东人,在M市工作十余年。老李的父母、妻子均已去世,儿子也因车祸离世,只剩他孤身一人。老李目前无业,无固定住所,常睡在广场的凉亭里。2021年12月,老李入职D家具公司5天后,在工作期间被电锯割伤。经医院诊断,其右手腕、右拇示中环小指电锯伤,腕关节、拇中指多发性骨折,皮肤撕脱并部分缺损等。治疗期结束后,D公司结清了13万元的医院治疗费用和赔偿费用。

群体性涉法闹访及其法治

在基层法治实践中,一些过去由法院或特定行政机构依法处理的纠纷,日渐成为群体性涉法闹访的缘由,党政介入的处理结果表现出反法制性。法律系统的低效、对既有规则的不满、维权能力的不足、闹访的较大收益,是当事人诉诸群体性涉法闹访的原因。群体聚集之后的挟尸、打砸等行为看似极端,在闹访的语境中却是理性的,因为这些行为能引起社会关注和政府重视,促进问题解决。党政系统在日常治理中表现出规则依赖和选择性执法的倾向,在处理闹访事件时受制于行政问责制度,表现出强烈的社会稳定偏好,这给了群体性涉法闹访不断生产的空间。群体性涉法闹访现象带来了维权成本和治理成本同时攀升、灰色暴力蔓延、法治"领地"萎缩等后果。对此,需要反思社会稳定与法治的关系,加强法治建设。

应对缠访、闹访与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如何应对缠访、闹访是当前社会治理工作中十分重大的理论现实问题。既有的"社会中心"的抗争视角和"国家中心"的制度建构视角均无法很好地解释缠访、闹访的发生机制,进而也无力回应这一重大的理论现实问题。基于实证分析,应采用"国家—地方政府—上访人"的三重分析框架,从国家的多元合法性、中央地方政府间的压力型体制、基层政府的治理资源欠缺和抗争者的策略性选择四个方面对缠访、闹访的发生机制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从信访考核体系、信访终结机制、信访意识形态和信访社会调解四个方面对当前的信访工作进行改革。

妥善处置缠访、闹访和集体访的对策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矛盾多发，缠访、闹访和集体访也呈上升趋势，控申部门作为检察机关面向社会的窗口，其工作质量将直接关系到检察机关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关系着社会的和谐稳定。深入分析缠访、闹访和集体访等信访现实困境，寻找突破困境的合理路径，对于促进信访老、难、繁等问题的有效解决和推动信访工作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陕西省缠访闹访专题调研报告

近年来陕西省信访总体形势基本平稳,诉访分离工作取得初步成效。但重复访所占比重持续偏高,甚至出现反复。缠访闹访问题是我国社会高速发展背景下,社会转型期特定矛盾纠纷在部分群体身上的集中体现。解决缠访闹访,应当明确信访不是化解矛盾纠纷的救济渠道和平台。要明确政府权力边界,特别是厘清信访工作和司法活动的边界,严格落实诉访分离,疏堵结合,依法治访,对合法合理诉求拓宽法律解决渠道,同时要树立刚性的法律界限,对缠访闹访等扰乱社会秩序违法行为依法处理,杜绝采取非法方式表达诉求。

涉检群体性缠闹访事件的应对举措

缠闹访现象长期存在，不文明和过激行为逐渐增多，严重影响了检察机关正常的办公秩序，这要求检察机关高度重视涉检群体性缠闹访事件，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本文基于近年来天津检察机关处理涉检群体性缠闹访事件的实践经验，总结特点并分析原因，提出了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同时着力，有效应对涉检群体性缠闹访事件的措施。

创新谋略 打造“美丽新村法庭”--记四川省蒲江县人民法院大塘人民法庭庭长芶斌

芶斌,中共党员,现任四川省蒲江县人民法院大塘人民法庭庭长。在20年工作中,无论在哪个岗位,芶斌都认真履职、廉洁自律。2019年至今,芶斌共办理案件841件,调撤533件,调撤率66.13%。审理的案件无一当事人缠讼闹访,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政府兜底”:农村社会冲突管理中的政策工具选择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冲突进入频发期,对其管理构成了基层政府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调查发现,政府作为第三方干预冲突时,为尽快化解冲突而对冲突方作出利益补偿。这是典型的"政府兜底"式政策工具选择。调查发现,基层党委政府在管理农村社会冲突时,只注重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和易操作性,而忽略政策工具的合理性和政治性,为丧失原则、突破底线的政府兜底提供了可能性。而基层党委政府在冲突管理中遭遇的总体政治社会情境则决定了政府兜底的必然性。政府兜底是基层党委政府在农村社会冲突管理中,针对政策工具做出的理性选择。

权威缺失:精准扶贫实践困境的一个社会学解释——基于我国中部地区花村的调查

结合对我国中部地区花村的田野调查,对精准扶贫实践过程进行研究发现,村治主体公共权威的缺失是导致精准扶贫基层实践困境的重要原因。税费改革后,基层政府悬浮,吸纳式治理将村治主体引入既无体制支持又与村民关系松散的尴尬境地,使其公共权威无法确立,同时村治主体还需承担政策变动的消极后果,及扶贫建档立卡制给村治主体所带来的"三角压力";驻村干部对村治主体权力的短暂替代及村民对该种权力的"工具性"认同、利用,致使村治主体公共权威在精准扶贫实践中进一步缺失,以致出现贫民争贫闹访、村民怨气横生,农村基层治理困境进一步凸现。提出在国家政权下沉的现代体制建设中,注重建立和维护村治主体的公共权威,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有效衔接,是精准扶贫高效实践的有效方式,也是实现农村基层治理良好运作的有效途径。

心理疏导:解开被害人亲属的心结——以暴力犯罪致被害人死亡案件为视角

在暴力犯罪致被害人死亡案件中,被害人亲属"闹访"的诉讼心理随着其诉求无法实现而逐渐异化,部分人可能产生应激心理障碍。如何疏导被害人亲属的异化心理,一是完善心理疏导的法治基础,即附带民事赔偿应当"回归本位"、建立"新三角"司法和谐诉讼结构、最高法院发布判处死刑的规范性标准、弱化剥离闹访的"蝴蝶效应"等方面;二要建立公益性、专业化心理疏导工作机制,对被害人亲属施以人文关怀、全时段动态疏导和司法心理救助等具体措施,以化解被害人亲属的异化心理所形成的应激障碍,重塑其平衡的诉讼心理。

农民“闹大”与政府“兜底”:当前农村社会冲突管理的逻辑构建

在政府对农村社会冲突的管理中,经常伴随着这样两种现象:一是冲突方不满政府的调解而把事情"闹大",给政府旋压;二是政府在农民"闹大"而没有解决问题的描施时,对冲突的一方或双方做出利益等形式的补偿(即"兜底"),以使其接受政府的裁决。"闹大"是农民的行动策略,"兜底"是政府的政策工具。在农村社会冲突管理中,只有农民"闹大"了,使得社会冲突变成政府要承担责任的政治事件时,政府才会通过"兜底"解决问题。农民"闹大"与政府"兜底"共同构建了当前农村社会冲突管理的一般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