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体阐释到公共阐释--论“阐释学循环”概念的发展演进

公共阐释论的提出使阐释学理论得以深入探寻和揭示个体阐释向公共阐释的上升过程。阐释的公共性来源于多个理解者对同一文本的不同理解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因此关注公共阐释必关注如何从一个理解者的阐释拓展至多个理解者的阐释。要解决阐释从个体到公共的提升过程须进入文本意义产生的底层逻辑,深入剖析阐释学循环作为文本意义产生的方式和规则是如何发展和演进的。阐释学循环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内在于文本对象的阐释学循环、内在于文本和一个理解者之间的阐释学循环,及存在于文本和多个理解者之间的阐释学循环。分析阐释学循环在三种类型间的发展和演进,对个体阐释上升至公共阐释的阶段性跨越有着基础性的论证意义。

历史维度中的阐释学循环新解——与安贝托·艾柯商榷

安贝托·艾柯提出了“模范作者”“模范读者”和“文本意图”的概念用以区分诠释与过度诠释。他构筑了三者的循环关系,赋予了阐释学循环新的内涵。通过引入历史维度,艾柯保证了其阐释学循环因时而变的动态活力。然而,当艾柯将社会历史性当作阐释学循环新解的动力和文本意图的最终依托时,他所排斥的过度诠释完全可能经由公共阐释的认可而同样进入社会历史之中以支持自身。因此,艾柯的阐释学循环新解不可避免地遭到了社会历史性的反噬。同时,被艾柯所批判的过度诠释也承担了催生新的文化环境的历史任务。

基于阐释学循环文档KMS模型影视实例研究初论:元数据的全程生成

基于阐释学循环文档KMS模型在影视产业中的应用,这也是视听时代所有档案系统面临的问题。本文着重论述了元数据的核心地位及其全程生成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了解之同情”——一种阐释学循环

'了解之同情'是陈寅恪先生对治中国古代思想史提出的方法论指引,这种方法内涵丰富。从解释学循环角度对之加以分析可以发现其中包含'了解'与'同情'的辩证关系,'了解之同情'与'同情之了解'构成中国解释学的循环,该循环可以克服中国近代以来解释学的诸种弊端,对当今诸多学科具有启示性。

论文学阐释中的主体幻象

主体幻象的提出是对文学阐释活动中主体本质和动态特征关注的必然结果。在文学阐释中,主体幻象从主体差异、语境变化及主体的想象性变化等方面建构阐释所需的间性空间。作为文学阐释对话性维度的有效保障,主体幻象设定了解释学循环的起点和阐释的限度,在动态的交流结构中实现阐释的合法性。

阐释学对历史研究的启示

阐释学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启示。在认识论方面,阐释学扬弃了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可能导致的历史终结论和历史虚无主义,一定程度上破解了长期以来争执不下的历史认识之争。阐释学的"前见""视域融合""效果历史"理论摒弃了客观主义史学对史实的崇拜,为历史研究的多元性和开放性提供了可能。"阐释学循环"理论意味着历史认知的实现是一个往复不断、永无休止的过程,有助于防止排他主义的独断论,确定了历史认知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保持了历史认知有限性与无限性之间的张力,为历史认知的不断推进提供了理论依据。如何立足当代中国历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前提下努力汲取中西方阐释学的丰富资源,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阐释学,是当前中国历史学学术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孟子“知人论世”说与儒家交往行为美学阐释学

孟子"知人论世"这一经典命题的阐释聚讼纷纭,但此命题却关涉着儒家交往行为美学阐释学的深刻理论内涵。孟子"知人论世"作为经典阐释学理论命题蕴藏的儒家交往行为美学阐释学内涵在于:"知人论世"本意在强调"此在"的今人通过"知言"的文本阐释学和"知世"的生活语境与往世行迹的理解所实现的知人的人本阐释学,与"曾在"的古人缔建儒家朋友式交往关系和交往行为,并遵从孔子儒学的"毋友不如己者"的教导,通过与古人交友、以"友其德"来"极其善道"这一根本的"尚友"旨趣。它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知人论世"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历史变式;二是,"知人论世"实现了"知言"的文本阐释学之审美鉴赏判断与"知人"的"人本阐释学"之道德情感判断的统一;三是,"知人论世"饱含着儒家交往行为美学阐释学的命题公式:知人=知言+知世;四是,"知人论世"内含着儒家交往行为美学的阐释学循环;五是,"知人论世"是孔子道德情感判断公式的历史发展变式。

从“六经注我”到“我注六经”——现代经学阐释的限度与公共性展开

传统经学阐释一直在有限性与无限性之间徘徊,当阐释离开有限性束缚过度追求无限性时,虽可能盛极一时,但终究会因不被接受而遭淘汰。"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精练地表达了阐释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有机统一,存在着主体与六经之间阐释的循环。这种阐释循环推动了传统经学的发展。进入现代,古典经学有限性的历史基石坍塌,造成经典意义价值体系的崩解。现代经学理论迭出,都意在追求经典的历史性和客观性,造成了经典价值意义世界的失落。"正典的进路"的提出,扭转了这一现象,将之与集体记忆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相结合,不仅在现代与后现代的语境中赋予经典以历史合法性,也在更为宏阔的"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阐释循环、公共性的不断展开中,开辟了一个中国现代经学阐释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