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话语连贯的特征与阐释标准

文章在分析了连贯的二元性特征的基础上，试图从语言形式、语用环境和认知心理三个方面来建立连贯的三个阐释标准。认为，如果连贯表现为话语内确定的、显性的、客观的语言特征，对连贯的阐释就是要揭示话语表面的构建规律，连贯研究则遵循语言结构标准。如果连贯表现为话语外不确定的、隐性的、主观的现象，那么连贯研究不仅要从语用环境去分析构成连贯的要素，而且还要从交际者大脑的认知环境去揭示连贯的内部机制，这就是阐释话语连贯的语用学标准和认知标准。这三个标准是系统阐释话语连贯时应遵循的准则，它们并不相互排斥、相互矛盾，而是相互补充的。

试论作者意图与阐释标准

自新批评以来,历经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冲击,作者"意图"在文本阐释中的重要性早已今非昔比。在西方文论关于这个概念的论争似乎已告一段落之际,张江先生重提作者"意图"可以看作对其前期提出的"强制阐释"论的继续和深化,他希望这个概念可以成为文本阐释合理疆域划分的一个标准。但文章却对此存疑,我们认为张江先生对作者意图的界定仍带有一定的西方传统理性主体特点,如此界定的这个概念并不能对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等学派的质疑构成有效回应。文章将从作者"意图"的定义、其与阐释过程的关系以及其作为阐释标准的可行性三个方面论证这个概念对文学批评指导作用的有限性。

文学阐释的适度与失度

文学阐释的适度与失度问题不但历史久远,也非常复杂,它既关涉到阐释者是否合格问题,也关涉到作品的原意问题,更关涉到阐释是否有标准问题。而关于是否存在合格的阐释者、是否存在固定的作品原意、是否存在适度的阐释,历史上都没有一个固定的结论,但从各个派别对上述问题的阐述中,还是可能看出其间的合理性与非合理性。这其中,刘勰和葛洪提出的避免阐释者的"知多偏好"、"爱同憎异";新批评学派提倡的"作品的原意"就在作品本身;日内瓦学派倡导的意识批评,尤其是乔治·布莱的"认同批评",为解决文学阐释的失度问题提出了很好的思路。

《宪法》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法治保障

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和文明发展进步的显著标志。全过程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特征,具有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完整的参与实践,有利于保证过程民主与结果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有效衔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必须构建中国人自己的全过程民主的阐释标准,形成中国人独有的民主话语体系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阐释力,凸显《宪法》规制的全过程民主的人民主体地位,彰显"依宪治国""依规治党"的有机统一。《宪法》是全过程民主得以实现的法治保障,《宪法》的生命力和权威在于《宪法》实施。依宪治国与依宪执政是全过程民主的体现,党性与人民性统一是全过程民主的本质,宪法监督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保证,全过程民主标志着美式民主神话的破产。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法治举措是:健全体现人民民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基本人权制度,全面加强党对民主法治建设的领导,坚定中国特色全过程民主的制度自信。

“通”“达”辨

在汉语文字中,"通"与"达"互训互证。"通"更重于过程,"达"更重于结果,"达"由"通"开始,"通"以"达"标示完成。从阐释学角度来说,"通""达"包含的开放与澄明,融合与确证,追求在最终理解上的"共"与"同",是中国阐释学的重要特征。"通""达"蕴含的以开放为核心、以循环为特性、以融合为效果、以确定为准则、以追求"共"与"同"为目的的阐释学意蕴,与西方阐释学有基本一致的取向。故可将"通""达"之义作为阐释学的一种普遍标准。

作者的意图投注与读者的文本解读

文学创作是作者的意图投注过程。作者的意图是复杂的综合体,具有清晰与模糊、确定与不确定、有意识与无意识等特点,读者无法完全追索、还原作者的意图。作者的意图投注与读者的文本解读并不是对等的"意图交流",二者有时甚至是矛盾性存在。作者的意图有限,但文本的意义空间丰富多元,我们不能以是否符合作者意图作为判定文本阐释的标准,否则会窄化文本的意义空间。捍卫意图、强化意图在阐释文本时的在场性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遏制""强制阐释"的发生,但要适度,如果偏颇则可能限制、规囿文本意义空间的有效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