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体性的阐释焦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身份认同

民族主体性问题的认知程度反映了民族主体的自我意识水平。它理所当然地应该在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的框架中显现民族主体的时代特性,并以此来标定民族自身存在的理由。然而,在中国当代哲学的研讨中,却以时空缺位的形式表露出关于这一问题的阐释焦虑,这种焦虑有可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时代课题搁浅于民族主体性这个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中。在走出历史上的族群限定,以哲学的方式消解了民族主体性的朴素认知形式,并且把民族主体性提升为中国当代哲学的核心问题之后,走出民族主体性问题的阐释焦虑,寻觅民族自我意识的当代表达方式,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

网络文化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阐释焦虑

它使我们从数字化生存的狂喜中醍醐灌项, 迫使我们不得不追问网络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谱系,它在全球化语境中所引发的中国式的阐释焦虑以及如何看待这种焦虑。

走出身份阐释的焦虑——从“与世界接轨”等口号说开去

中国的传统文化身份被西方书写、撕裂、扭曲。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化身份的重构,存在着不少的误区。文章从这些误区谈开去,运用后殖民理论分析了西方汉学再现中国文化身份背后的权力运作。同时,笔者对后殖民批评的批评,剖析了中国文化身份建构的困境,并就中国文化身份建构的策略进行了论述。

阐释的焦虑:第三人称视角在《华女阿五》中的运用

黄玉雪在其自传体小说《华女阿五》中采用了第三人称叙述视角。黄玉雪曾表示第三人称的安排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和对中国漠视个体文化的反映。尹晓煌则认为第三人称在这部自传体里的应用是受到了美国自传体小说传统的影响,黄玉雪的说法只是为了使文本具有异国特色,增加小说的销量。黄玉雪借助第三人称叙述视角产生的距离实现了叙述者身份的转换,阐释了她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体现了华裔在美国社会寻求自我身份的艰辛历程,但是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也凸显了华裔作家在后殖民的语境中确立其话语权时产生的阐释的焦虑。

阐释者的焦虑——写在乔叶《拆楼记》修订再版后

作家乔叶在2017年修订重版《拆楼记》。相比较2012年的版本,这一版《拆楼记》中插图数量大幅减少、注释数量显著增多。文本的这一显著变化,体现了作家乔叶从用插图解释文字到用文字解释文字的转变过程。不论是"以图释文"还是"以文释文",都彰显出乔叶作为一个阐释者,一个由解释性话语活动所构成的文本的作者,在试图让不同话语和领域之间达成沟通与理解时的焦虑。这一以悲悯情怀为底色的文本叙述,彰显了作家乔叶强烈的现实主义使命感和责任感。

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

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在２０世纪末中国文化“场”的文化过滤和思想互动，必然发生一系列的文化折射和问题变形。那种将诸种“主义”的术语到处乱用套用的作法是一种非学术的态度。本文通过对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的播撒，“后学”与当代中国思想的互动与平面滑行，以及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的内在问题和阐释，说明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当代中国语境的复杂性和问题解决的急迫性。文章认为，只有摆脱自身的视域局限性，而进入一个更大的世纪性和世界性的真实“问题”之中，才能洞悉“后学”问题并找到新世纪中国文化之路。

创造社“转向”新论

本文将从无产阶级文艺观的单维突进、阶级意识的产生和阐释中国的焦虑三部分探究创造社"转向"的外部社会原因及造成的后果,并在此基础上对20年代乃至其后文学发展的模式进行探究。

文化研究与大众传播

文化研究起源于６０年代的英国，９０年代在发达国家形成了引人注目的新学。现代文化的文化霸权是在一个特定语境中的某种“社会共识”，因此，文化霸权虽由统治阶级主导，却有可能在斗争、谈判之中被改受和重构。从这种现实出发，文化研究不再是经典的文学批评，而是把视点集中在大众文化的再阐释之上。文化研究颠覆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简单排斥。文化研究一方面以大众文化的研究代替了对“经典”的研究，一方面则以对女性、少数民族或第三世界的研究代替了对西方中心论的肯定。文化研究是从西方学院体制中产生的，它说明批评理论更加接近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应当借用文件．研究的巨大成果，对中国文化讲行新的理论阐释。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阐释的焦虑——兼论诺思洛普·弗莱的《批评的剖析》

引子张清华主持的"批评与阐释"栏目,让我写一篇文章,其实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在我的脑海里已经存放了二十多年,迟迟不能动笔的缘由就是觉得自己的学力不够,尚不能达到可以清晰表述的境界。现在又将两个相互关联的论域并置在一起论说,难度就更大了,我只能不揣简陋,勉力为之。无疑,我们错过了尽兴谈论这个话题的最好时机——1990年代,在面临着批评和阐释有着最好的多元选择的百花时代,我们却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了文化批评的建构上,物极必反.

“后身体美学”的知识生产

《西北大学学报》2023年6期,13000字近年来,身体美学的知识生产呈井喷之势,表面看是美学研究兴奋点的转移,深层看则体现出后人类主义语境下美学研究范式的新变。从消费社会向后消费社会、从人类主义向后人类主义、从“身体美学”向“后身体美学”的变革,使得美学知识生产出现了一系列阐释的焦虑与危机,并由此催生了对已有美学理论的怀疑与反思。

重新认知:“新世纪中国文学”的价值问题

对于中国文学"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讨论,正反映了新的文学格局所呈现的新面貌。关于新世纪中国文学价值的讨论当然有其意义,但首先需要的是对文学形态和格局的再认知。没有这种认知,我们的评价往往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文学所经历的一切和"新世纪"中国的发展息息相关,对于这些变化的深入思考应该成为我们探究的新焦点。

“中国经验”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构建

"中国经验"不应该是一种普泛化、对任何学科中所有问题都适用的均等化问题,那种普泛化、均等化的"中国经验"是一种新的理论抽象,会让"中国经验"研究在再度理论化中丧失应有的问题指向。在当代语境中,不同学科中的"中国经验"问题理应具有基本的内涵和问题性。当代中国文论话语构建中的"中国经验"问题,其基本内涵和问题性即是当代文学理论如何在现实性与实践性层面充分阐释多重叠加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现象与批评,从而展现文学理论的研究是"中国"的,是"文学"的,是"当代"的。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构建中的"中国经验"不是理论层面上的高空作业和批评话语的实用操练,而是通过有效的批评实践增强对当代中国文学发展所面临的历史情境与理论共生张力的分析,在把握当下文学经验与文化语境的过程中凸显理论精神和批评品格。

“文艺美学”的生成逻辑与当代问题

“文艺美学”作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来具有中国特色的问学路径,在文学艺术研究领域有较为强劲的影响,在人文诸学科内有推动沟通、扩张想象之功。从一开始学界对“文艺美学”也有不少疑虑,而从事文艺美学研究的人也颇有阐释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