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的边界:文本阐释的有效性问题探析

"强制阐释论"提出文本阐释的边界问题,指出了体现作者意图的文本阐释有效性是唯一的标准,体现出对"反意图论"的回应。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把文本意义的阐释完全局限于作者意图,就排除了其他有效性的阐释意义。对文本意义的阐释,应该对意义的存在方式和阐释中心的流变作纵向考察,注意到开放文本观和阐释学的主客观统一的语境,综合考量文学阐释各种有效性因素,才更为合理。以文本为阐释的边界,但并不封闭文本和阐释活动,我们主张一切在文本中找到依据的阐释都是有效的。

文本阐释的边界及有效性——以赫希《为作者辩护》和费什《什么使阐释可被接受?》为例

美国当代学者E.D.赫希和斯坦利·费什从各不相同的角度出发,试图重新划定文本阐释的边界,规约其有效性,以纠英美新批评文本中心主义的理论偏颇。赫希从作者入手,坚持作者意图是文本意义的唯一来源,将阅读看作对作者本旨的还原;费什从读者切入,聚焦读者的阅读经验,以"阐释共同体"等概念赋予阐释活动以新意,进一步开辟了阐释学的读者维度。二人的理论思想集中体现在《为作者辩护》和《什么使阐释可被接受?》两篇文章中,他们对阐释边界和有效性的探讨,拓展了文本阐释的多种可能,有助于遏制当下阐释空间过度膨胀的趋势。但二人的论说都是在文学内部进行,且只强调文本意义的单一来源,没有充分地将文学活动看成各因素相互联动的过程,其理论未免走向片面化。

“公共阐释”的合法性和可能性基础——马克思“现实的公共阐释”思想

马克思哲学中的公共性和意识形态阐释学以及综合和凝练二者的“现实的公共阐释”思想,对于中国阐释学构建中提出的公共阐释概念的深化理解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现实的公共阐释”思想是以社会关系的公共性为基础、以现实具体的意识形态规范为阐释原则,同时它一方面以现实的具体意识形态作为价值规范完成自上而下的普适化,另一方面通过个体对话协商形成自下而上的共识重叠,使公共阐释在“收敛”与“开放”的辩证循环中形成阐释的有效性和真理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作为公共阐释积极程度的确立方向,为公共阐释的可能性和合法性提供有效的空间。

文艺理论:工具性的还是反思性的?

现在我国文艺理论界不少学者受实用主义影响,把理论看做是工具性的,看做只是一种分析和评价作品的法规,并以所谓"丧失对现今文学的阐释能力"为理由来否定理论的存在价值。殊不知理论就其性质来说是供反思的,使我们评价文学现象就有了一种立场、一种视界、一种思考依据。这个问题关系到怎样理解文艺理论以及我国的文艺理论应如何建设、应朝什么方向努力的问题。

断代史思维、微观史学方法与民国文学史研究——由《民国文学史论》丛书引出的思考

近十余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界部分学者围绕"民国文学(史)"的话题进行了持续的探讨,初期讨论中的某些疑虑,诸如"民国文学"的提法会否导致政治误解、"民国文学"概念提出的必要性和非排他性等问题大都已经澄清,"民国文学"的命名或许还有争议,但就这些年来的学术实践看,"民国文学"作为一个重要的话语装置,其取景的丰富性、阐释的有效性和使用场景的丰富性都已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