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阙特勤碑》分词符的省略

《阙特勤碑》是为纪念第二突厥汗国重要人物阙特勤而立,碑文分别由汉文和古代突厥文两种文字书写,它是研究古代突厥历史文化的重要材料。碑文中以":"作为分词符,经初步统计,我们发现碑文中有400多处省用分词符,其中约60%可以分析为不同类型短语。因此,我们认为唐代的古代突厥人可能已经具备了短语—语法意识。

由《阙特勤碑》史实窥探阿尔泰语对汉语山东沂水方言的影响

在《阙特勤碑》碑文上,有一段关于阙特勤"向东一直征战到黄河(ya觢觙l觟güz)和山东(觢antu耷)平原,差一点到达大海"的记载,由此学界有人认为阙特勤曾征战当今山东省地区,据笔者考证,碑文所记"山东(觢antu耷)平原"虽与当今山东省地域并不完全重合,但是这场战争所呈现出的中国古代民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历史却可见一斑。通过阿尔泰语系语言与汉语山东沂水方言的对比发现,现代汉语中的第二人敬称"您"以及山东沂水方言中的"恁"极有可能是受到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影响而形成,并且当今山东沂水方言中仍留有较多阿尔泰语对汉语影响的印记。

《阙特勤碑》silik一词考

文章通过参考前人研究成果和比较、分析古代文献,认为突厥如尼文《阙特勤碑》里出现的silik一词是借用汉语的si(丝)缀接构形附加成分-lik构成,该词语翻译成"丝绸般的"更为恰当。

论阙特勤之“阙”

唐代汉文史籍中的阙特勤,对应的是古突厥文KülTigin,这早已为鄂尔浑古突厥文碑铭所证实,可见"阙"是kül的汉文转写。同一个突厥政治名号kül,在唐代还有阙律、屈利、屈律、俱卢、屈勒、处罗和出六等汉文转写形式。考察中古早期的北族,特别是魏晋至北朝时期拓跋鲜卑及柔然的政治名号,kül还有许多其他转写形式,如叱罗、叱利、叱吕、叱卢、叱列、屈卢、泣黎、叱洛等。这样就把突厥史与前突厥时代的北族史纳入到同一个框架之内,并由此了解中古北族在名号制度上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中古时代的北族社会,尽管族群主体可能发生很大变化,新的族群主体可能讲一种不同的语言,但制度化了的名号传统会被继承并延续下去。

试析《阙特勤碑》中??qan一词的词源及翻译问题

《阙特勤碑》对于研究古代突厥民族的历史、文化以及语言文字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阙特勤碑》的汉文翻译中,??qan一词的翻译出现了诸多的矛盾和争议,其中不乏错误的结论。而??qan一词对于理清唐朝使者张去逸的身份,以及派其出使的原因等问题都至关重要。本文从《阙特勤碑》的古代突厥文原文出发,结合传世文献以及其他出土文献对??qan一词的翻译进行了梳理。

《阙特勤碑》南面铭文的作者与镌刻年代问题

《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有大量雷同的文字,为什么同一段铭文会出现在两块不同的石碑上?它们又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镌刻的?这些问题,从未有学者提出来讨论过。通过对突厥文和汉文两种史料的对比研究,我们作了一些尝试性的探索,并得出了几点初步的结论。毗伽可汗在开元廿年作的《阙特勤碑》仅包括东面40行、北面13行和棱角处的纪年、落款。阙特勤碑建成之时,碑南面是空白,没有刻字。伊然可汗开元廿三年组织镌刻的《毗伽可汗碑》包括东面41行、东南棱角1行、南面15行和西南棱角落款。毗伽可汗碑建成之时,碑北面也是空白。直到开元廿八年登利可汗继位后,在唐朝李质的协助下,登利可汗在阙特勤碑南面和毗伽可汗碑北面的空白处,镌刻了同一篇铭文。文中突厥汗国人心涣散的境况,反映的正是登利可汗继位之时突厥汗国即将瓦解的局面。直到开元廿八年才刻成的阙特勤碑南面13行和毗伽可汗碑北面15行,都是出自登利可汗之口,后者比前者多出的几句是登利可汗引用其父亲临终前留下的原话。

2013年度世界最佳钞票——哈萨克斯坦《阙特勤碑》纪念钞

2014年4月世界纸币协会（The International Bank Note Society，简称IBNS）年会公布了2013年度世界最佳纸钞获奖名单，哈萨克斯坦国家银行发行的《阙特勤碑》纪念钞以其印制工艺先进、防伪技术高端、设计水准一流，并融合呈现了丰富、厚重的历史人文元素等特征．

回鹘碑文所见八世纪中期的九姓达靼(Toquz tatar)

达靼(Tatar)是我国北方古老民族之一。有关达靼的最早资料,始见于后突厥汗国时代(682—744)的鄂尔浑突厥鲁尼文碑文之中。732年建成的《阙特勤碑》和735年建成的《毗伽可汗碑》刻有三十姓达靼(Otuz tatar)和九姓达靼(Toquz tatar)两种称呼。学者们相信三十姓达靼就是同时期汉文史料记载的分布于贝加尔湖东南、大兴安岭东西两侧的蒙古语系的室韦诸部。①但对九姓达靼的民族所属,议论颇多。前田直典提出。

释“贺兰”

吾西北二民院之西侧为南北连亘数百里之巍巍贺兰山。“贺兰”一词是何意思?“贺兰山”之名始见于何时?余平时读史。曾加留意,现摭拾史料,简释如下。 “贺兰”一词本突厥语。唐杜佑《通典》突厥条云:“突厥人谓马为贺兰”。同书驳马条云:“马色并驳,故以名云”。但唐代突厥文碑铭《阙特勤碑》中著录之马字,均为at,由此可知《通典》所谓突厥人“谓马为贺兰”,非指一般之马。查《经籍纂诂》,有云:“驳,不纯也”,“驳,杂也。”乃知“贺兰”当为杂色马之意。

关于古突厥人的敬天与事火

关于古突厥人(公元六世纪至八世纪)的宗教信仰的中外文记载不是很多,所以在以这些史料为主探讨古突厥的宗教信仰时,便不容易得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比较肯定的结论。在有的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例如,《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描述了玄奘会见西突厥可汗统叶护时的情景,提及“突厥事火不施床,以木含火,故敬而不居,但地敷重茵而已。”对于这一“事火”问题,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突厥信的是祆教。但也有人认为突厥早在西来之前就“事火”了。看来,现在仍有必要对古突厥人的主要信仰作一番探讨。本文即试图就此问题发表一点看法。

草原文明踪迹追觅

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内蒙古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蒙古大草原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故乡,历史上先后有10多个少数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了特色鲜明的草原文化。走进草原,就走进了历史,沿阴山山脉从呼伦贝尔大草原西至阿拉善戈壁,草原先民雕凿于岩石峭壁上的反映草原先民的生产生活、狩猎、乐舞、日月神灵祭拜的岩画比比皆是,在先人遗迹前,感受着北方草原文明的博大精深,无不引起我们无比的遐想和自豪。

“特勒骠”系“特勤骠”之讹辨析——兼论“特勤骠”的由来

武德二年(619),即李唐王朝建国的第二年,被突厥封为'定扬可汗'的刘武周,乘着唐军与薛仁杲作战之机,派大将宋金刚率大军南侵。刘(武周)、宋(金刚)大军兵锋甚锐,连陷数城,直逼太原。当时守卫太原的并州都督是李渊的第四子李元吉。

“西北史地研究”精粹(一)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在世界各大古文明中绵延至今，历代史家居功至伟。近代以来，几代史学家以强烈的家国情怀、坚定的责任意识、忘我的拼搏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考订疆域、梳理文脉，谋求民族复兴，促进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史学的有效融合，为中华民族延续历史记忆、民族记忆、文化记忆，实现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而薪火相传、不懈努力，因此其贡献远超史学一科，他们成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传播者、守望者；黄侃、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先生的高足、著名历史学家冯永轩先生便是其中的典范之一。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之际，本刊特连载冯永轩先生数篇未刊遗稿，向所有近代以来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殚精竭虑的学术前辈致敬!

《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出版

中央民族大学耿世民教授《古代突厥语碑铭研究》于近期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主要是对第二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时期的《暾欲谷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阙利啜碑》、《翁金碑》、《磨延啜碑》、《铁尔痕碑》、《铁兹碑》和《苏吉碑》等9通碑的碑文的研究，包括碑文的历史背景、拉丁字母转写、汉译文和简单注释等。此外，作者在书中还对古代突厥文碑铭的发现和解读研究、古代突厥文字母和主要拼写规则、古代突厥语语法作了概要性的介绍。全书27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