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孝绪《七录》成书年代考

《七录》著录图书六千多种,又有解题,阮孝绪不可能在普通四年这短短一年之内编撰完成。它所著录的《刘缓集》,最早编于大同二年,足以证明其直到阮孝绪去世前才最终成书,约在大同二年夏秋之间。

浅论阮孝绪《七录·序》的目录学思想及其影响

阮孝绪《七录·序》是我国现在最早的目录学理论文篇,它明确将目录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了目录发生、发展的历史流变,并在《七录》中设立"簿录"类,成为我国"书目之书目"的最早见存。《七录·序》以著录和分类为研究重点,在著录上强调书目要"通记有无",著录图书存佚,讨论图书聚散;在分类上重视责实立名,要求根据文献发展的具体状况决定目录的体系,认为"图画之篇,宜从所图为部"等等,在我国目录学史上无不启迪后世而导夫先路。但是,《七录·序》对书目的提要和序言几乎没有任何讨论,因而虽有荜路蓝缕之功,却遗未臻完备之憾。

阮孝绪在目录学领域中的贡献

图书分类是目录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以此,结合古代图书多种分类法并出的特点,着重探究南朝梁阮孝绪《七录》对两汉《七略》以来的六分法和魏晋以来逐渐盛行的四分法两者都进行了扬弃和改造,为中国图书目录分类由六分到四分的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俭《七志》与阮孝绪《七录》学术成就新论

对《七志》“经典志”之《孝经》居前,结合其时政治背景作出合理解释,对王俭先道后佛、阮孝绪先佛后道的不同,联系当时文化大势进行了详确探讨。

王俭《七志》与阮孝绪《七录》比较研究

《七志》、《七录》是我国古代魏晋南北朝时期目录学家王俭、阮孝绪编撰的两部重要目录学著作,也是古典目录学史上的私家开端之作。它们上承《七略》体制,又有创新。二书的分类精神、目录体系以及丰富的史料为后世完善四分法和史志目录所借鉴吸取。通过对王、阮简介及二书的比较研究,进一步凸显出《七志》、《七录》在古典目录学史上的文化贡献。

阮孝绪及其对目录学的贡献

一继汉代伟大的目录学家刘歆编制出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总目录——《七略》之后,南朝宋王俭又编出《七志》,梁阮孝绪博采宋齐以来公私书目和藏书,编制出《七录》,影响较大。现在保存下来的《七录·序》和序后附的《古今书最》,成为研究中国古典目录学极重要的文献。

阮孝绪和《七录》

阮孝绪,字士宗,河南尉氏人,生于齐高祖建元元年(公元479年),卒于梁武帝大同二年(公元536年),梁代杰出的目书学家。他聪敏好学,“年十三,遍通五经”,七岁时,过继给叔父阮胤之,胤之是一个大富豪,“有遗财百余万”,他却分文不要。他沉静寡欲,笃好坟史,学习刻苦。

阮孝绪其人及《七录》

阮孝绪(公元479—536年),字士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省)人。出身于士族家庭。他父亲彦之,曾为刘宋太尉从事中郎。阮孝绪生于南朝刘宋顺帝升明三年。七岁时,被过继给叔父阮胤之。年十三已遍通五经。他性情沉静,喜欢清高隐逸的生活环境,有点与众不同。十五岁时,曾对他父亲彦之表明志向说:"愿迹松子于瀛海,追许由于穹谷。庶保促身,

阮孝绪《七录》楚辞分类著录的学理背景

梁人阮孝绪《七录》将"楚辞"独立为图书部类,是以"楚辞"作为分体文学总集基础上的一家之学进行的学术分类。这既是阮孝绪《七录》图书分类的体例创新,更反映了魏晋以来人们对文学的独立与自觉的认识与建构。

《七录序》与阮孝绪的知识、思想世界

南朝时期,由于纸的普及,相比于使用简牍的时代,获取知识的途径已大为便捷。在这种背景下,私家藏书兴盛。家有文史、拥书万卷者,也不罕见。“知识下移”成为一种趋势。因此,带有“博”的词汇,如“渊博综广”等,常常被用来形容当时的知识人。阮孝绪阅读量惊人,号称“博极群书”。保留在《广弘明集》中的《七录序》就对阮孝绪的阅读过程、知识构成有所记录。从《七录序》可知,书籍总目《七录》因其穷“天下之遗书秘记”的性质,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梁武帝大同二年(536)以前,整个南朝的藏书规模。从私人阅读的角度来讲,《七录》是阮孝绪个人“阅读史”的总结,包含了他自身的“知识轮廓”。不过,阮孝绪博极群书,“阅读领域”几乎涉及了当时各个学术门类。因此,探讨阮孝绪私人阅读的历程以及《七录》的目录构成,也就具备了更大的意义。阮孝绪个人的“阅读史”与精神前进的历程,其实也是整个南朝学术文化、精神世界变化的缩影。

阮孝绪佛道思想及对《七录》分类的影响

阮孝绪《七录》列"佛法录"为外篇第一、"仙道录"为外篇第二,他的这种分类方法不仅受时代影响,更与他个人的思想倾向密切相关。阮孝绪出生在玄学世家,长于有天师道信仰的家族,本人崇信佛教,因此对佛道之书颇为重视。他打破王俭《七志》之例,将佛、道二录纳入"七录"之限,使二家之书与经史之书并列,抬高了二教的地位;他将"佛法录"列在"仙道录"之前,申明了自己的信仰所在。

“儒道先后”与“知圣求贤”——由阮孝绪论中古文士的一种人生选择

《梁书·处士传》载录有阮孝绪的一篇《论》,其文涉及儒道评价,文义难解。借助《诗品》研究者对“体二”一词的正确训释,可知阮《论》以儒为“圣”而以道为“贤”,儒先道后。实际上,阮《论》的论说从理论上本于王弼之玄学理论,但王弼对阮孝绪立论的影响更可能是潜移默化的。阮《论》之调和儒道,以儒为先,却又基于玄学理论。阮孝绪之为人也调和儒道但更偏向于道家。结合阮孝绪之论说与其为人,他的行为可说是“知圣求贤”,这种态度,在六朝时期并不鲜见。

“以古茂之笔 抒新纪之思”——序饶宗颐教授的《固庵文录》

文集之名,昉自中古,前此无有也。刘《略》班《志》,惟列诗赋,著诸家篇数,初无集名。东京而次,文章朋兴,云构风骇,然范、陈史,于文士诸传中,记其文笔,第云著诗、赋、碑、箴、颂、赞、诔、七、吊、连珠、书记、论、奏、令、策若干篇,不云文集若干卷,实齐章氏所以云:“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隋志》:‘别集之名,东京所创。’盖未深考。”曹丕《与吴质书》称道徐、陈、应、刘,谓“撰其遗文,都为一集”,此殆总集之嚆矢。陈寿于晋初定诸葛亮故事,奏上《诸葛氏集》,此殆别集之嚆矢。然观亮集目录内涵,诚如太炎章氏所云:“若在往古,则《商君书》,而《隋志》亦在别集。”阮孝绪《七录》,经典、纪传、子兵、文集之四录,已全为唐人经、史、子、集之权舆,故实斋以为“集部著录。

魏晋南北朝目录学思想之进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中古以前目录编撰较多的一个时期,书目类型有诸多创新,书目体例和书目分类发生变化,目录学思想极其活跃,目录学的社会地位也有很大提高,是中国古代目录学发展史上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过去人们常常根据《隋志》的一些评述,只看到宫廷臧书目录“世相祖述,无所变革”,而未能全面深入地分析,就认为“发展缓慢”,处于“低落”时期,是应当重新考虑的。

《伤寒论》版本表解

《(伤寒论)版本表解》含两节,一为《伤寒论》版本表,一为《伤寒论》版本解说。《伤寒论》所据底本为《汉书·艺文志》所载之《汤液经法》32卷,王叔和三次整理编次《伤寒论》,第一次见《脉经》卷七、八、九,以卷七为重心:第二次整理为三阴三阳模式;第三次整理见《伤寒论》卷七第十五节至卷十第二十二节。梁阮孝绪《辨伤寒》十卷上承两晋《辨伤寒》,下开隋本《伤寒论》及唐孙思邈本《伤寒论》。孙思邈本见《千金翼方》卷九卷十。荆南国末帝高继冲进献北宋朝廷者即隋本,北宋校正医书局以高继冲本为底本校定之,刊成大小两种字体流行,明代赵开美据小字本翻刻,逼真原貌,名为《宋本伤寒论》,今存五部,皆藏中国,已成国宝,逐项以文献资料证明之,本文对研究《伤寒论》文献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古今书最》的几个问题

阮孝绪《七录序》中附以《古今书最》,主要目的是注释说明序文,同时反映了历代藏书变化的大致情况,但并未包括当时所有存世官簿.其中前面四种目录的图书存亡统计,实际抄自王俭《七志》.关于“帙”的记载反映出当时藏书已有合帙现象.

中国古代目录学理论发展论纲

近来读经(目录学之经典如《汉志》、《隋志》)研史(目录学史之诸家论述),既深慨中国目录学遗产之丰富、内容之博大、影响之深远,又感叹史家评说之纷纭。倘能梳理一下,对若干理论意义彰明之作,以简明扼要之说明,自是功德无量之举也,然此亦非一日之功之易事也。今特对此稍作条理,写成提纲式的记录,非为创新,目的在于就正于同好。

《七略》《七志》《七录》比较研究

《七略》《七志》《七录》作为我国目录学的鼻祖,不仅对当时的文献学发展影响颇深,也对后世目录学发展影响深远。从《七略》《七志》《七录》出现的历史背景着手,分析了3部书各自的特点及对目录学发展产生的影响。

略论《七录》与《七志》“所宗有不同”、“其教有浅深”

《七志》《七录》是两部极重要的目录书,于南朝时期问世。较前代,这两部目录中新增了对佛、道书籍的著录。《七录》的撰者阮孝绪说,《七录》与《七志》"所宗有不同"、"其教有浅深"。对此说法进行了分析验证,探究了阮氏的目录学观念。指出其目录中给予佛、道类别地位的做法,推动了目录体例之趋于完备,表现出目录学者对于思想发展的尊崇。《七录》对后代目录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但表现为其为确立正统地位的四部分类法创造了条件,也表现为其为当时长足发展的佛、道类书目的著录创造了条件。以书籍目录的方式来反映时代思想的繁盛多元,这是对时代思想进展的客观审视的体现,是目录文献为后世的思想研究提供的静态记载,是记录思想史发展的特殊体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