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湖文派”成员之宗亲与师友交游考论

"阳湖文派"是清代重要的古文与骈文创作流派,其成员间有着丰富复杂的宗亲与师友关系,并且基于上述关系的文化学术交游,乃是"阳湖文派"之所以能够成派的重要基础。这一点颇具地域文化特色,清代其他文学流派多不具备。

明清地域商贾与桐城文派及阳湖文派

桐城文派中的戴名世、方苞、姚鼐和阳湖文派中的恽敬等,都从不同的角度论述《史记·货殖列传》,并由此引发深思,阐发了对经商的看法。桐城文派、阳湖文派与商贾的关系相当密切,有互动,也有异同。由于以徽商推崇朱熹理学作为动因之一,桐城文派极力主张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结合。桐城文派往往是骈文对立论者,而阳湖文派往往主张骈散合一,后者与吴地"缘情而绮靡"的地域文学传统有关,也与包括商贾在内的吴地侈靡等风俗有关。

传义法与笃师说:桐城文派传衍初期的不同倾向

姚鼐古文理论不尽主于义法,其标举桐城文统亦有学术、文章两层意涵,因而姚门弟子对桐城文章的阐扬各有侧重,这也造成桐城文派传衍的复杂情形。吴德旋囿于义法,以归、姚为正体,走上偏狭一路。陈用光申发姚氏兼重义理、考据、辞章之说,以学助文,持平汉宋,古文理论更加通达。这两种倾向共同作用,使古文正统渐归桐城,同时异趣者亦被排除在外,其与阳湖文派之互动最为著例。在这一过程中,桐城文派的学术色彩逐渐剥落,而文学流派特征愈发显著,此间可见文学流派传衍的不同面向,以及文学史"过程"的丰富意涵。

赋史奇才董士锡的文学成就

董士锡学术与文学的成就,承其舅氏张惠言指授,甥舅皆为阳湖文派之代表作家。就赋学而言,张惠言编选《七十家赋钞》"至六朝而止",自具选文旨趣,且在创作上"特善辞赋",形成门风;"词动魂魄"的董士锡堪称传人。阳湖文派的赋学成就,足以昭示经学与文学渐合为一的常州本土根基,亦对清中后期赋坛将书卷与人生结合带来范式启迪。

唐顺之及明清常州文人与江南商贾精神

唐顺之是明代中后期受商贾精神影响最大的常州文人之一。他视“通商”“惠商”为“雅志古道”,既倡导儒商,又褒奖廉吏,摆正官商关系。在推重唐宋八大家中复兴儒商精神,并且在天然自由精神上与商贾契合。与唐顺之一脉相承的清代阳湖文派中的恽敬、张惠言、李兆洛、赵怀玉,毗陵诗派中的邵长蘅、赵翼、洪亮吉、黄仲则等,他们的创作在士商融合中显示出新的风貌,将江南地域商贾与文学的交叉演进推向新的阶段。尤其是其中所显示出包括商贾精神在内的市民意识与启蒙思想,蕴藏着特定时代的真(历史阶值)、善(伦理价值)、美(美学价值)、利(经济价值)相融合的新特征。

论张惠言

张惠言是乾嘉时期“常州学派’的中坚，他对易、礼的研究既是清初汉学“经世致用”思想的一种回归，又是清末维新运动的一种先导。他的易学思想直接影响了“阳湖文派”和“常州词派”。作为“阳湖文派”的主将，他的散文朴茂劲健，于淡泊中见恨激，于平和中写忧患。作为“常州调派”的领袖，他主张词创作要尊词体，崇正声，重比兴，有寄托，发幽隐，导渊源。读词、说词要做到“义有幽隐，并为指发。”他的词作充分显示了该派“尔雅哀怨”的特点。

赵怀玉对唐顺之接受摭谈

唐顺之作为一代巨子,文法唐宋,称誉今古;学期致用,垂范后世;著述宏富,名重天下;文武兼擅。荆川先生对后世影响深远,尤其是常州作为其桑梓之地,遗泽所至,后学浸染涵濡,靡然向风,遂使清代常州文化继往开来,臻于鼎盛。后学之中,赵怀玉庶几为典型例证。赵怀玉对唐顺之的接受,主要表现在诗文、事功及书法方面。诗文方面,尤重唐顺之古文创作成就,认为其人对常州古文创作有首发之功;事功方面,固然满含尊崇,不过对唐顺之晚岁之出,也稍有微辞;书法方面,则关涉到唐顺之书法的风格与地位、李邕书法在明代的接受与传承,由此还可对董其昌书法渊源再作思考,对明代书学研究或可有着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总而言之,研究赵怀玉对唐顺之的接受,可以从中细绎常州文化转捩的关键之处,进而蠡测乾嘉常州文坛高峰林立的渊源,可能正在于乾嘉常州文人对待前贤,尊重而不盲目,接受而不步趋,心摹手追,融会贯通,终得自树新帜,蔚为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