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与西汉政权的覆亡

现在,学术界的主流观点都认为,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对汉武帝和整个西汉社会的发展都有积极意义,本文认为欠妥。董氏公羊学的核心思想———“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和“授命之符”等神学政治论,既是武帝时期弊政的思想根源、也是西汉覆亡的的思想根源,而西汉“宣、元中兴”恰好是绌抑了该学说的结果。

《春秋》三传的灾异观

《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常被并称为《春秋》三传。本文标题也采用了这个约定俗成的说法。不过,应该说明,《左传》原非解《春秋》之书,前贤已多有论证,我也同意这种说法。所以,本文标题并不表明我是认为《左传》原为解经之书的。一皮锡瑞在其《经学通论·春秋》的“论《春秋》书灾异,不书祥瑞,左氏、公羊好言占验,皆非大义所关”条中,举了一些《左传》中占验的例证,并说:“公羊家与左氏异趣,而亦好言祥异占验。汉儒言占验者,齐学为盛。伏传五行,齐诗五际,皆齐学。公羊氏亦齐学,故董子书多说阴阳五行,何氏解诂说占验亦详。要皆《春秋》之别传,与大义无关。”

董仲舒公羊学的阴阳之道

董仲舒公羊学的本体论是天道之阴阳。董仲舒力图将汉王朝的政治生活建立在稳定的本体论之上。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揭示了天道之阴阳与人性的联系,使公羊学的政治思想建立在稳定的人性基础之上。董仲舒公羊学所包含的礼治秩序、君臣关系、君民关系和托古改制等内容都立基于天道之阴阳。

论何休灾异说

何休认为异先于事而灾后于事,异是警示而灾是惩罚。何休是以天人感应说为理论基础,以阴阳说为理论武器来解说灾异的,认为灾异是阴阳失衡或错位的结果。何休常借助对灾异的解说表现出对一统王权、君权的拥护,对僭王、弑君、强臣专权等行为多加谴责。何休的灾异说表现出浓郁的民本思想:一是对民生的关注,另一是对民声的重视。

司马迁与春秋公羊学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在思想领域里,是春秋公羊学发端并取得正宗地位的时代。这个学说,是一个唯心的神学体系。它据阴阳五行说,全面地编造了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的世界模式。作为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的司马迁对这个学派及其学说的态度怎样,他以毕生精力所作的《史记》和这种学说间有什么关系,不能不是正确理解和评价司马迁及其《史记》的重要问题。我在这里,主要想就司马迁对春秋公羊学的态度谈一点看法。严格说来,春秋公羊学并没有什么历史理论,只有附会历史的政治思想。但是,因为它讬史立论,以神意虚构历史,也演绎出一套历史观点。这套历史观点的基础。

董仲舒公羊学体系形成初探

《春秋》本是一部以纪载鲁国历史为主的史书。《孟子·离娄》篇曰:“晋之《乘》,楚之《祷祝》,鲁之《春秋》,一也。”北宋王安石则斥之为“断烂朝报”,然由于后人利用它来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使之为当时的政治服务,故被拥上经典的宝座,并形成一门学问——春秋学。董仲舒则是研究和发展春秋学的佼佼者。他在《春秋公羊传》的基础上对《春秋》进行了深入的诠解、阐发,并与阴阳五行说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新体系——公羊学。关于董仲舒公羊学思想的研究,前人往往不够注意,本文试作一初步探索,以求诸专赐教。

《春秋繁露简论》

汉代董仲舒,是著名的公羊学派经学大师,武帝初年“天人三策”的作者,他的思想和学说,历来受到封建儒学者的推崇,对后世影响很大。但是,在学术上对董仲舒的评价还是有歧异的。本文仅就他现存的著作集《春秋繁露》一书,拟作一点粗略的检视,以求有助于研究这个古代思想人物。 关于《春秋繁露》一书

经史互彰:《春秋公羊传》“为汉制法”述论

《春秋公羊传》在两汉具有"宪法"一样的重要地位,对塑造汉代政治思想与制度具有重要影响,是汉代人士处理重大政治事件时常引用的儒家经典之一。如借阐释"春王正月",倡导大一统局面、主张"受命之王必改制"与通三统、存三正;借阴阳灾以言政事,盛行禅让学说;以《春秋》决狱,影响立法;借"君亲毋将""讥世卿""王师败绩,不书晋人"等《春秋》之义,提倡尊君抑臣;根据"《春秋》之道,守经行权",评价矫制行为;援引"内诸夏而外夷狄""守在四夷"、"许夷狄不一而足"等《春秋》之义,处置与四夷的关系;援引"诛君之子不得立"、"立子不立弟"、"子以母贵"等《春秋》之义,规范立嗣与继绝;援引"王不祭于下土诸侯""苟有功德则宗之"、"不以亲亲害尊尊"等《春秋》之义,规范祭祀。它与其他儒家经典相辅相成,又具有指导、优越的地位;相对"故事"而言,又常是政治创新的重要理论依据,对塑造两汉捍卫道义的士风起到了重要作用。

西汉经学阴阳灾异思想探源

儒家经学在西汉中后期发生了学术性格上的巨大转变,即经学的阴阳五行化。在此背景下,儒生们纷纷结合经典来谈论灾异问题,创立了诸如《春秋》公羊灾异说、《易》阴阳灾异论、《齐诗》"四始五际"说、《洪范五行》灾异论等多种形态的经学阴阳灾异思想。这些新思想并不符合孔门一贯的宗旨,与汉初诸儒坚守的儒学传统也存在巨大的差异。然而它们一经系统地提出,却很快赢得了儒学团体内部乃至帝国官僚系统的共同承认,并长期被奉为官方意识形态。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灾异思想悠久而丰富的理论来源、西汉政权合法性论证的需要、儒生们对君权膨胀的警惕、元成以后相对自由与宽松的学术政治氛围、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的知识体系的"科学性"与强大解释力等,共同构成了西汉经学灾异思潮倾动一时的历史根源与现实契机。

何休阴阳灾异思想析论

何休（公元１２９—１８２年）是东汉后期著名思想家、《公羊》学大师。其代表作《春秋公羊传解诂》是《公羊》理论的集大成者。在何休所总结的《公羊》学“义例”中，有重要的一项——“二类”，也即“人事与灾异”。它是何休思想体系中的有机构成部分，也是何休学说的一...

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

董仲舒创立的“春秋公羊学”,是在历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哲学、历史、政治学说。本文从对《公羊传》的分析入手,具体阐述了春秋公羊学的特点和内容,认为它明显表现出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本而兼收儒、法、黄老各家思想的综合倾向。

读何休《公羊传解诂》札记一则

汉代儒学的阴阳灾异说,是董仲舒之后才开始流行起来的。东汉时期,这一现象更是变本加厉,严重阻碍了儒学自身的更新发展。拿何体《公羊传解诂》中所体现的思想与《公羊传》本身精神相比较,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汉代思想发展的轨迹,而且对我们把握两汉社会政治的特征也不无稗益。徐彦《春秋公羊传疏》引戴宏《序》云:“子夏传公羊高,高传于其子平,平传于其子地,地传于其子敢,敢传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于其弟子齐人胡子都著于竹帛。”这里说明了,一、《公羊传》思想渊源来自七十子后学。二、开始时一直在同一家庭中口头相授。三、汉景帝时始著于竹帛,形成文字。因此,《公羊传》中所体现的灾异思想是西汉景帝时特定的灾异思想,而何休《解诂》

秦汉之际的受命改制说与儒学独尊

本文认为，儒学吸收了阴阳方士的受命改制说，适应了汉武改制的政治需求，这是促使汉武帝尊儒的直接契机。如果儒家没有提出改制理论，那么孔子以及儒学不一定会被汉家看重，而没有汉武尊儒，中国文化就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

董仲舒与汉武帝——纪念董仲舒诞辰2185周年

董仲舒与汉武帝,一个是经学大师,划时代的大思想家,一个是雄才大略的大政治家。从史料上看,他们之间,只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的那段时间直接接触过。那以后,仲舒两相骄王,其中有一次因为说灾异差点被处死,晚年回家著书,不能说是被重用;但武帝在进行重大决策时一直派人去征求他的意见。董仲舒是河北人,本文拟就“对策”和“对策以后”两个阶段,谈谈他与汉武帝之间的关系及有关的一些问题,以纪念这位古代大思想家。

谈司马迁的思想

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的《史记》作者司马迁，两千多年来，一直为人民所称颂，这是理所当然的。远在公元前一百多年的汉朝，出现了这样一位开创了为历代史学家所宗的历史纪传体的先河、塑造了诸多为人颂扬不已的人物形象的文史大家，实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但是，两千多年来，对这位伟大文学家、史学家的思想，却一直是众说纷纭的。班固说他“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论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敝也。”有人说他“具有一定的批判精神”。有人说他“不可能超出董仲舒《春秋公羊学》（除去阴阳五行成分）和道家的思想界限。”有人说他“主要接受儒家思想影响，但同时也接受其他各家的一些影响”，他“超过同辈人的地方在于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和批判的精神。”还有的说他“接受了儒家思想，接受各家，特别是道家的影响”，“特别由于自身的遭遇，更增加了他的反抗性”。从以上众多的看法中，可以看出分歧还是很大的。我们认为，司马迁基本上是儒家思想。批判地吸收各家，特别是道家的思想影响。这些，本文暂不论述。我们想谈的是司马迁还有儒家和道家所包含不了的更为突出、更为光采夺目的思想——民主性的要求、丰富的人民性、以及对利的看法。

也说汉武帝和董仲舒的关系

汉武帝和董仲舒的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上人们经常谈及的一个问题。汉武帝对董仲舒由亲而疏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笔者想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有心于此的同志们。 大家知道,从战国中后期开始,中国就向统一的趋势发展。与这种历史潮流相适应,在学术思想上,也逐渐趋向统一。秦时,吕不韦召集门客辑成《吕氏春秋》,即是受天下统一这个大趋势、大潮流的刺激;同时。

汉代灾异学说与儒家君道论

本文考察了汉代灾异学说的历史渊源,认为殷商时期还没有形成'谴告'意识和'君道'观念,至周人开始把对天人交感的认识建立在'明德慎罚'、'敬天保民'的思想基础上。春秋以降,一些思想家更加强调君主的行为选择必须对自然界的灾变承担责任,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为汉代的天人感应论和灾异学说建构了严整的框架。作者进而指出,汉代儒学在获得了官方的支持以后,一方面强化尊君的思想,另一方面把阴阳家学说融入儒家经典,用天人感应、灾异谴告来警戒、限制君主的失德行为,使'天'成为儒家的道德政治符号,灾异说成为汉儒的政治语言。作者认为,汉儒用灾异说制约君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在后世被减弱。灾异说作为一种政治理论与思想方法,贯穿于中国君主制度的始终。

董仲舒“天人之际”论初探

开创儒家之道者是孔子,建立儒家一尊之局者是董仲舒。董仲舒的学问来源是春秋公羊学,董仲舒毕生的主要精力也都放在春秋公羊学的研究上。但是,经过董仲舒的研究,春秋公羊学的发展进入了另一个新的方向,那就是董仲舒根据当时汉武帝时代的专制政治的需要,在孔子思想的招牌下偷偷地放进了新的内容,特别是董仲舒利用了春秋公羊学中解释经义的灵活性,把春秋经中有关天变災異的记截与人事祸福密切地联系起来,加以系统的大量的穿凿附会,这样就使先秦的比较朴素的儒家学说披上了一层澧厚的宗教色彩,儒家实质上已变成了儒教。因此,孔子是孔子,董仲舒是董仲舒,他们有一脉相承的联系,却更有迥然不同的区别。从孔子到董仲舒,是从儒家到儒教的过程,而完成这个转变过程的桥梁,就是董仲舒的“天人之际”思想。

谶纬与汉代政治的神秘性

“谶,验也。有徵验之书,河洛所出书曰谶。”《四库全书提要》则称“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汉代学者张衡认为:“立言于前,有徵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谶书。”由此可知,谶应是指某些应验的预言。实际上,预决人事吉凶的预言古已有之。《史记·赵世家》所记“秦谶”以及公元前513年(晋顷公13年)的“赵谶”都是有关“谶”的早期记载。只是到了汉代,谶言才泛滥成灾,且直接介入政治,即成为“所谓降自神灵,预决吉凶的启示。是一些人假借‘天神’的意志,用模棱两可的文字编造的,为实现某些政治目的服务的预言。”谶于其时与纬相结合,附于纬书,从而找到自己表达的最佳形式。纬是相对于经而言。《释名·释典艺》云:“纬,围也。反复围绕以成经也。”即“纬之为书,比傅于经,辗转牵合,以成其谊。”因此,纬是依傍经而生,同时又是对经书的解释。但这种解释因与谶的结合和后人的神秘附会而显得宗教神学色彩颇为浓厚。虽然纬书对儒家经书的解释并非全部失真,但它把儒家入世的关于人伦情理的经典理论进行神秘的、神化的和宗教的解释,无疑为统治者和政治投机者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提供了经学依据。谶与纬的结合实际上就是儒学走向神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