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与阶层代际流动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父子两代收入、社会地位信息,构建了我国居民阶层代际流动指标,测度了阶层代际流动状况,在此基础上采用多种回归方法,多维度检验了社会信任对阶层代际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有助于提高阶层代际流动性,对于低阶层群体具有更加明显的积极影响。本文从社会信任视角证明了推动信任体系建设将有利于提高阶层代际流动性,这不仅阐释了健全征信系统工程的必要性,也为阶层代际流动性向上流动提供助力,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可行的改革路径。

教育能促进社会阶层代际流动吗?——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经验证据

教育是实现社会阶层合理流动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2008—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经验证据,在采取相关处理方式消除教育通胀作用的基础上,从教育水平及其代际变动状况的双重角度,实证检验教育在不同代际社会阶层流动模式中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第一,受教育水平对社会阶层的代际流动产生显著影响,个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其社会阶层代际向上流动和抑制其代际向下流动;第二,教育代际流动是实现社会阶层升迁性代际流动的重要途径,随着教育代际流动水平的提高,实现代际社会阶层地位改善的可能性越大;第三,职业层级是受教育水平促进社会阶层代际流动的重要作用机制。本文的政策启示是,应增强教育机会的平等性与优质教育资源分配的平衡性,加大对弱势家庭的教育帮扶与补偿力度,缩小教育差距。

经济体制变迁背景下父辈体制内身份与社会阶层代际流动关系的考察

依据所处体制内外对社会成员进行的身份划分作为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维度,其对社会阶层代际流动的影响在以往研究中并未得到充分考察。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2012和2013年的合并数据,讨论了在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父辈体制内身份对阶层代际流动的影响。父辈体制内身份对阶层代际上移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但是当父辈拥有契合于市场的能力或行政权力时,该影响将减弱或消失。这意味着父辈体制内身份对阶层代际流动的影响实则源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以及伴随于该进程的对社会中原有资源分布的重置。

“阶层跨越”还是“阶层固化”--基于代际间经济、教育、社会地位流动的微观测度与比较分析

使用1988年、1995年、1999年、2002年、2007年和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S),从经济地位、教育背景、社会地位三个维度分析我国代际间阶层流动状况。研究发现:基于经济地位的代际流动性较强,趋于“阶层跨越”,但基于教育背景、社会地位的代际流动性较弱,趋于“阶层固化”。近年来,三者的流动性均出现减弱趋势。这表明,当前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可能更多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所创造的外在环境转变;相比于收入分配,社会不公平的根源可能更多来自于教育等涉及机会均等的领域。此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当前正在推进的教育“双减”政策提供部分支撑。未来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相关公共政策应着重从基础教育等关乎初始机会均等的领域入手,尤其要注重惠及处于较低阶层的群体。

中等职业教育对代际阶层流动的影响——基于CFPS2010数据的调查分析

通过职业教育实现受教育者的有序阶层流动,是实现教育公平及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利用CFPS2010基线调查数据采用泛精确匹配等研究方法,识别出中等职业教育对代际阶层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父代社会经济地位显著影响子代社会经济地位,且中等职业教育能够弱化代际传递性,但这一作用是有限的。进一步探讨中等职业教育对不同阶层的影响效应,发现中等职业教育对代际阶层流动的影响在不同阶层及不同流动方向的群体中表现各异,但总体而言,其兼具弱势扶持和社会再生产的双重属性。此外,出生同期群分析的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代阶层对子代阶层的影响呈U型变化。而中等职业教育对子代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由促进作用走向抑制,但其对代际继承并未产生显著的调节作用。基于研究结果,要促进普职协调发展需进一步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强化职业教育弱势支持作用,为弱势阶层代际向上流动提供有力支撑。

农村教育与政治资本对农村居民代际流动的影响——基于CGSS的实证分析

促进农村代际流动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保障社会公平。本文基于CGSS微观数据,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分析教育与政治资本在农村居民代际流动中的作用。研究发现,从客观职业阶层上看,教育和政治资本是农村居民职业阶层代际升迁的重要途径,并且政治资本在教育对农村居民代际流动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从主观自评阶层上看,由于农村居民社会公平感降低及对教育投资回报的消极态度等主观原因,教育对代际流动产生阻碍作用。鉴于此,农村地区应加强教育扶持与经济支持以增强教育机会的平等性,为农村居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固化还是流动?——当代中国阶层结构变迁四十年

社会阶层结构变迁是整个社会变迁的核心过程之一。本文基于一个一般的阶层结构框架和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聚焦于阶层间代际流动,探讨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通过对阶层间代际流动趋势、机制、国际比较以及效应等四个方面的集中分析,本文提出:在工业化和体制转型的双重背景下,代际间的总流动率四十年来持续上升,而代际关联系数则呈N型变化,在经历了早期的上升和之后近二十年的持续下降后,最近十年间再次出现上升。本文认为,绩效主义原则和阶层再生产效应在改革过程中的相对强弱决定了代际关联系数的N型变化趋势。与本文选择的20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相比,中国的代际关联系数排名第17位,相对较低。而对阶层间代际流动的效应分析表明,一个开放、流动的(包括向下流动)社会能够通过提供平等的流动机会带来更加积极的社会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