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实质评价在正当防卫认定中的运用——阶层式判断模式之提倡

司法实践对于正当防卫的认定往往忽略了正当防卫条款背后蕴含的教义学原理,在防卫起因、防卫时间、防卫限度的判断上均呈现出过度形式化裁判的问题。在刑法中,形式评价虽具有优位性,但纯粹的形式逻辑本身不能满足刑法规范所追求的目标的实现,实质评价才具有最终的决定性。对于正当防卫的认定应当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以保护防卫者利益为核心判断行为是否具有防卫性质,如果行为具有防卫性质,则进入第二步判断,即在此基础上根据防卫限度的标准认定是否属于防卫过当。只有通过这两个步骤的实质评价,才能得出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的结论。

域外犯罪论体系的理性审视

犯罪论体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同犯罪论体系都是其各自文化环境的产物,我们应当理性、公允地认识各种不同的犯罪论体系,特别是要消除对域外犯罪论体系的误解。以德日犯罪论体系为例,阶层式的逻辑判断、对实践的充分关照以及理论上的开放包容,是其理论优势和长处,值得我国刑法理论充分学习和借鉴。但是,域外犯罪论体系同样存在着不少问题,如客观处罚条件、可罚的违法性、超法规事由等存在理论地位上的缺陷。因此,在认识域外犯罪论体系时一定要秉持一种理性的态度。

正当防卫的阶层化判断倡导

德国刑法理论中关于正当防卫二元论的观点具有借鉴性,在对其修正的基础上,将法秩序维护、利益保护分别归属于正当防卫的功能论、正当化根据论,前者对应于正当防卫认定的客观条件,即排除公力救济优先的同时,确定防卫起因的可允许范围;后者对应于正当防卫的正当化条件,即防卫时间、防卫意图、防卫限度、防卫对象等条件的判定。同时,正当防卫的功能论、正当化根据论及其对应的正当防卫的条件认定具有位阶性,在排除公力救济优先、可允许的正当防卫之内,应当原则地、不设附加条件地承认行为的防卫性,纠正司法实践中片面否定防卫性质、将正当防卫降格为被害人过错的不当操作;在肯定行为防卫性的基础上,进行第二个阶层的判定,即正当化条件尤其是防卫限度条件的认定,根据防卫风险分配、利益衡量的分类、分级化进行统一判断,剔除公力救济优先对正当防卫正当化条件的过度否定性影响。

论犯罪行为严重性的阶层性判断——中德刑法规范的比较性分析

建立在不法基础上的行为严重性判断,作为判断依据的构成要件事实上并不能提供一个能够比较严重性的序列性概念。对此理论上努力的方向是,根据被害人生活质量受到的损害来判断行为的严重性。这一方面是因为生活质量标准本身具有类型性思考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根据生活质量标准可以确定一个可比较性的序列。因此,以被害人生活质量受到的损害为标准可以实现对行为严重性的阶层性判断。该结论在中德刑法针对自然人实施的犯罪和针对组织体实施的犯罪中都能得到规范性的检验。

饲养动物致人伤亡:意外事件还是管理过失

饲养动物致人伤亡的过失案件存在意外事件和管理过失的界分问题。在实践层面,由于预见标准模糊、动物介入行为干扰以及作为性认定的偏向,饲养动物管理不善的过失往往被定性为意外事件。在理论层面,由于存在监督管理过失只限于业务范畴和危险领域的模式化认知,难以认定动物致人伤亡的管理过失责任。应当认识到该行为不作为过失犯的本质,从不作为和过失的双重性质出发,构建从不法到责任的判断路径,从而实现意外事件和管理过失的界分和处理。

论作为功能性概念的量刑责任

理论通说一般借助犯罪论中责任的概念和范畴来理解量刑责任,但无论是理解责任的基础,还是判断责任的依据,量刑领域内的责任并未由此获得一个确定性的内涵。事实上,受刑罚目的的影响,量刑领域内的责任是从可比较性和量上,对犯罪论中的不法和有责进行了功能性调整和差异化处理,因此量刑责任是一个具有更广泛内涵的功能性概念。这主要体现在:从可比较性和量上,量刑责任对各种情节进行了严重程度的阶层性判断,从而使国家动用轻重不同的刑罚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量刑责任融合了不同的刑罚预防目的,从而满足了责任刑罚中对预防必要性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