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阶级概念”的政治哲学叙事——兼论阶层政治的意识形态迷雾

以社会现状的直观分析面对社会现状的本质困境,是构成阶级政治理论困境的根本缘由。马克思的阶级概念蕴含着对分析政治问题术语方面的根本转换,蕴含着对政治运行原则的根本分析,蕴含着对政治发展的实践逻辑的根本探讨。从政治现实缘起、政治逻辑本质、政治秩序重构三个方面,马克思揭露了阶层政治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迷雾这一政治哲学本质问题,开创了超越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社会政治哲学。其原因在于,马克思的阶级政治哲学根植于现实历史之中,是面向所有人的、能实现“历史的现实的人”的自由解放理论。而破解阶层政治的根本途径在于重建个人所有制,使人类社会生产真正回归到人本身。

五四时期武汉社会各阶层政治向背的历史考察

五四运动不是少数人的事业。国家主权、民族情感、集团利益:加上舆论的压力、沉重而炽烈的氛围等外在因素,都使时人很难隔岸观火,超然其外。爱国的旗帜把除极少数国贼之类的社会中的每一份子聚合起来,无论是缙绅耆宿、豪商巨贾,抑或是一介寒儒、贩夫走卒、市井小民,都或深或浅、或显或隐、或主动或被迫地卷进了这一历史巨潮之中。

当前我国农民阶层政治参与的形式与特征

选举式参与、决策式参与、管理式参与、监督式参与、信访式参与、越级上访、个别接触、诉诸媒体等,是当下农民阶层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但在农村社会分化进程加剧的当下,农民阶层政治参与的以下特点更为凸显:一、农民阶层政治参与不均衡,管理精英参与积极且参与空间大,普通村民选择空间有限且"被动参与"态势明显;二、制度化参与形式不均衡,选举式参与较强,而管理式参与、监督式参与和决策参与较弱;三、非制度化参与衍生并扩大,广大村民对非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呈过度依赖态势;四、在参与层次上,"出场式"参与和"表达式"参与仍占主导地位,"对话式"参与和"共治性"参与还未真正实现。这些特点的存在不仅直接影响农村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的协调,而且影响着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

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大量的新社会阶层。它主要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当前,新社会阶层的参政议政的意识、能力和水平都有了极大的提高,因此。

阶层政治与农民上访的逻辑——基于浙北C镇的案例研究

论文以浙北C镇的田野调研资料为基础,探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由于阶层分化而导致的农民上访现象。研究表明,在农村阶层分化加剧的背景下,富人阶层通过获取村庄政治权力,掌握村庄资源分配的主导权。同时,他们还与地方政治精英结盟,共同主导着基层社会的分利秩序。农民的上访行为是底层村民对既有利益分配格局的挑战,是阶层冲突的一种表现方式。在长期的上访实践中,上访者的个体之"气"逐渐演化为阶层之"气"。利益的分化和反复的冲突博弈强化了底层村民与上层精英之间的差异和边界,滋长了村民的阶层意识。为有效治理农民上访问题,国家不仅需要推进信访制度改革,而且更应该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着力于优化基层社会资源分配机制,切实保障广大底层民众的利益。

论现代社会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选择

现代社会中间阶层为维护和扩大其自身利益,在政治文化选择上,普遍选择了参与型政治文化;在政治参与目标选择上,普遍选择了民主与法治相结合的政府形式;在政治参与形式的选择上,普遍选择了支持体制性的法内参与形式。现代社会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选择是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过渡的直接动力。

新社会阶层中体制外白领有序政治参与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社会阶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体制外白领作为新社会阶层中的政治参与者阶层,具有与其他新社会阶层不同的特征。要通过构建参与型政治文化、扩大体制外白领的知情权、健全基层自治组织、拓展新型政治参与渠道等途径,正确引导新社会阶层中体制外白领的有序政治参与。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现状及对策建议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重要时期产生的新兴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在政治参与方面与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具有明显差异。通过调查研究,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现状、特征及成因作深入探讨,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思想引领工作寻找切实有效的切入口。

论贵州新一代政治阶层的产生

清末以来,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最急剧的中心事件是社会政治变革。无论何种形式的政治变革,都要破旧立新,依赖传统政治力量是不可能完成这一使命的,它必须由新型的政治家和积极分子去完成,因此,新的政治阶层的出现是这一变革时期的主要特征。清末以来主张变法的维新派,推行“新政”中出现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及各种政治组织成员,以推翻满清统治为己任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它的各种政治派别,其成员都可视为在现代变革社会中逐渐形成起来的新型政治阶层群体。全国如此,贵州也不例外。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现状及对策建议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重要时期产生的新兴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在政治参与方面与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具有明显差异。通过调查研究,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现状、特征及成因作深入探讨,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思想引领工作寻找切实有效的切入口。

汽车社会的政治图谱

中国已经跨入了汽车社会的门槛,汽车成为形塑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的新机制。汽车社会既成为政治理念、政治关系或政治对抗的新舞台,又催生了一些全新的政治问题,深刻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走向和关系形态。通过对汽车社会的诸多政治问题进行梳理,分析了汽车社会的空间政治、阶层政治、符号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治、社会运动等问题,并阐述了当前中国社会在这些政治问题上的现实表现。

被围困的教育:当前中国教育改革的社会阶层生态

教育改革的困境与不尽如人意主要并不在于缺乏清晰而有说服力的改革蓝图,也不在于缺少懂得如何操作改革过程的教育精英,而在于教育所处的整个社会生态格局的复杂性,被围困其中的教育如果仅从自身完成彻底意义上的蜕变几无可能。其中社会阶层的分化趋势、社会阶层的结构固化、社会阶层的微观政治所形成的阶层生态格局对教育改革的内容、方向、立场与合法性构成了威胁,并形成了以单位保护、家庭投入、总体精英、关系资本等围困教育改革的路径,使得教育改革过程处处充满张力。

分层化制度外政治参与的理论研究

本文对目前社会运动理论和阶层政治理论对于制度外政治参与的有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分析,进而探讨现有理论存在的问题以及进行理论整合的可能空间。本文认为在社会运动理论基础上可以整合国家、个体心理、制度和组织层面分析,进而还可引入阶层比较,有利于深入研究对象并区分不同的参与者,重新审视国家、个体心理以及制度和组织层面的因素对制度外政治参与的影响机理。

县域教育城镇化的发展路径与政治风险

当前,我国社会兴起了一股教育城镇化的浪潮,即农村学生向城镇学校涌入,中西部地区的县城成为乡村学生聚集的主要场域。县域范围内的教育城镇化实际上是县级政府主动为之的结果,在两次税改之后,县级政府维持着“吃饭财政”,却要承担自上而下的行政事务和本级地区经济发展的双重责任。在多重任务和财政约束下,县级政府产生了教育城镇化的动力,即通过强化县城学校建设,吸引农村学生进城就读,进而推动农村家庭进城买房,以此盘活土地财政和地区发展。然而,县级政府主导下的教育城镇化将遭遇三重政治考验:一是地区发展政治的考验,二是社会阶层政治的考验,三是央地目标错位的政治风险。县级政府主导下的教育发展承载了地区经济发展的诉求,从而异化了国家教育政策发展的目标。

论社会分化对政治稳定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所有制结构和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我国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明显,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迁,给我国的政治稳定带来了十分复杂的影响。把握当前社会阶层的变化及其趋势,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整合社会资源,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没有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

西方政治经济传统的内在危机——开放环境下分离主义的根源分析

分离主义是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会遭遇的现实或潜在风险。在开放经济环境下,独占制造业收益或自然资源收益的动机常常成为一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寻求独立分离的内在动机;即使在一国主体民族社会内部,发展开放经济也存在造成社会裂痕的潜在风险。在较长时间跨度上考察,一个守成发达国家制造业的经济基础一旦衰弱,也有可能成为分离主义兴起的契机。目前,开放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外资垄断、外部经济金融危机传染风险、涉外利益集团出卖经济利益等问题已经较为明显,而开放经济发展可能危及国家政治统一的风险还暴露得不够充分,这就格外要求我们增强预见性,防患于未然。

身份化制度区隔——改革前中国社会分化和流动机制的形成及公正性问题

本文认为,那种可接受的、具有公正性的社会分化和流动机制,是社会公正的重要基石。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里,中国大陆的社会分化和流动机制的形成,贯穿着政治身份化和户籍-职业身份化的政治-行政性制度安排,人们的政治-社会身份和地位几乎是固定的,因而附着于这些身份与地位上的经济利益不平等和社会保障差别也几乎是固定的。因此,与许多人关于改革前中国大陆社会是一个平等主义社会的看法不同,本文认为,改革前中国大陆社会是一种制度性不平等的社会,其社会分化和流动机制不具有公正价值,而人们对它的接受基本上也是被迫的。

孔子经济思想初探

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生长在春秋末期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当时,在农业上牛耕得到推广,铁制工具已经出现。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动,引起了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政治地位的变化,同时也震荡了时代的意识形态。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孔子认真对夏、商盛衰兴亡的历史发爬进行了分析。从中总结了一些历史经验和教训。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关于电影《2012》中意识形态表达的分析

好莱坞大片不仅输出大批量的商业电影,而且输出大量美国式的意识形态。比较之视听感官的刺激,其意识形态所传输的模式更为隐秘和无形,而正是由于这些无形的深层次意识渗透到观众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上,使美国所宣扬的文化观念得以在世界范围内达成共识,进而为好莱坞的商业扩张铺平了道路。如此循环往复的文化输出模式,加深了美国在全球各民族和地域范围的文化侵略,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爱国主义在新闻业中缘何重要——以韩国训民公共领域为例的研究

韩国新闻业存在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特质,被称做训民启蒙与训民新闻业。它根植于韩国的历史文化之中,与西方近代传统,特别是康德以降的启蒙思想与哈贝马斯式的公共领域描述有着很大不同。训民新闻业与现代韩国的国家发展紧密相连,反映出韩国社会转型中民主化的成就与问题。政治与经济权势阶层牢固掌握了新闻话语权,直到最近几年才有所改善。韩国新闻业应走出狭隘的爱国主义观和受政治事务束缚的状态,转向更宽泛的社会与文化领域的新闻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