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革命发展阶段论在基本原理层面所展现出来的核心要义,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发展水平决定了革命的性质及其发展程度。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运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构建了把马克思主义革命发展阶段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辩证地结合起来的创新性理论图景。这种创新性突出地表现在提出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按社会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革命所建立的却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的国家、按社会性质来说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了更广阔的道路等观点。这些观点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发展理论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性。

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发展观和中国革命发展阶段论

1990年,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50周年。50年来中国社会天翻地覆的历史巨变,雄辩地汪实了毛泽东在这部著作中揭示的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认真学习和研究这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仍会给我们以极大的指导和启示。一、毛泽东在这部著作中提出的理论体系。首先,毛泽东提出了他的中国社会发展观和中国革命发展阶段论。他说:“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成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

浅谈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法制建设

"依法治国"是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治国方略。但党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法制建设的历史告诉我们,重视法制建设,主张"以法治国"是我党的传统。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红色政权进行法制建设的历史。

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究竟何时开始?——兼与邵云瑞、李文荣同志商榷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建国以来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没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决议》还把建国初期七年的历史,断定为“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的历史。这里的转变既包括着社会性质的转变,也包括着革命性质的转变。《决议》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对于探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开始的问题,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我们的任务,就是以《决议》

试析我党对中国革命阶段和前途的初步探索

在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对中国革命阶段和前途的探索,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今天,我们在分析这一过程时,不仅应当注意我们党在当时的基本实践活动,还应当深入研究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在这个时期发展的程度和特点。这些都是决定我们党认识水平的基本条件。忽视这些条件,而只是从认识到认识、从理论到理论地探讨问题,我们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十分正确地说明党的历史,并从中得到深刻的启示。

100年前，土耳其资产阶段革命拉开序幕

在1905年俄国革命影响下，土耳其境内和属地的民族起义和工农运动、士兵暴动频繁。1908年7月4日，青年土耳其党人尼亚齐中尉率部在马其顿的雷士那率先起义，得到农民游击队和士兵的支持。7月23日，起义军开落萨洛尼卡，向哈米德二世发出最后通堞，要求恢复1876宪法。哈来德二世被迫于次日宣布恢复1876年宪法，进行国会选举。

后革命阶段乡村秩序的变动与重建

乡村社会是维持国家运转和政治稳定的基础,传统乡村社会秩序在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彻底的转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使国家行政权力强势下沉,由此开启了国家基础权力在乡村秩序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新局面,这个时期的乡村秩序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有所转变,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地权的变动引导乡村经济秩序变动,通过建立国家基层政权引导乡村政治秩序变动。

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贡献

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他的一生为我们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在理论上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本文仅以他关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谈一谈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完成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东方道路”胜利发展的前提

社会主义“东方道路”在它的开拓和发展的整整一个世纪中 ,一直存在着理论上和策略上的激烈争论。争论集中到一点 :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理论与策略问题。列宁突破了恩格斯所强调的经济发展落后国家 ,在民主革命后只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的结论 ,在特殊历史条件下领导俄国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但是 ,列宁及以后的继承者都因此相继经历了恩格斯所担心的“很大的不幸”。历史的经验使东方无产阶级明白了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可以也应该夺取政权 ,但必须记得恩格斯的“重演 1 793” ,完成民主革命的告诫。民主革命的完成是社会主义“东方道路”胜利发展的前提。今天 ,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某种意义上正是在坚持社会主义阵地的条件下 ,进一步完成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 ,从而使“东方道路”得到健康发展。

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理论依据及其形成发展

本文探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想来源、形成发展过程,着重阐述了党的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丰富和拓展。

中共对“大革命”内涵的认识及其转变初探

"大革命"一词最初有两层含义,一是规模大的革命,"大革命"是指某一历史时期中革命快速发展的阶段,即革命的高潮;二是意义大的革命,"大革命"指对中国革命和国际共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共最初的叙事中,"大革命"是指从1925年"五卅"运动到1927年底广州起义失败这一阶段的历史。抗日战争时期,战争叙事迅速发展为中共党史叙事的主线,中共原有的阶级叙事也发生变化。受此影响,中共对"大革命"的认识发生转变,"大革命"逐渐丧失革命高潮的内涵,转变为"国民革命"的同义词,其时间范围由1925-1927年转变为1924-1927年。1950年代初,中共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大革命"叙事的表达方式,正式确定"大革命"的时间范围是1924-1927年。

中国大革命视角下的“俄国革命模式”研究述评

近现代中国与苏俄有着不解之缘,尤其是中国大革命,其成绩与失误都可以从俄国革命中找到影子。某种程度上说,无论联共（布）,还是共产国际,其指导中国大革命的理论都超不出俄国三次革命的实践经验。如果可以把联共（布）、共产国际当作中国大革命＂旗手＂的话,那么俄国革命模式无疑就是旗手手中所擎的那面＂旗帜＂。

布哈林与1927年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1924—1927年的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版图,而且对20世纪20年代的世界形势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国民革命运动自肇始便一直处于共产国际的紧密关注之下。共产国际的态度,特别是时任共产国际最高领导人尼·伊·布哈林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民革命运动的走向和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实行的策略。以布哈林为首的共产国际领导层对中国1927年革命存在教条主义的、机械化的认识,进而围绕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三个时期”的错误理论,这对于此时期的中国革命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皆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对革命失利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布哈林下台后,中国革命依然未能迅速摆脱其影响,对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估计不足,认为革命的高潮很快就会到来,为盲动主义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认识误区

大革命时期,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认识偏差主要集中在两大问题上:一是将中国的农民问题混淆为小资产阶级问题;二是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区分为反帝的民族革命和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指土地革命)前后相继的两个不同的阶段。

以“革命”之名义----毛泽东“发展资本主义”认识再探(1940-1948)

1940年代毛泽东在探索"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过程中提出了中国需要"资本主义广大"发展的认识,此种认识在中共七大时达到高峰,却在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生原则性改变。这种曲折认识,不仅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苏关系的微妙多变密切相关,更深刻受制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逻辑所规定的"革命阶段论"。具体而言,表现为"夺取政权"(夺权)与"所有制改造"(改制)两个上下承接的革命时期内,中共对"资本主义"的不同认识层次,及其应对策略。"发展资本主义",虽然在理论上成为民主革命的自然结果,但终因其在"革命"逻辑限制下,无法找到对应逻辑空间与制度环境而归于消失。因此,对此特殊历史时期之产物,似乎不宜作过高"现实价值"估计。

谈三次产业革命

世界上许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未来学家、政治学家都在纷纷议论人类所面临的一次新的技术革命、产业革命问题,议论着它的社会影响。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论点,藉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可以说,这就是当今世界上极为重要的一个新问题。

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理论依据及其形成发展——兼论党中央特别强调初级阶段问题的现实针对性和政治重要性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根本理论依据和直接思想来源 确认我国社会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依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是对我国社会所处发展阶段的最科学的概括,是我国现阶段最基本的国情,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出发点,是我们继续防“左”反右的重要思想武器,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这一科学理论的形成有其科学的理论根据,具体来说,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根本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不断革命的思想早在《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和《共产党宣言》中就基本形成了。他们指出:无产阶级首先要参加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反对共同的敌人封建统治阶级;然后要及时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推翻无产阶级直接的敌人资产阶级的统治;继而,再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最终消灭一切阶级、一切剥削、一切差别。

深刻的多重的历史启迪——中国革命思考札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近现代中国革命,包括以推翻反动阶级统治为目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彻底变革为目的的社会主义革命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必须不停顿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作为社会主义革命之基础和必要准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重要意义,就不仅在于它为社会主义革命扫除了政治上的障碍,而且还在于,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所创造和展示的一切社会条件,历史地规定和深刻地影响了接踵而来的又一场新的社会变革。本文所要思考与探索的,正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宏观历史规律,以及这一规律是如何在两个革命阶段之异同的比较和它们的相互联系与制约中再现出来的。

1924—1927年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政策和策略失误的基本原因探析

大革命时期 ,共产国际把“保卫苏联”当作制定中国革命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指导思想 ,同时又肆意贬低中国共产党 ,对中国国民党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 ,不适当地夸大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认为在国共合作时期 ,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只能属于国民党 ,而共产党只能充当革命的助手。共产国际的这种政策和策略 ,扶植了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假左派汪精卫 ,致使他们篡夺了革命领导权 ,也直接助长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