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阶级叙事和民族叙事的调适与重塑——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视角

阶级与民族是人类群体基本的存在方式和组织形式,也是重要的政治动员工具和理论分析工具。民族国家的建立为阶级叙事与民族叙事的密集交织提供了政治场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了关于阶级的内涵、产生根源、存在条件和消亡前提等系统完整的理论,并将无产阶级塑造成实现人类最终解放的革命力量。在一国之内,阶级划分是确立内部性与外部性的过程,阶级斗争是消除外部性、实现外部性内部化的有力工具,而站在国家民族高度对民族叙事不断重塑同样是实现外部性内部化,并强化内部性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使命型政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就是在阶级叙事和民族叙事交互作用中不断进行调适与重塑,不断消除外部性、增加内部性的伟大实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则是新时代坐标下内部性达到空前程度的表征,阶级叙事与民族叙事在调适中不断走向融合,为超越阶级和民族提供了理论工具,最终以铲除国家边界内的外部性,进而消灭国家,实现“自由人联合体”这一完全内部性为价值旨归。

阶级叙事与“大众”历史主体的建构

"阶级叙事"是一种弱者即正义、追求社会公平的现代伦理话语。左翼文学通过"正义"话语的修正和改造,使工农大众成为阶级叙事中的唯一历史主体,这其实只是知识者对无产阶级充满诗意的自我想象,因此对于工农大众的表达,左翼文学与五四新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同一的,均存在着醒目的知识者视角。

20世纪30年代左翼小说阶级叙事的双重视野

20世纪30年代左翼小说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叙事形式之一,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双重叙事视角,混杂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意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主体建构的方式,它创造了左翼文学阶级叙事全新的"意义架构"和"知觉样式"。

从《奴隶丛书》看左翼文学的阶级叙事

通过分析《奴隶丛书》出版这一文学现象发生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探讨以阶级叙事为基础的左翼文学出现的历史必然性;从叶紫和萧红、萧军三人创作的不同风格,分析左翼文学在阶级叙事下无法掩饰的多样性,说明试图统一的阶级叙事在不同的作家甚至同一个作家身上也总是呈现出鲜明的驳杂色彩。

从阶级叙事到生态叙事——新时期“非人类”小说的个案解读

非人类小说文本因主体性的缺失一直处于匿名状态,因而在新时期写作过程中不断地被不同的修辞方式所挪用,先后被叙述为:阶级矛盾、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对立、生态环保问题等。直到人类中心哲学解冻后,才写出真正属于“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爱与冲突。从对新时期写作不同阶段的文本个案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一发展演变过程。

单向度的中产阶级叙事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意识形态的倡导、后现代主义理念的分化、大众传媒的推动、消费主义观念的泛滥,中产阶级叙事逐渐水涨船高,始终保持发展壮大的势头。但与其同时,中产阶级叙事的单向度特点却仍然不容置疑,在中产阶级叙事高举高雅文学的大旗时,这一特点却使其丧失高雅文学应有的否定、超越现实的多向度特点,使其成为一种娱乐消遣的大众文学,沦为只为赢利商业价值而存在。

另一种阶级叙事——重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以阶级分析为主要线索,通过"毛细血管式"的社会观察,笔走贵族、资产者、农民、王权、文人之间,演示他们的分分合合,相互作用,从而重现了法国大革命前夕的社会画卷。更重要的,托克维尔通过他的阶级叙事使我们意识到法国大革命是一部打开了"关于社会的本质力量"的书。

“他者”的反抗与虚无——浅论李沧东《燃烧》中的阶级叙事与存在主义

作为韩国电影界最重要的作者导演之一,李沧东一向以关注现实和强烈的批判意识著称于世界影坛。在2018年的新作《燃烧》中,李沧东一如既往地延续了自己对现实社会的强烈批判,对底层个人境遇与生存状态的关注,同时,加之以哲学上的思辨,使其充满了存在主义的艺术特征。本文将通过阶级叙事与存在主义两个不同的视角,从电影叙事学的角度对《燃烧》的情节试加研究。

阶级叙事的建立及其变调——以《金光大道》和《李自成》为中心

"文革"时期的小说创作并非一片空白,在当时公开发表的小说作品中,作家浩然和姚雪垠在其创作实践中以各自不同的叙事策略尝试丰富固有的阶级叙事模式,或试图与之周旋,在有限的范围内维护文学的自主性,体现了特殊时代中文学与政治的复杂互动关系。

合富强叙事、阶级叙事、文明叙事为一——关于中国近代史叙事问题的思考

中国近代史的叙事问题对于当前而言极为重要。在此问题上,应当将富强叙事、阶级叙事、文明叙事结合起来。虽然三者各有侧重,但在形成整体性的叙事时,应从三者所共同涵盖的部分着眼,以三者的内在共性与相互关联为基础,旁涉三者各自的侧重点。这种结合,即以文明叙事凸显中国近代史演进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中华文化的历史厚度与德性品质;以富强叙事彰显中国近代史上大多数集团、群体参与历史活动时的普遍心理共性与共同诉求,并启发人们思考成败得失之道;以阶级叙事呈现中国近代史上所面临的基本困境,以及真正能走出这些困境的历史力量,并从中总结值得后人珍视的历史经验。

合富强叙事、阶级叙事、文明叙事为一——关于中国近代史叙事问题的思考

在历史研究、历史教育与公共历史当中,历史叙事问题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所谓历史叙事,即用什么样的历史观,基于什么样的价值立场,从哪些角度着手来叙述、描绘历史,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广阔的、长时段的、自洽的历史演进图景。在这其中,对于当代中国而言,中国近代史的叙事问题尤为重要。

“十七年”时期小说中的血缘和地缘叙事形态

乡村社会中,血缘和地缘关系乃是村庄居民之间的一种自然存在的联系。但是在十七年时期作家所描绘的农村画卷中,血缘和地缘形态在文本世界中基本被遮蔽了。在这一时期的小说中,无论是反映现实农村状况还是叙述其过往历史,所展现的乡村图景中血缘关系淡薄,地缘分化对立明显,乃是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在对于十七年间小说中血缘和地缘叙事形态的分析中,可见阶级叙事单一发展的内在困境。

“阶级”意识的生成:马烽《村仇》解读

马烽的短篇小说《村仇》虽然简短朴实,却以新的理念、视角与叙事策略,为现代文学以来的械斗故事续写了一个团圆的结局,在宗族村落仇恨的转化过程中建构了一个新的主题。它既简洁明了而又比较完整地叙述了乡土社会中"阶级"意识生成的历史过程,从而也保留了阶级叙事自身发展进程中的生动信息,在对其叙事策略的分析中可见这一历史阶段阶级叙事的典型形态。

更宽广的革命叙事光谱——以《漳河水》为线索试析延安时期的女性叙事与社会变革

延安时期的文学实践于女性叙事上有诸多突破,留下了很多经典作品。本文以《漳河水》为线索,勾勒、比较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女性题材写作的多重脉络,围绕阶级解放展开的女性叙事只是其中之一,更多的作品将叙事重心置于生产、婚姻和家庭变迁。恢复这一女性叙事图景的历史丰富性意在指出,延安时期的女性解放深嵌在边区的社会变革中,是多层面、不同程度的变化。尤其是对陕甘宁边区的农村妇女来说,抗战动员、边区民主建设、大生产运动等使得农村妇女得以走出家庭、参与生产和社会工作,探索新的身份认知与家庭关系重构,也正是源于这样的社会变革产生了女性叙事的文体新变。

论黄东平作品中的异族书写

黄东平,祖籍福建金门,1923年4月28号出生于印尼东加里曼丹.中国的生活经验和华文教育背景,为黄东平走上华文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十七年时期农业合作化小说的苏联影响与本土转变

由于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叙事模式在苏联文学中出现,更具现实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文章以"互文性"理论为依据,认为反映中国农业土地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的叙事模式有着更多的苏联经典前文本的影响因子,并在具体的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作品在借鉴学习的同时所进行的本土化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