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村党员阶级成分的下降及其影响

土地改革后,农民一般地都要求"单干",对农业合作化兴趣不大。农村党员亦不例外。为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中国共产党一是处理富农党员的党籍问题,二是积极发展贫下中农党员。结果,在农业合作化时期,以党员为中坚力量的农村基层干部的阶级成分普遍下降。这种下降在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快速完成的同时,也产生了若干不利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合作化运动中的急躁冒进、强迫命令和"揩油"等现象。

苏南土改中的划分阶级成分和反封建问题

划分阶级成分是土地改革中极其复杂而又重要的工作,是决定土地改革运动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苏南农村土地占有关系复杂,地少人多,平均占有量少,工商业及副业发达,又兼有田底权、田面权之分,义田、义庄、义仓、义宅比较普遍。因而苏南农村虽然也存在封建剥削,但在表面上阶级矛盾得到了缓和,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心不强,给土地改革的发动带来了困难。针对苏南农村的特点,苏南区委对各类阶级成分的划分制定出了详细的规定,通过农民与地主面对面的激烈斗争,充分地发动了群众。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斗争过火和错划、漏划的问题。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苏南区委对此偏差进行了纠正,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苏南土改通过划分阶级成分和反封建斗争,消灭了地主阶级,摧毁了苏南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开始了农村经济建设的新篇章。

太行抗日根据地民兵组织阶级成分分析

1941年前后,太行根据地民兵组织爆发大量问题。这些问题既与当时恶劣的外部环境有关,又与党对民兵的职能定位有关。其中,民兵组织中复杂的阶级构成与多样的加入动机则是民兵问题出现的内因。太行根据地政府通过对农民阶级意识的培养和对基层党组织内部的调整与干预,完成了对根据地民兵组织阶级成分的改造,最终形成了党领导下的,以中、贫农为主干,基本群众占据绝对优势的民兵组织新格局。

“重划”与“复议”:“四清”时期清理农村阶级成分问题再研究

清理农村阶级成分是“四清”运动的一项重要工作。其中在没有划分过阶级成分的地方,是重新划分成分;在已经划过成分的地方,主要是“复议”而非“重划”,即以土改时划分的阶级成分为基础,并参照合作化以前的情况加以审查评议。有些地方在清理农村阶级成分过程中出现了较大偏差,但从全国来看,“复议”所涉范围较广,过程相对温和,根据“就低不就高”的原则,多数家庭的阶级成分保持不变或有所下降。

试论近代山西乡村外来户的“入住权”——以《阶级成分登记表》为中心

清末至民国时期,山西成为关东之外的另一个移民目的地,超过200万的外来人口先后涌入山西,部分流入乡村,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外来户。近代华北乡村具有家族血缘性、村庄地缘性的鲜明特征,外来户很难进入村中,只能寄居在村庄的边缘,只有获得村庄的"入住权",外来户才有生存与发展的可能。但"入住权"的获得不是一蹴而就的。通过解读形成于新中国成立后"四清"运动时期的《阶级成分登记表》,发现在灾荒的契机下,外来户围绕土地,通过雇佣、租佃、借贷等与本地户形成依附关系,通过投亲靠友、过继、入赘等与本地户结成亲缘关系,逐渐获得了村庄的"入住权"。华北乡村的"入住权"注重实践过程,与华南乡村"入住权"强调祖源认同相差甚远,是解释乡村社会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

近代晋中农民从商的阶层分化与乡村社会变迁——以文水县《阶级成分登记表》为中心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晋商由盛及衰的时期,精英商人的势力明显减退。与此同时,在经商风气盛行的晋中乡村,兼营商业的农民数量却明显增多。通过解读文水县的《阶级成分登记表》发现,农民在保留农业生产的同时,或在农闲期做肩挑小贩,或外出经商,实现了家庭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有效应对了乡村危机。在“半耕半商”的经济基础上,不同阶层农民从事的商业有明显差异。“贫农式家庭”由于土地不足,劳动力低廉,只能充当底层的店员小贩等,属于生存推动的“糊口经济”。“富农式家庭”土地充足,资本充裕,独立或合股经商,主要为了营利,类似于“资本主义企业家”。农民普遍从商对乡村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家庭剩余劳力由农转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乡村的人地矛盾和农业生产的过密化经营。经商使农民获得了较高的非农收入,农民积累了财富,加速了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经商带来的现金流通,刺激了农民消费,调剂了农村金融,促使乡村社会结构由内聚向开放转变,乡村逐渐具有了近代化特征。

生存抑或发展:近代晋中农民的副业活动与阶层差异

作为农家经济的重要补充,副业活动是近代农民增加收入、抵抗农村危机的有效手段。过去学界对近代农民副业的研究,主要侧重其对农家经济的影响,视农民为一个整体,并未关注副业的阶层差异。通过对晋中文水县《阶级成分登记表》的研究发现,近代农民副业有显著的阶层差异。其中贫雇农阶层的副业活动基本是依靠体力或者技术的低收入行业,是一种“生存型”副业。地富阶层一般兼营多种副业,以资本或技术投资为主,带有浓厚的商业特征,是一种“发展型”副业。中农阶层介于两者之间,副业活动表现出两面和分化特征。对不同阶层农民副业活动的考察,对我们深入认识近代华北乡村经济结构的变迁有重要意义。

《水浒传》人物性格及成分与招安结局的关系

梁山起义失败最后接受招安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代表性人物林冲、宋江、李逵等的阶级成分与人物性格对人生和事业都有重要影响。阶级多样性、成分不统一导致利益不一致,地主阶级掌握权力不可能真正为农民服务,某些首领嗜杀成性,丧失群众基础,起义失败是必然的历史选择。

西方学者眼中的现代中国历史学——关于历史主义和阶级分析的论争

关于中国的历史学研究,我们把焦点集中于本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并且集中到关于中国历史的历史主义和阶级分析问题上来。我们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窄狭的范围,首先是因为用西方语言写成的关于50年代的历史学的有用叙述比较容易得到;其次,我们感到,这一集中性的问题中包含了其它一些最重要的问题,或者至少可以把它作为其他问题的一个必要导言。

吸收社会各方面的优秀分子入党符合马列主义建党学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其他阶级成分中的优秀分子也可以加入共产党,但是他们必须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列宁指出,党员的工人成分,对于党的性质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吸收其他社会成分的人入党不会改变党的性质。

党的性质全面、准确的界定

党的十六大通过的新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是对党的性质的更加全面准确的认定,反映了世界发展的历史趋势和时代的特点,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增强了党的阶级基础,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建党思想,意义深远。

反思文学在西部的回响——读尚彦谷的历史长篇小说《红颜泪》

新时期是中国文学的一个转型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相继出现,处于祖国西部的黄土高原也经历了这股文学潮流的冲击。尚彦谷的《红颜泪》以一个新中国成长见证人的身份,记录了位于西北内陆黄土地庆阳从40年代到80年代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本文结合具体作品论述这部小说作为反思文学的具体特征。分析这部小说从地主份子的独特视角来审视这段历史时所呈现的悲剧意蕴。

由蔡东藩历史演义所思

蔡东藩的历史通俗演义,把一个统绪一个统绪的兴亡过程,一个一个人物的历史表现都告诉你,余下更多的是给人们以思考判断的空间。用阶级成分论是无法评论这本书的,也无法评论拥有读者、拥有时间的内在有着永恒的美的一切佳作。一部好的历史实录,可当作一部小说看;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同样可以看作是历史真实的文学诠释。

工业与社会分层

社会分层就是根据社会成员某些共同的态度或行为特征将其划分为若干不同的阶层。分层,并不是把社会分成象经济、教育和家庭那样的社会亚系统,而是对所有复杂社会组织结构的一个总观。当然,社会阶层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可以考察的,它在工业和更广阔的社区中都是很明显的。

关于土地改革时毛泽东家庭成分划分问题的历史考证

20世纪50年代初土地改革时毛泽东家庭成分的划分问题,近些年来受到人们的关注。当年韶山进行土地改革时,毛泽东的家庭不具备划定任何阶级成分的经济基础和实际条件,因此,土地改革工作队和地方人民政府,没有给毛泽东家庭划定任何阶级成分。实际上,毛泽东不仅为党和人民奉献了自己伟大的一生,而且献出了全部家庭财产和全家六位亲人的生命。因此,毛泽东的家庭是光荣的革命家庭。

吸收社会各方面的优秀分子入党符合马列建党学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其他阶级成分中的优秀分子也可以加入共产党,但是他们必须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列宁指出,党员的工人成分,对于党的性质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吸收其他社会成分的人入党不会改变党的性质。

农业集体化背景下的土改补课——1955—1956年山东省曹县改造落后乡研究

改造落后乡是农业集体化背景下进行的一场土改补课。1955-1956年,按照山东省委的指示,曹县在张破钟乡进行试点和全县摸底排查后,对119个所谓落后乡进行了改造。落改包括了重划阶级成分、处理地富反攻倒算、镇压反革命、整顿基层组织、发展互助合作等多项内容。曹县落改中错划了一批地主、富农,此后政府曾对错划成分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纠正。落改的＂扩大化＂与省委对菏泽地区＂土改、镇反不彻底＂的错误估计密切相关。

“下中农”考辨

学界有观点认为,"下中农"概念最早出现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或产生于农业合作化时期。通过文献考辨,笔者发现,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下中农"名称就已经出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下中农"一词还只是零星可见,40年代中后期频繁出现,50年代中期以后则更加普遍,并逐渐形成"贫下中农"这一专有名词。中共在不同时期对农村阶级及其关系的认识和调整,是不同历史情境下革命形势和斗争策略的客观要求和具体体现。

让文物与老人“对话”——韶山毛泽东家庭历史研究新成果

在韶山革命纪念地,毛泽东母亲的名字,1966年以前的说明为"文氏",1967年到2013年前为"文七妹",2013年后由于新档案的发现,改为"文素勤"。20世纪50年代初土地改革时毛泽东家庭成分的划分问题,近些年来受到人们的关注。当年韶山进行土地改革时,毛泽东的家庭不具备划定任何阶级成分的经济基础和实际条件,因此,土地改革工作队和地方人民政府,没有给毛泽东家庭划定任何有产阶级成分。实际上,毛泽东不仅为党和人民奉献了自己伟大的一生,而且献出了全部家庭财产和六位亲人的生命,他的家庭是光荣的革命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