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产力标准、阶级标准和实践标准

现实生活中衡量事物的标准有许多,其中生产力标准、阶级标准和实践标准与我国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关系密切。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标准盛行神州;粉碎"四人帮"之后,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轰动世界;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标准则深入人心。本文就生产力、阶级、实践这三个标准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谈一些粗浅看法。一、生产力标准、阶级标准和实践标准的内涵(一)

论中国共产党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标准的形成

土地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正确地划分农村阶级则是土地革命的重要步骤和制定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运用马列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把俄国的经验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

正确地理解和把握评价社会制度的阶级标准

所谓阶级标准,即是不同阶级以自身利益得失为准绳衡量社会制度优劣的标准。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阶级便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因而阶级标准就成为衡量各种社会制度的基本标准,任何企图选用一种各个阶级公认的标准的观点就是不可取的。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衡量社会制度的唯一正确的标准只能是无产阶级标准。这是因为。

如何定义中国中产阶级:划分中国中产阶级的三个标准

中国中产阶级迅速成长,但如何定义和划分中产阶级,却成为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考查了西方中产阶级概念的源起和当代新中产阶级概念的内涵,以及中国人对中产阶级概念的理解,参照西方中产阶级划分标准,结合中国社会现实状况,设定划分中国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的三个标准,并采取2011年CASS-CGSS全国抽样调查数据,估计了中国中间阶层和中产阶级的规模。

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划分标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适用——基于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考察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以收入、收入源泉、职业为标准划分阶级。他们认为,未获充分发展的生产力、社会分工和私有制是阶级形成和存在的三大条件。从他们关于三大条件与阶级形成、存在关系的具体论述中,笔者认为,以生产资料支配权与剩余劳动支配权这样一个二元标准划分阶级应更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根据这种标准,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等五大阶级。剩余劳动的支配关系即是阶级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必然是剥削关系,并不必然导致阶级之间的对抗或斗争。

1925—1956年毛泽东农村阶级划分标准略述

毛泽东农村阶级划分标准经历了曲折发展的四个时期：（１）１９２５－１９３０年是以土地占有数量、收入和生活水平为标准的多元时期；（２）１９３１─１９４７年１２月是以剥削关系（劳动与否）为标准时期；（３）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１９５２年底以经济地位为标准时期；（４）１９５３─１９５６年底以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为标准的多元回复时期。

从阶级分析到阶层分析——社会分层方法的转换与意义

在马克思那里 ,阶级划分和进行阶级分析的唯一依据是根本对立的经济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 ,以经济为标准的阶级划分和阶级分析方法自然就失去经济依据 ,用政治思想标准取代经济标准 ,按照政治思想标准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各阶层进行“阶级分析” ,这是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重要的方法论原因。社会分层方法的转换是对政治思想标准的否定 ,但并不是以经济为标准的阶级划分方法的复归 ,而是实现从阶级分析到阶层分析的根本转变。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采用阶层分析法 ,符合我国现实经济关系的新变化 ,消除了人们对改革开放性质的疑惑 。

从阶级分析到阶层分析——社会分层方法的转换与意义

根本对立的经济关系是阶级划分和进行阶级分析的根本依据。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阶级划分自然就失去这种依据,因此必须及时实现社会分层方法的转换,以阶层分析法替代阶级分析。社会分层方法的转换不能局限于阶级划分标准的变换,必须实现从阶级分析到阶层分析的根本转变。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采用阶层分析法,符合我国现实经济关系的新变化,消除了人们对改革开放性质的疑惑,对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具有方法论意义。

论评价道德善恶的三个标准及其矛盾与统一

论评价道德善恶的三个标准及其矛盾与统一林剑（一）“人类的善就应该是心灵合乎德行的活动，假若德行不止一种．那么，人类的善就应该是合乎最好的和最完全的德行的活动。”［１］道德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善、贬斥的是恶，善与恶是道德领域中一对基本矛盾，凡是合善性的行为...

解放战争时期土改整党中晋察冀区村干部阶级成分问题的由来

围绕村干部阶级成分问题,抗战时期晋察冀根据地干部出现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不能单纯从阶级成分出发分析问题,村干部阶级成分中农化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一种则认为凡是村干部出现问题即因为其阶级成分出现问题。1947年至1948年土改整党中后一种意见为刘少奇同意,并成为全国土地会议的决议。

立实践标准 破主观标准——批判林彪、“四人帮”推行的“语录标准”、“权力标准”和“阶级标准”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四日,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进行了讨论。发言的同志们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对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如何坚持实践标准,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真正把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搞上去,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对林彪、“四人帮”否定实践标准,践踏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给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造成的种种严重恶果,进行了充分的揭露和批判。本刊于此全文刊载郭影秋同志的发言,摘要刊登张腾霄、宋涛、胡华、李震中、黄达、戴逸、高放、郑杭生等八位同志的发言。

古希腊罗马城邦社会的等级与阶级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关于阶级的论述照搬到古代世界，用以分析和解释古希腊、罗马城邦社会，则有可能陷入困境。西方有的学者就对用现代阶级标准考察希腊城邦社会提出了质疑。古希腊、罗马城邦社会中主要是以公民为核心所建立的等级制。这种等级制的存在是以城邦社会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闭型经济为基础的。其等级在当时来看主要是法律身份不同，而并不是社会生产关系中所处地位的划分。因而将其等级与阶级等同看待是不适当的。

普兰查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当代解读

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阶级概念的界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划分以及阶级斗争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基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特点,普兰查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对中间阶层的性质、地位和功能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定位。中间阶层属于新小资产阶级,不是工人阶级,但是通过认同工人阶级的立场和工人阶级结为联盟,成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中的积极因素。

真理不能有阶级性

真理有没有阶级性,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由于林彪、“四人邦”在真理头上贴了阶级性的标签,结果使这个问题成为理论的禁区。因此探讨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评“四人帮”的所谓“阶级真理”论

真理问题,是认识论中的重要问题。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归根到底可以归结为:是否承认客观真理。凡是承认客观真理的,就叫唯物主义的真理观(即客观真理论);凡是这样或那样否认客观真理的。

生产力决定法的本质

过去的教科书仅从阶级性上讲法的本质,这是不够全面的,实际上,决定法的最本质的东西是生产力,是一定的经济基础.应该说,法的本质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维护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求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实践中,人们逐步认识到,仅从阶级性上看法的本质是不够全面的.邓小平说:“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手段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没有姓“资”姓“社”的问题.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种方式和途径,本来没有阶级性.当然,为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而建立的法律体系,不能不反映出为什么人创造财富,为什么制度服务的问题,但是,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主要功能是服务于市场经济.假如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要是为了进行经济建设,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却主要是为了进行阶级斗争。

诡辩论的实质在于故意歪曲和抹煞真理

关于诡辩论的实质问题,人们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说,诡辩论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变种;有的说,诡辩论的实质主要在于主观地、片面地下定义;有的说,诡辩论的实质是主观地运用概念的灵活性。不过这些说法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都是从方法论的角度看问题的。因为在方法论范围之内,形而上学的方法、主观主义的方法(姑且把主观地、片面地下定义和主观地运用概念的灵活性归结为主观主义的方法)比诡辩者所玩弄的那些五花八门的具体手法要根本得多。然而,光从方法论的角度还不能说明诡辩论的真正实质。因为还有比它更根本的东西,这就是认识论。因此,我们主张从认识论。

毛泽东论述时代问题的两大特点

时代问题,是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活动中,高度重视时代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最新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中,有180余次使用了时代一词.毛泽东重视时代问题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