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云之狱”看宋代刑法中的自首制度

检视“阿云之狱”所引发的关于宋代刑法中的自首制度,比较古今刑法中的自首和坦白制度以及相关规定。旨在把握自首制度的历史渊源和传承脉络,以期当今的刑法制度臻于完善。

由“阿云之狱”看北宋士大夫司法

王安石、司马光等士大夫阶层代表人物围绕着"阿云之狱"如何判决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辩。与旧派士大夫不同,新派士大夫注重通过细化规范和完善法制体系,而不是笼统地依照伦理纲常来进行司法裁判。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北宋士大夫集体参与司法是基于救治前代遗留下来的司法权结构不完整的弊端,而其中新派士大夫又进一步追求司法的确定性,使新兴平民阶层的利益诉求在司法中得以表达。这顺应了新一轮社会整合的需求,并确定了宋以降中国法制演进的方向,对当代司法改革不无启示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宋阿云之狱研究综述

阿云之狱作为北宋,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历来备受学界关注。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关于阿云之狱的研究成果突飞猛进,虽然相关论著的数量偏少,但学术价值极高,按照研究的方向可大致分为阿云之狱相关史实研究、敕律之争及党争研究、自首问题研究及影响启示研究等四大方面,这些成果将阿云之狱的研究推向了更深的层次。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史学与法学交叉学科研究的空间有待拓宽。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阿云之狱的相关重要研究成果加以整理综述,有利于学术界进一步的研究探讨。

“阿云之狱”及其现实启示

"阿云之狱"是宋代极具影响力的案件,也是中国传统法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之一。本文通过对于阿云之狱的审理过程的梳理,阐明阿云之狱在宋朝朝廷审理辩论的过程中皇帝和大臣等所表现出的不同特点,其中最高统治者能够善加吸取意见,群臣对于法律知识的掌握水平较高以及对于法律及其价值相当尊重等特点,尤其值得当下借鉴。

法律事件抑或政治事件:从法律解释方法看阿云之狱的定性

阿云之狱的定性有法律事件和政治事件之争,解决这一争论的关键在于律文的解读。从王安石与司马光等人的辩论中,我们能够观察到古人高超的法律解释技术: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社会解释以及价值解释等多种解释方法被应用。双方的立论都以阐明律义为起点,但从对立法者原意的解读来说,王安石等人的观点存在不少逻辑漏洞,他们的解读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不过由于宋神宗对王安石的青睐,阿云之狱从法律问题内在地转化成立政治问题,王安石等人胜出。这是王安石变法与专制权力内在亲和力的必然表现,阿云之狱不过是王安石变法道路上的权力插曲而已。可以说阿云之狱以法律问题开始,以政治解决结束。

传统司法的“以刑统罪”再议

以往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法典与现代刑法典的体例区别在于"以刑统罪"和"以罪统刑"。但两者的区别并非技术性的,古代法典注重量刑的特点,蕴含着立法者对社会和所面临的问题更为客观全面的认识。传统法律更加注重量刑的逻辑基础实在于力图综合运用法律等多种手段解决社会矛盾,并且使法律能够进一步融入整个时代的语言体系中。这种价值判断使传统法典一方面体现出严密的体系性,另一方面又体现出法律不能过度干预社会的智慧,足值得当下借鉴。

浅议宋代刑法中的自首制度

“阿云之狱”这个故事帮助我们解读宋代刑法中的自首制度,与当今刑法中的坦白、自首制度以及相关规定相比较,以此来梳理自首制度的起源、传承和发展,以助于完善我们当代的刑法制度。

《表决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合同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一文介评——也论公司治理中的“律敕之争”

阿云之狱……议论纷纭,迄无定说,推原所自,皆是争律、敕之文。[1]——(明)邱浚阿云之狱以法律问题开始,以政治解决结束。[2]——李勤通一、初识:谁是加布利尔·劳特伯格?在短评《表决权与控制权分离:合同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一文前,有必要先介绍下该文的作者——加布利尔·劳特伯格(Gabriel Rauterberg)教授。他对于中国证券法、公司法研究者而言可能颇为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