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云案与北宋慎刑重刑之争

发生于宋朝熙宁年间的阿云案,近千年来为古今中外学者所关注。但宋明以来史家对王安石怀有的政治偏见,影响了他们对阿云案的评判,也误导了当今众多研究者。拙文仅从案件的审判过程入手,极力网罗与案件相关的律敕原文与各家奏议评述,力图还原和分析此案审判前后争执的所有细节,最后得出结论:阿云案实为宋代重刑传统与慎刑主义矛盾冲突的一个缩影,而从天理、国法、人情诸方面考虑,真理无疑都在慎刑派手中。

宋神宗时期律敕关系考——基于对登州“阿云案”的思考

神宗时期在宋代历史上是一个多变的时期,经过神宗变法,宋代编敕体例发生了变化。有观点认为从宋神宗开始,律逐渐被敕所代替,无所用矣。分析了神宗时期登州阿云案审理中产生的律敕之争,认为无论从理论影响还是从司法实践上,敕都没有完全取代律,律敕之间仍然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从阿云案看宋代自首制度的运作

阿云案作为轰动北宋朝野的一起刑事案件,引发了朝廷的高度关注与持久争论。该案的审理贯穿于宋神宗在位时期,历时十七年方尘埃落定。官方对此案争论的焦点是阿云案是否符合"按问欲举"条款、是否适用自首减免刑罚的规定,由此产生"谋杀减二等"和"绞刑"的分歧。在阿云案的审理中,宋神宗多次主持讨论,颁布四道敕令,最终"以谋杀减二等论"的刑罚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这体现出宋代自首制度在运作中敕优于律的特点以及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对自首制度运作的决定性影响。

宋代疑难案件中的法学命题及其反思——以“阿云案”为分析文本

阿云案始于神宗熙宁元年(1068),终于元丰八年(1085),共历17年方退出历史舞台。该案件几经讨论,影响深远。沉潜史料文献,梳理案件争议,提取案件背后隐藏的法学命题,用之与现代法学对话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凡议法者,当先原立法之意"这一命题为司马光所提出,其本质是对"何为法律"这一法学原命题的追寻。

论北宋阿云案的流变及影响

熙宁初年,阿云案历经三次转变,由个案的量刑之争转变为改订国家法的立法之争、由按问欲举自首法之争转向谋杀法之争以及由法律之争转变为反对王安石执政的政争。这些转变对宋代按问欲举自首法、谋杀法以及熙宁变法都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

宋代司法的运行及其法理:以阿云案为考察对象

宋代阿云案是司法中的重要案件,对于其案情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需要重新梳理。阿云只能做凡人处理,也不能适用自首的法律规定。在宏观层面上看待阿云案,要区分该案中争论双方从不同的文本原意与社会现状两方面解释法律,并追寻以天理人情和礼制为主的自然法意向来论证自己解释的合理性;该案件还隐含着律敕的关系和地位、司法保障个案正义还是普遍正义的问题。阿云案是司法案件,最终却成为了政治案件;虽然帝制中国的司法运作理念是专业化的,司法和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是分立的,但到了一定的临界点就会纠合一处,共同成为实现惬意合理人间秩序的工具。

“登州阿云案”与北宋法律运行

阿云案之始宋神宗年间,登州地界有一女子名叫阿云,自幼丧父,后来母亲去世,阿云为其母守丧。阿云的叔叔强行将她许配给本村的老光棍韦大,年轻的阿云听说韦大相貌丑陋,心生不满,趁韦大在田舍中休息时,向他连砍十多刀,但由于精神紧张和力量过小等原因,并未将韦大杀死,只是砍断了一指。韦大向县衙报案,知县认定阿云有很大嫌疑,将阿云逮捕。阿云未经刑讯就全部如实招供,知县按宋律以谋杀亲夫罪判阿云死刑,上报知州。

刑政、婚姻身份与按问自首法:关于北宋阿云案的几个问题

阿云案作为宋代以案改法的成功的案例,推动熙宁初年刑政由谋杀刑名之议向律学人才选拔的转变,是熙宁刑政改革的肇端。尽管学人对阿云婚姻身份的研究历经由礼向法的视角转换,但预设问题都是为解决许遵怎样将阿云拟断为凡人的问题。之所以会出现结论性分歧,根本原因在于宋代文献记载的对立。要想对阿云案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除非新史料出现,或转变预设问题。熙宁三年八月,王安石在议阿云案的基础上,打破《嘉祐编敕》一问不承不为按问的原则,创立累问后招也为按问的条法,构建出一套以按问自首新法为核心,辐射杀伤罪、强劫盗贼和禁军逃卒的法令体系。虽然元祐元年范纯仁选择重回《嘉祐编敕》、吕聪问创行"首问招供减二等,再勘方招减一等,三问不承,不在减等"之法,导致王安石新法一度被废,但终宋之世王安石新法都在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