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导致腐败”吗?——中文世界对阿克顿勋爵权力观的误读再探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是阿克顿勋爵关于权力隽语的经典误译,却俨然已成为国人熟知的政治学名言。虽有李泽厚、许良英等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给予更正,却收效甚微。此种误译无形中助长了自由至上主义的权力观,以及将权力本身视为恶的偏颇理念。有鉴于此,借助历史梳理与文献研读相结合的方式,厘清该名句及阿克顿相关论述的历史语境、文本语境与跨文本语境,提出该句的精准中译应为“权力易腐,绝对权力必腐”,进而阐释阿克顿“中性权力观”的丰富内涵,特别是德性维度,探究其对英美自由主义权力观的可能修正与发展。

陈世骧与哈罗德·阿克顿交游考

陈世骧与哈罗德·阿克顿,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大学英文系结下了师生缘。陈世骧在阿克顿的引导下,走上了终其一生的中西文学互鉴之路。阿克顿的纯粹唯美主义汉学思想,经陈世骧的中国文化视角诠释后更显纯熟;身为青年汉学学者的陈世骧,也因邂逅良师阿克顿,而与汉学结下不解之缘。阿克顿与陈世骧在20世纪30年代,合作在原北大英文系系主任温源宁主编的《天下月刊》上翻译白话文新诗,又于1936年合译《中国现代诗选》,以“以诗译诗”的精湛译笔,首次将古韵典雅的中国白话新诗推向英语世界。20世纪40年代,师生为同筑未尽“还乡”梦,联手再译《桃花扇》,《桃花扇》全译本以卓越学术水准和纯粹诗化风格,成就了中英文学翻译史上的一段佳话。

19世纪马克思与阿克顿对民族主义批判的比较研究

19世纪自由主义大师阿克顿勋爵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都强调民族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到现代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现象,并且都认为民族主义并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主流且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但是,两者的批判目的是迥然不同的。阿克顿勋爵的出发点是反对一切形式的革命;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目的则是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乃至实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具有强烈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色彩。然而,19世纪大师们对民族主义的批判都对20世纪特别是当代西方的民族和民族主义学术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我们今天在新形势下认识和研究民族主义也有相当的指导作用。

论公共权力腐败的条件与防治对策——从阿克顿定律谈起

公共权力机关的直接自利、公共职能的大范围垄断和权力运行过程的高度封闭是公共权力走向腐败的三个基本条件。这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如果被合法化并且发展到极致,都足以使任何监督完全失灵。防治腐败的有效之策就是将公共权力包括相关的公共利益、公共权力部门从神坛上请下来,改革公务员任用方式和工资福利支付制度,扩大人民群众的有序政治参与,最大限度地推行政务公开等。

阿克顿对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批判

现代英国自由主义者阿克顿延续思考启蒙运动与三大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哲学问题,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哲学问题,阐发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思想。他通过英、美、法三大资产阶级革命的对比研究,突出了英国革命的自由主义典范性,批评了美国革命的"虚伪"自由主义,批判了法国革命的极端自由主义误区,并努力缝合着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边界,进一步展现现代自由主义的新观念。

从古典自由主义到现代自由主义——阿克顿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评析

现代英国自由主义著名学者阿克顿,站在古典与现代自由主义的分界点上,阐发了自由与权力、道德、宗教、民主,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等一系列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思想,实现了古典自由主义向现代自由主义的过渡。他坚持宽容与妥协的政治原则,努力平衡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自由与权力的边界,以应对封建主义回潮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的兴起;他企图把资本主义各种理论与党派调和起来,甚至把社会主义中倾向自由主义的理论与派别也调和起来,共同应对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与运动。

政治哲学语境中的阿克顿思想述评

阿克顿从人类义务的角度来阐释自由,把自由视为人类良知的守望者,认为自由的神圣职责就是防止不正当的支配优势的出现。他反对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力,主张建立代议制政府、推行宗教宽容以保障个人的自由。在反思法国大革命时,他把暴力革命看成是改革的最大敌人和违背自由原则的恐怖,提出要警惕以平等,以人民和民主的名义对自由带来的伤害。由此,阿克顿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发展史上将自由的价值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极大地推动了19世纪自由主义的发展。

政治进步的决定因素:理性抑或传统?——论阿克顿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

英国思想家约翰·爱默里克.爱德华.达尔伯格.阿克顿（1834-1902）对法国大革命理论基础作了深刻的批判,认为政治进步不是一个理性设计的过程,而是一个与传统和习俗密切相关的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政治进步和社会变革是一个理性设计的问题还是一个演化的问题，这是政治哲学家们一直思考的重要问题。

何为目的?何为手段?——论阿克顿的自由观

本文主要讨论了近年来影响很大的西方自由主义者阿克顿的自由观,并将其与西方哲学大家康德关于自由问题的论述相比较。认为阿克顿以自由为最高政治目的的思想不无偏激之处,他夸大了自由与民主的对立,强调了自由之于宗教的渊源,对平等原则极为敌视,而这些都是与现代民主思想相背离的。

阿克顿史学思想初探

阿克顿勋爵是19世纪英国最著名的史学家之一。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部自由史,道德法则是最终的历史评判标准,确定性和超然性是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原则。他的思想超越了同时代的史家。但由于对史料的过分重视阻碍了他取得应有的学术成就,对于道德标准的执着使得他把复杂的历史过程看得过于简单化了。

阿克顿巴及其哄骗行为——兼评(日)铃木健之先生的“骗子”说

为了增进国际民间文艺的学术交流,加强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民间文学论壇》一九八四年第二期介绍了日本学者铃木健之先生的题为《“机智人物故事”笔记——试论其欺骗性》(赖育芳译,以下简称《笔记》)的文章,并在同期发表了了祁连休先生的《试评“骗子”说》一文,就我国各民族机智人物是否是骗子及其它有关问题展开了极为有益的学术争论,笔者愿同大家一起讨论。本文拟通过对藏族机智人物故事——《阿克顿巴的故事》的主人翁及其哄骗行为的介绍和分析,谈谈对《骗子》说的一点粗浅认识,不妥之处,期待专家和同行们指正。

浅析阿克顿宪政观

阿克顿的宪政观并不是一套完整的政治理论,而是阿克顿在总结历史,用于指导国家构建的一种制度设计。在制度设计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普选权,成为实际民主的一份子,成为人民精神的向往。政府权力与公民自由是政治研究经久不衰的话题,阿克顿的宪政观是其对于限制国家权力,实现人民自由的一种制度设计,宪政政府不会因为更换领导而变化,相反宪政政府有没有领导都会运行很好。每个领导者重在设计一种权力制约机制,使得宪政发挥其最大功效,才是阿克顿宪政观的归属。

浅析阿克顿基督教民族主义理论

阿克顿的民族主义是基督教自治观与欧洲三次民族运动相结合产生的一种民族理论。19世纪基督教思想以反对神学为特征,强调人的归属感、意志是民族独立思想的来源。本文以阿克顿的民族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为研究脉络,从基督教视角探究民族主义,从新审视宗教的革命价值。正确区分近代民族主义与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异同,有利于遏制极端民族主义的祸端,为真正实现多民族的民族自治提供理论前提。对于现代多民族国家构建具有积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试评藏族人民的口头文学——高原上的格桑花阿克顿巴

藏族民间文学作品在我国文坛百花园中,与其它各兄弟民族的文学鲜花一起竞相开放,争芳斗妍,妖娆多姿,清香飘逸。其中深受藏族人民由衷喜爱的民间传说《阿克顿巴的故事》,是一朵独放异彩的艺术奇葩,在整个藏族文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数百年来,一直在藏族人民中间口耳相授,世代相传,不仅广泛地流传于西藏高原的高山森林,河川草地,还广泛地流传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藏族聚居的人民群众之中,人人喜闻乐道。 尤其是解放以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光辉照耀下。

恢弘大器的精微表达——帕特·阿克顿的细木工艺术

2009年秋天，在巴黎圣母院高大的厅堂一隅。我有幸近距离观赏了一次流行艺术名家作品。一件被收藏并陈列于此的该教堂精工模型（图1）。当时。它正处于众多游人惊异眼神的聚集之下，在柔和而温暖的灯光里散放着夺人魂魄的神秘气息。解说员语气中流露出崇敬，告诉大家，这件制作考究、比例精准且造型逼真的模型，其实是由一根根细小的火柴梗砌筑而成的!震撼之后。我记住了作者的名宇：美国民间艺术家帕特·阿克顿（PatrickActon）。

论阿克顿的历史哲学

阿克顿认为自由是历史的一条主线,试图以自由的进步为线索构建他的历史哲学。在他看来,宗教是“自由之母”。基督教是自由思想的来源,不仅否定专制,倡导主权在民,而且是人权思想的源头。宗教自由思想是近代欧美政治革命的深层原因。不过,教会并不总是自由思想的捍卫者,反而在某些历史时刻利用权力对自由构成压制。在这种二难困境下,他诉诸良知,认为基于神圣天启的个人良知,是真正宗教的内在品质。他试图以良知来量度自由,却无法说明什么是良知的进步。阿克顿试图调和信仰与自由二者的努力并不成功,但他所提出的自由史观仍然是一项值得重视,且有待完善的历史哲学。

欧洲人阿克顿

只以偏执的激情观史，则历史会变成笃定的教义，变成奉承我们妄自尊大的工具，那无异于道德上的自我放纵，

《共和国的婊子》质疑阿克顿——贪污的发生机制

法国也有情人让贪官败露我有位英国朋友,在BBC（英国广播公司）电台中文部当记者,会说一口把四声拧得像麻花一样的汉语,我埋怨他是听觉的高能耗制造者。他却不以为然,说能听懂就行。他高调感恩汉语,因为汉语让他对中国历史有种＂不可救药的入迷＂。他不让我称呼他的英语姓名,

论阿克顿对教皇无谬论的批判

教皇无谬论在第一届梵蒂冈公会正式通过,罗马教廷妄图继续操控世俗权力和重塑精神权威。它宣称教皇具有绝对权力,排斥一切自由的科学思想;宣称教皇具有绝对权威,在信仰和道德问题上是不可能犯错。阿克顿勋爵将第一届梵蒂冈公会视为信仰“自由”与绝对“权力”斗争的顶峰,从历史维度、道德维度和宗教发展维度三个层面给予严厉地批判,认为教皇无谬论不论从教义追溯的适用性、双重道德评价性、教皇绝对主义权力观的危害性而言都是错误的,体现了十九世纪宗教权威与个体理性、信仰与科学之间的矛盾与张力,教会改革成为仁人志士的时代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