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女性·苦难——评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是女兵,也是女人》

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长篇回忆录《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是一部由女兵们的回忆组成的和声,它不仅真实地记录了女人眼里的战争,写出了战争对女人的毁灭、战火中女性的坚忍与顽强,更是在女人们的哭泣声中触碰了生与死、爱与恨、自卫与杀人、人性与兽性、苦难与幸福等永恒的话题。

性别身份的重构——评C·A·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是女兵,也是女人》

20世纪上半叶,苏联卫国战争将100多万女性席卷进强大的战争逻辑中,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既是对战争的真实记录,又是对女性的重新解读。作者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重塑'英雄'形象,通过'非虚构'的叙述模式,剥除女性的柔化外衣,消解性别差异的惯常作用。本文拟从重构性别身份的视角对作品进行评述并展现普通女兵们'小世界'中的'大历史'。

阿列克谢耶维奇与奥波亚兹

阿列克谢耶维奇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印证了俄国形式主义即奥波亚兹有关文学史演变规律的一个假说:文学的边缘文体始终在向文学的中心地带发起冲击,这种冲击完全可以称之为一种斗争或角逐。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获奖,不仅标志着文学边缘文体的一次成功“暴乱”,致使其得以登堂入室,由非正宗摇身一变而为“正室”,从而导致旧的文学观念的被再次刷新。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成功,意味着在整个20世纪命途多舛的俄国形式主义——奥波亚兹有关文学史的观念和假说,非但没有因其代表人物的悲剧性遭遇而销声匿迹,反而得到越来越新的文学现象的印证。实践表明: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的文学史观,具有文学本体论的品质,是对文学内部规律的一种总结和归纳,应该得到文学界应有的关注和理解。

阿列克谢耶维奇“非虚构”写作的文学性

“非虚构”文学,后缀的“文学”二字,将“非虚构”写作归属为“文学”,而不是“新闻”或其他的非文学体裁,对这种书写进行了初步的文体划分,是对非虚构文学“文学性”的内在基本要求和审美性质的承认。非虚构文学的文学性贯穿文本的整个生成过程,包括作者对主题和写作形式的选择和构思,对人物情感的发掘和表达;文本生成后,读者阅读时直接感受和阅读接受中“再创造”的可能性等,这一系列过程都是文学作品所共有的,但“非虚构”作为一种特别的作家介入写作的文体,其“文学性”带有“非虚构”的独特特点和品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非虚构”写作的文学性主要体现为情感表达的真实性、对现实主义的深化、对被采访者声音的复调书写等。其“非虚构”写作挖掘沉默者的声音,以女性身份书写战争中的女性和小孩,不同于以往宏大的战争叙事,向读者展示了战争的另一个面向。

阿列克谢耶维奇《二手时间》的复调艺术研究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复调式书写,使《二手时间》呈现出“对话性”“多声部”“未完成性”等特点。她的复调不仅继承了阿达莫维奇等人的叙事特征,还有自己独到的创新,她将不同时空不同空间的人安排在一起同时进行对同一主题的“合唱”,对文字的精心排兵布阵使各个声部有机统一,其作品深刻的内涵和多元化的叙事模式,不仅消除了独白叙事的一言堂,而且客观上起到了消解单一历史结论的作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创作处处体现着复调书写的特征。

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的文体危机及其突围——以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非虚构写作为参照

近年来,非虚构写作得到了文学创作和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关注。2010年,《人民文学》开设“非虚构”专栏,文学界的非虚构热悄然兴起。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成功将非虚构写作锻造为新媒介语境下的文学焦点,甚至成为一种新的文学现象。如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梁鸿的“梁庄”系列、乔叶的《拆楼记》、李娟的《冬牧场》等。这些作品促进了非虚构写作以极具冲击力的方式介入中国当代文学现场,开启了中国当代文学非虚构写作的新篇章。

当非虚构小说与女性主义叙事相遇——以阿列克谢耶维奇小说为例

女性主义叙事学作为女性主义文评与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相结合的产物,为女性主义文本阐释提供了新视角。在当前非虚构小说浪潮裹挟下,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领域必然要走出虚构文本的舒适区,在非虚构文本视域下探索文体更迭带来的影响。就“非虚构+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模式而言,非虚构小说中关注弱势群体的特点与女性主义叙事吻合,这使二者的结合研究成为可能。阿列克谢耶维奇小说具有较强典型性,可视为非虚构领域下女性书写的巨大突破。其非虚构文体特点与女性主义叙事互相影响,使得叙述话语突破了传统叙事模式,并使读者在阅读中构建真实的女性化情感。

历史与艺术:阿列克谢耶维奇口述小说的两种“真实”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苦难记录中淬炼文学的人学本质,构建的不仅是一座个体记忆库与情感档案库、国情信息库与历史资料库,亦是一座教育资源库与文化遗产库。作品以微弱记忆承载宏大叙事,以他者言说代替全知视角,若干叙事主体在同一部作品语境中属于相同或相关的"行动元",众声喧哗形成的"复调和弦"凭借超强的历史代入感,爆发出直面真实的巨大力量。小说所分享的,正是俄罗斯民族历史文化中最幽微、最隐蔽的部分。缘于著作以采访形式辑录而成,文本的叙事策略与文学性之间具有一定的间性特征,同时"非虚构"作为一种创作精神与美学判断,其哲学依据与伦理诉求都是有限的,被采访人不可避免地受到"罗生门效应""回想增长率"等的机制干预。阿列克谢耶维奇透过个体具象的创伤与破碎,引领受众抵达关乎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悲慨与忧思,获得的是政治诗学与文艺美学的双重生命。

对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完美接续——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巨型人道主义叙事

阿列克谢耶维奇是一个完美接续俄罗斯文学传统的风格鲜明、成就巨大的作家。她将真实和真理当作写作的重要原则,并自觉地使自己的写作成为进入历史内部的写作。她摆脱了个人化写作和形式主义写作的消极模式,关注重要的题材和主题,直面巨大灾难,回答迫切问题,表现出一种巨型人道主义的叙事精神。从写作方式来看,她的写作是一种低调的写作,即通过倾听与记录来获取写作资源,而不是通过随意的想像进行胡编乱造。对于我们时代的文学来讲,她的经验显得尤其重要与宝贵。

以情感书写历史——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情感表现艺术

白俄罗斯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与其说纪录的是灾难史,不如说是一部人类的"情感史"。文章以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代表作《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为例,探讨其书写情感的艺术技巧。她将真实的情感隐匿于看似毫无表情的客观记录背后,造成触目惊心的效果;将个人记忆带入历史的反思,在叙事结构中积蓄情感;最后以复调的手法,让个体经验与集体情感进行多重对话与共鸣。

《我是女兵,也是女人》: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新型战争叙事

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在2013年新修订的小说《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中建构了一种新型俄语反法西斯战争叙事。作家塑造了一批以“新亚马逊女战士”“新美狄亚”和“女性思想家”为代表的新型女性形象,以阿达莫维奇的《我来自烈火熊熊的村庄》为蓝本完善了“声音小说”的形式,并对俄语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中的“爱情”和“死亡”两大主题进行了去英雄化书写。由此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形象、体裁和主题三个方面实现了对传统俄语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突破。

复调叙事诗学与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女性书写的创新

"复调叙事诗学"是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中最显著的特色,也是其文学价值所在。其复调式女性书写的特征可分为三个方面:一、在作品的人物设置上,各种人物身份各不相同,但他们共同组成了一首"多声部"乐曲;二、反战主题是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的灵魂核心;三、以"叙事人讲述体"为主要特征的叙述方式是其作品的独特艺术美之所在。

记忆的责任——论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中的伦理书写

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自2015年获诺奖以来,褒贬不一。许多批评者认为其创作文学性欠佳,而政治性过浓。然而,阿氏作品的真正魅力与内在价值既非文学修辞,亦非政治批判,而是其更具终极关怀色彩的伦理书写。她至少从三个层面上表达了她饱含深情的伦理诉求,即如何更为公允地对待历史、个体与他者。可以说,在伦理学意义上,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表现出了超乎于文学性与政治性之争的厚重之感。

论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实性采写特色——以《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为例

白俄罗斯著名记者、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实性采访、报道和写作卓有特色。她敢于面对和挑战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题材;在写作中,极力尊重事实,强化作品的记录性,尽可能地去除个人好恶,削减个人的倾向性;但同时,她又强调尊重个人、尤其是社会(新闻)事件的当事人的感受性,以极为个人性的细节,敲碎僵硬的事实,把读者带到事件和灾难——根本上说是人性的纵深处。这就使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实性采访报道和写作具有了强烈的人道精神。她的关注点,也即她采写的事件本身体现着她的精神关怀,她的记录式写作方面的取存选择方式更是体现着这一点。

灾难的非虚构书写——评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我还是想你,妈妈》与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

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我还是想你,妈妈》与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都是以儿童为主人公的非虚构文学。非虚构文学面对灾难性的历史题材有更能打动人的真实的力量。这种打动人的力量一方面来至于非虚构本身,另一方面来自于作家对所叙述人物和事件的情感注入。对儿童的关注,在阿氏是刻意的主观选择,在杨显惠是与历史事件的客观遇合。

纪实文学中的女性叙事视角——阿列克谢耶维奇“情感创伤书写”研究

白俄罗斯女性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将笔触关注到战争、核爆与社会变革中的受难者,她以口述纪实文学作品继承了俄罗斯苦难文学传统,通过创伤历史事件展现人民的情感创伤体验。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中创新的纪实文学体裁与写作手法、创伤叙事方式以及叙事艺术介绍其作品的文学价值,体现其在继承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基础上,以小历史见证大历史,以情感创伤书写再现人文情怀,并通过揭示令人震惊的历史真相,实现多重对话与情感共鸣,将民族记忆带入历史反思,赋予纪实文学以现实意义。

战争维度下的民族记忆--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中的个体创伤书写

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被誉为情感与心灵的编年史,创伤叙事是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的写作风格,也是研究者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基于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创伤写作模式,讨论作品表达的深刻寓意,从创伤叙事艺术探讨其作品中的理论、思想和现代性维度,并通过对情感、生死的诠释探索其作品蕴含的审美风格和叙事特征。借以阐述作为弱势群体的亲历者们对战争或灾难的主观感受,以及其在世人面前的所表现出的身份认同危机,进而警醒后人,呼吁社会给予更多的人道主义关怀。

S·A·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中的“世界建构”研究——以《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为例

认知诗学是文学研究的理论框架,该理论将研究内容从单向主题解读过渡到读者与文本的多维互动。文章通过对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中的世界建构理论和情态世界建构方式进行分析,探讨作品语篇形成过程中的诗学效果,发现其世界建构元素和功能推进理论可直接影响文本世界构建,同时次级世界影响文本世界,与之相互辉映、相互影响,并产生逻辑连接,在推动语篇加工的同时,丰富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与意象建构。

大伤痛,小感情——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的独特书写视角析论

S.A.阿列克谢耶维奇用对当事人访谈的方式,从小人物、女性和人性的独特视角出发,自己不做分析和解释,而是让历史见证者的声音书写历史。她不以记录历史事件为目的,而是以记录人们的情感历程为出发点和归宿。这种书写视角既是俄罗斯文学中固有的见证文学传统的一种延续,又是记录人类灾难历史和战争经历的纪实文学的一种创新。表现了阿列克谢耶维奇所特有的人道主义情怀。

阿列克谢耶维奇：女性历史话语建构的主旨与策略

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是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她的作品通过采访的方式来倾听普通个体(大部分为女性)的讲述,记录历史危机中的大事件与小人物。由于口述史的原始性和叙事的女性立场,形成了当代文学中的“事实文学”体裁;而女性叙述者的大量出现,使她的作品成为众声中的独特文本。女性的历史话语通过她的作品以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性别视阈和创作场域呈现出人类记忆的真实面目。以女性为叙事中心、异于史书、重构记忆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创作主旨和主要的叙事建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