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养马与马政制度管窥

作为历史上首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帝国,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疆域辽阔,族群众多,在空间治理与体制运行上高度依赖马匹的移动能力。得益于以往养马的积淀与骑马术的传播,波斯帝国诸多地区养马以及各地在培育马匹上因地制宜,形成了以尼萨马为主要代表的多元种群谱系,可以满足各种功能需求。在养马方式上,则形成了群牧和舍饲两种养马方式,还有舍饲野牧这种灵活的安排。而依靠帝国各地丰富的马匹资源,波斯帝国实行灵活的马政,直接和间接控制大量的马匹资源,满足了国家对马匹的需求,并为对手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所关注。总而言之,波斯帝国养马与马政,承上启下,为后世近东各国的养马业与马政留下了诸多可资借鉴的物质和观念遗产,对陆上丝绸之路提供了坚实的动力保障。

错银铜双翼神兽与阿契美尼德金饰:跨文化互动个案研究

本研究以中山国错银铜双翼神兽与阿契美尼德金饰为个案,探讨两者之间的跨文化互动、艺术相似性和文化交流路径。这些相似性可能通过草原游牧文化及早期丝绸之路传播产生,也可能是相似环境下独立产生的平行演化结果。研究展示了中山国如何在融合外来元素的过程中发展出独特的艺术风格,进而为理解中国北方与外来文化的跨文化交流提供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持。

高贵的野人:机械文明的抗议者——解读《玫瑰园中的影子》中的阿契及劳伦斯笔下的病态人物

本文从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玫瑰园中的影子》中女主人公昔日的男友阿契的角度，利用认知心理学关于内隐记忆的原理，并结合劳伦斯的思想及其他作品中的非理性人物，分析战争、机械文明给人性带来的巨大的摧残，给人类造成精神上的扭曲并使之陷入更大的精神危机。劳伦斯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传达人类的一个普遍的精神困惑。

论威廉·阿契尔《剧作法》中的戏剧创作规律--以易卜生作品为例

威廉·阿契尔是英国近代戏剧理论家,他的《剧作法》是一本探讨戏剧创作规律的专著。他的思想促进了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新戏剧”的出现,对现代编剧理论的发展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本文爬梳了阿契尔提出的戏剧创作规律,并结合易卜生的作品进行具体的探析,以此引发对西方编剧技巧对中国当代艺术创作所具备的启发意义。

情节枢纽:论阿契尔戏剧理论中的“必需场面”

众所周知,英国文艺理论家威廉·阿契尔的《剧作法》不仅是一本讨论“戏剧本质”的经典理论著作,更是一本剧本写作者的案头工具书。阿契尔是一位极其重视情节架构的编剧理论家,在《剧作法》的第二章到第四章,他以详尽的笔墨对撰剧过程中的各个细节,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分析和讨论。其中,以必需场面的论述最为精彩、翔实。阿契尔针对20世纪以前的诸多论述,进行了辩驳和梳理,并对必需场面的类别进行了细致划分,为后来的戏剧学习者提供了宝贵经验。本文将以该书中对于必需场面的论述为探究对象,对阿契尔的编剧理论及其当代实践意义进行深入探析。

从《瓦解》看阿契比反殖民书写与他的非洲中心主义美学

尼日利亚黑人小说家阿契比被称为"非洲文学之父"。他的小说《瓦解》发起了帝国反写战役,对入主非洲的白人进行了全面细致的重新刻画,他的反写不是简单地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而是通过把对手当人,通过把众多的人物巧妙地放到各种真实环境中,作家既把自己稳稳地置于人性研究和评判者的崇高位置上,又达到了充分揭露客居者局限性的目的,从而隐曲地质疑了白人作为非洲阐释者的资格,使其作品更具有颠覆性和解构性特征。

试读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雕刻艺术

本文详细阐述了阿契美尼德王朝雕刻的题材内容,包括帝王象、宗教信仰、野兽搏斗图、朝贡图、贵族行列图等几个方面,重点分析了阿契美尼德王朝雕刻纹样所反映的形式美规律,并由此论证了阿契美尼德王朝雕刻在世界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帝国印记: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在中亚的统治

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中亚完全融入了古波斯帝国庞大的管理体系。中亚聚落和宗教建筑的分布、遗址内部结构和居住史等,都体现了阿契美尼德帝国在中亚实施了实质上的统治。这种统治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亚的景观和社会经济生活,在政治制度、管理工具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为该地区国家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并为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极为重要的物质基础。

瓦解陈规:阿契·弗莱耶歌剧的舞台美术

本文提供了一份对德国舞台设计师阿契·弗莱耶(AchimFreyer)歌剧作品的细致分析。他是一位极其重要的歌剧设计师兼导演,也是一位重要的剧场视觉艺术家,但在英文学术界,弗莱耶的作品却只得到了很少关注。他的作品远离了以往的主导模式,成为众多歌剧舞台美术设计新典范的组成部分。此变化是复杂的,它的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与歌剧的全球化紧密相关;其美学模式包含了对风格、抽象和剧场性的重新构想。尽管可以在这个框架下思考弗莱耶的作品,为了理解他的创作方法的激进性和创造性,我们还是必须就这些作品本身来对它们进行分析。

戏剧性“危机说”在现代电视剧创作领域的应用——论美剧的危机设计

阿契尔的"危机说"把戏剧的本质归结为与人物性格相关的连续激变引起的戏剧性激变。以美剧《风城烈焰》为代表的部分现代电视剧正是应用并发展了阿契尔的观点,用多层次、连续性、突然性的各种危机(激变)的设计来构成整个故事。

马萨革泰人、萨卡人及二者关系探论

通过对西方古典文献和阿契美尼德王朝铭文的互证分析得出,马萨革泰人是首批被阿契美尼德王朝称为萨卡人的北方游牧族群,后来他们归属于该王朝,并一再分裂为一些小的部落群体,成为该王朝铭文中的诸萨卡人。继马萨革泰人之后又有一批被该王朝称为萨卡人的游牧族群,由锡尔河北岸迁入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地区。以上两批萨卡人中的大部分成员在之后的族群迁徙中到达托勒密提到的Sacara地区。

伊朗古代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

作为文明古国需要具备三个条件 :文明开始得很早 ;至今未曾间断 ;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并影响了周围国家和民族 ,形成自己的文化圈。以这些条件衡量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为 :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朗。因人们对伊朗了解不多 ,本文简述了伊朗文明发展史 ,着重论述了伊朗为什么系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季羡林教授认为 :世界可分为四大文化圈。本文最后说明 :伊朗文明在四大文化圈中的重要地位。

丝绸之路上的铜角(上)

一、西域的铜角 ＂铜角＂,是我国古代文献对唇振乐器的记载,也就是一种号筒。其图像真正多见是明代的事,而且可以断定为铜制的长喇叭类。王圻的《三才图会》（1609年）中有铜角和喇叭之图,和现在的几乎无别（图1）。其中铜角即今之号筒：＂古角以木为之,今以铜,即古角之变体也。其本细其末巨,本常纳于腹中,用即出之,为军中之乐＂。

近代早期至20世纪伊朗对波斯帝国历史记忆的发现

历史记忆的形塑在民族认同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代以来波斯帝国历史记忆的发现与重建是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产物,其中既有东方学家释读碑文与考古挖掘的实证研究,也有民族主义驱动下伊朗精英的政治构建与宗教诠释。波斯帝国历史记忆在现代伊朗的发现与重建是通过两个方面完成的:一是解构了中古波斯人的神圣历史观,使《列王纪》中凯扬王朝从“信史”转化为后世层累创作的民族史诗;二是将阿契尼美德王朝重新纳入伊朗历史传统之中。通过梳理波斯帝国历史记忆在不同时期的挖掘过程,不仅可以重现波斯帝国遗产在现代伊朗社会乃至全球学术中得以被构建和接受的历史过程,亦可以管窥古代历史与建构国家认同之间的互动逻辑。

环境考古视角下的丝绸之路早期城址:从河西走廊到中亚

根据年代和考古遗址的空间分布,对河西走廊东部民勤三角城、金昌三角城,新疆的奎玉克协海尔古城,以及中亚的Kyzyl tepa古城的年代、形状、筑造方式等做了对比,并分析了不同时期的古城址和同区域的考古文化遗址之间的空间关系。结果表明,这3个地区的古城址大致形成于相近的时代,且都是就地取材,充分利用原始的地势而筑城。城墙的筑造方式表现出鲜明的区域差异,民勤三角城、金昌三角城、奎玉克协海尔古城都是垒筑而成,Kyzyl tepa是中亚特色的塔-墙相结合方式,城墙有内外双层。在古城址形成的早期,三地的文化遗址的分布主要受河流的影响。而到了跨绿洲的道路网形成、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交通和贸易成为影响文化遗址空间分布的最重要力量。

伊朗琐罗亚斯德教的流变轨迹

琐罗亚斯德在继承和改革伊朗雅利安人传统宗教的基础上,创立了以善恶二元论和独尊马兹达为基本主张的琐罗亚斯德教。琐罗亚斯德教经历了米底王朝时期的创传,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衍新,希腊化时期的多元融合和萨珊王朝时期的复兴,后来在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下渐趋衰落并分裂为伊朗和印度两大信徒集团,最终在19世纪掀起了现代化改革。琐罗亚斯德教不仅塑造伊朗的宗教价值系统,而且其强烈的政治文化属性,也深深渗入到伊朗民众的社会生活深处,并凝结为当代伊朗人社会心理的有机组成部分。琐罗亚斯德教不仅对伊朗文明产生深远影响,而且对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起着重要作用。

箜篌在帕米尔高原及以东地区的传播

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交流在人类的初始阶段已经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深入。新疆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地区吉尔赞喀勒墓出土的箜篌,经碳十四测定为公元前5世纪前后之物,它的传入与西亚两河流域文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与草原游牧民族有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本文结合文史典籍、出土文物资料以及图像资料,探讨帕米尔高原及以东地区出土文物资料中的木箜篌与亚述王朝、阿契美尼德王朝之间的关系,以及塞人在箜篌传播中的作用,旨在说明箜篌不仅是文化交流的一部分,也是早期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希罗多德与社会记忆相符的求真思想——以误用“米底”指称波斯的文本为中心

公元前6—前5世纪,希腊人多误用“米底”指称波斯,甚至将希波战争描述为“希腊-米底”战争。为与希腊的社会记忆相符,希罗多德采取朴素求真的史学方法,如实保留了希腊人的错误观念,现代学界才得以探析希腊社会对波斯认知的程度。这种原则和方法在史学理论上仍然是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