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格曼“焦点生活”观念的存在论解读

存在论技术哲学肇始于海德格尔对于物-世界和技术本质的追问,伯格曼沿着海德格尔的路径,试图以“焦点生活”观念重建人-技术-世界的关系,揭示和批判当代生活的技术症候。技术装置以机器化与商品化的方式瓦解了人与世界的深度交往,成为衡量一切事物及价值的“范式”。面对技术带来的社会后果,自由民主在道德责任和政治行动上保持中立和缄默不语。针对于此,伯格曼主张在个体及社会实践层面重建“焦点生活”视域中的交往情境、话语-意义和主体间性,为批判技术规则、转变物质环境、重新定位美好生活及意义提供了存在论基础,由此彰显了存在论技术哲学的批判性、建构性和实践性特质。然而,技术哲学的当代转向似乎愈加呈现出一种悬置存在论问题或“去批判化”的趋势。因此,存在论技术哲学要体现其当代价值,亟待在方法上反思自身的应用伦理化或STS化,在进行技术与道德问题的讨论时避免走向道德相对或绝对主义,应结合具体的文化及制度背景来审度技术问题,避免陷入无休止的意识形态争论。

物质的规则及其支配性

阿尔伯特·伯格曼(1937-)是美国技术哲学家,他的著作中文译介虽然不多,但其独特的技术哲学思想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和讨论,他对技术物质文化弊病的诊断以及为此开出的药方,对当今的中国社会同样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本译介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东亚系博士研究生陈雨晴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九位同学对伯格曼《物质的规则及其支配性》的翻译。文章指出,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通信技术(ICT)改变了整个世界,但也形成了一种悖论:它给人类带来了自由和幸福,点亮了这个世界,但也显示出其黑暗的一面——它通过某些独特的诱因控制我们,让我们生活在它制定的规则之中。对于如何摆脱这种控制,伯氏指出需要两种规则:一是在促进便捷和消费的逻辑与促进安全、平等、隐私等价值实现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使人们承担起对生活的深层结构的责任;二是要发挥个人自由意志的作用,提高自身回应事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