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在转型国家社会运动中的角色及启示——从“阿拉伯之春”看新媒体的政治角色

新媒体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作用,近年来在不少国家尤其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社会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政治角色。以"阿拉伯之春"为例,新媒体是政治动员和集体行动的催化剂,舆论斗争的新力量,是国外势力干涉一国内政的工具和渠道,新媒体在社会运动中既有着积极的影响,也有着消极作用。新媒体作用巨大,但是并不决定社会运动的发生和根本走向。新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角色启示我们新媒体环境已经是党和政府执政必须面对的新常态,必须注重利用新媒体引领舆论,推动政治发展与社会治理,同时,要加大对青年政治价值观的教育和引导,警惕和防范国外势力的新媒体渗透。推进政治改革和社会公平是防范新媒体政治风险的根本前提。

“阿拉伯之春”的历史后果——兼论美国对阿拉伯世界的民主输出

"阿拉伯之春"当初所引发的乐观情绪已经被普遍的幻灭和不满所取代。卷入这场"阿拉伯之春"的国家日趋恶化的现状是对这场所谓的民主革命的强力讽刺。面对吉凶未卜的民主前景,中东民众对民主治国的有效性已经失去了信心。突尼斯日益恶化的局势、叙利亚内战的阴霾以及埃及社会的极度动荡,都对美国的民主输出构成了极大的反讽。

历史的轮回与帝国情结——战后土耳其外交的三次转型与“阿拉伯之春”

奥斯曼帝国晚期曾先后出现过三种重要的政治思潮,即大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共和国的创始人凯末尔抛弃了上述三种思潮。但在二战后,土耳其开始逐步背离凯末尔主义,其外交先后出现了三次重大转折:从中立转向加入西方联盟,从偏重西方转向向中亚拓展,从偏重中亚转向向阿拉伯邻国拓展。土耳其外交及内政的变化预示了"阿拉伯之春"后阿拉伯国家的发展方向。

衰朽与动荡:“阿拉伯之春”十周年反思

“阿拉伯之春”十年来,阿拉伯国家总体处境呈现出悲剧性演变的趋势。一方面,民主转型导致政治衰朽。中东剧变前,中东国家原来的威权政体尚能维持政局稳定、提供公共产品,但民主转型导致相关国家中央政府权威弱化,最终不得不实行“再集权化”,更多国家则面临“回不到过去,看不到未来”的困难处境。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每况愈下。经济停滞和民生困难原本是导致中东剧变的主要原因,但“阿拉伯之春”并未使相关国家的经济结构、经济增速、失业率等重要指标根本好转,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经济甚至倒退三四十年。这种悲剧性结果是内外两方面原因共同造成的。从内因看,阿拉伯国家在中东剧变后向民主化方向转型犯了方向性错误,中东国家治理问题的主要症结是统治者“忘记初心”,但抗议者却将问题归咎于集权政体本身,由此导致灾难性结果。从外因看,西方大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出现政局动荡的阿拉伯国进行“选择性干预”,由此导致中东国家日趋偏离正轨,更加依附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长远看,中东国家当务之急是解决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富分化等问题。

集群式革命之“阿拉伯之春”

从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来看,"阿拉伯之春"是一个由突发事件引发,通过互联网的社群串联,民众的个体感受逐渐被整合为共同意识的过程;也是经由互联网的群体散播,民众的纷纷仿效,致使"街头政治"逐步演变为集群行动,最终蔓延为大规模、大面积"倒阁"运动的过程。这场"快餐化"传播的西方民主思潮过早地催生了刚刚萌芽、还来不及成长的中东民主幼苗,使得这场追求民主的社会运动先天不足又后天失调,其结果只能是:社会运动的发起者、参与者和煽动者,不但没有能力驾驭运动的走向与结果,而且也无法真正掌控当下处于混乱之中的中东国家。

“阿拉伯之春”与中东君主制国家政治稳定

发端于2010年底的"阿拉伯之春"民主化浪潮,对中东威权政体的合法性提出了严峻考验,对其政权生存构成了严重威胁,并最终导致四个共和制威权政权的崩解垮台。相反,阿拉伯君主制国家却成功地应对了这场突发的政治风暴。凭借传统的宗教政治合法性、丰富的石油资源、绵密的侍从关系网络和强制性的政治手段,加之海合会国家间的相互援助以及西方国家的默许支持,阿拉伯君主国维持了相对有效的政治稳定。尽管如此,阿拉伯君主制国家仍有必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

“阿拉伯之春”对中国的影响及启示

"阿拉伯之春"不是一场偶然的社会政治运动,而是有关国家国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产物。它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和压力,但是类似运动暂时难以在中国发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关键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消除社会动荡的根源,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从“阿拉伯之春”到“占领”运动--全球抗议周期中的框架转型及其效果

2010年年底以来发生在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以及以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代表的系列"占领"运动,被国内外学术界视为构成新一轮全球抗议周期的组成部分。作者从社会运动理论有关主框架和抗议周期之间的关系出发,考察了"阿拉伯之春"和系列"占领"运动之间的联系与异同。"阿拉伯之春"中一个具有创新性的"变革"主框架的出现,构成此轮抗议周期兴起并具备强大动员能力的重要原因;而当系列"占领"运动在借鉴"阿拉伯之春"的话语和象征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占领"主框架时,抗议周期在主框架上经历了从"变革"到"占领"的转型过程。然而,与"变革"主框架相比,"占领"主框架在经验的可信度、经历的可测量度和观念的重要性上存在明显不足,这是系列"占领"运动的动员能力无法与"阿拉伯之春"相比的重要原因。鉴于从"阿拉伯之春"到系列"占领"运动之间的意义和象征体系的转型并不成功,大致可以预料,除非新的社会运动对话语体系进行创造性的改造,否则,这一波全球抗议周期将趋于式微。

从两枝世界政治论看“阿拉伯之春”

"阿拉伯之春"让中东—北非各国政治转型充满动荡和磨难,其原因众说纷纭。本文重点选取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三国作为个案,结合"两枝世界政治理论"的微观参数、中观参数和宏观参数分析阿拉伯巨变的内因和外因。从微观参数来看,以信息革命为主的公民技能革命使中东—北非各国公民技能普遍提高,从而对政府的合法性提出挑战;从中观参数来看,中东—北非各国政府的绩效标准日益不能满足公众更高的要求,导致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和信赖出现危机;从宏观参数来看,国家行为体之间、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相互作用,联合国及法国等对反对派的支持使得中东—北非各国国内问题国际化。在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的国际国内因素影响下,阿拉伯世界未来前景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阿拉伯之春”中青年社交媒体参与及其启示

2011年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在世界掀起的政治风暴至今余威犹存。关于这场运动的发起原因和影响的讨论至今没有形成共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阿拉伯青年在这场运动中高度依赖社交媒体的联结和动员功能,改变了传统社会运动的组织形态和行动逻辑,成为这场运动的发起人、推动者和参与主力。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时期,矛盾错综复杂,各种由青年人参与的群体性事件频仍发生,严重地考验着党和政府的治理能力。因而,认真汲取"阿拉伯之春"的教训,积极拓展青年诉求表达的合理渠道,引导其有序参与,对于防范和消弭社交媒体时代的政治风险,实现国家善政良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阿拉伯之春”背景下的库尔德问题新动向

2011年初爆发的中东"阿拉伯之春"不仅对该地区稳定、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带来深远影响,也使该地区的库尔德问题面临重要转机,库尔德人正迎来新的历史机遇,不过从目前情况看,一个统一的库尔德斯坦国在可预见的将来仍然不太可能出现。

“革命者的失望”与“革命联盟”内部分裂——对埃及和突尼斯“阿拉伯之春”参与者的数据分析

2011年以来,席卷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对埃及和突尼斯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在该运动产生的各种研究议题中,参与过此次运动的民众对于该运动的评估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作者以"革命者的失望"为视角对此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革命者的失望"这一变量反映了"革命联盟"在胜利后的分裂进程,是转型阶段中各种政治力量权力斗争、经济冲突与理念冲突的体现。以上三种类型的冲突可操作化为民主支持度、经济地位和政治伊斯兰等三个变量,并根据"阿拉伯民主晴雨表"的数据,对以上变量与"革命者的失望"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在突尼斯和埃及两国都出现了先前运动参与者对此运动发展的失望问题,不过,具体影响失望的变量在两国有所不同。在民主支持度上,虽然埃及和突尼斯民主支持度对参与者的失望都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其方向完全相反。在经济地位上,突尼斯呈现出了显著的影响,但是埃及却没有出现显著的影响。在政治伊斯兰问题上,作者创新性地将政治伊斯兰分成政策伊斯兰、政党伊斯兰和政权伊斯兰等三个维度,并且发现三个维度的政治伊斯兰在埃及和突尼斯两国呈现的影响并不相同,反映了政治伊斯兰与"革命者失望"之间的微妙复杂联系。

后“阿拉伯之春”时代的国家建构路径——基于“突尼斯模式”与“也门模式”的比较研究

从武装力量集中度、国家税收权威性、权力来源合法性、外部干涉程度等四个方面出发,对后革命时代的也门与突尼斯国家建构路径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武装力量集中化、国家税收权威化、权力来源合法化与较低外部干预是国家建构取得成功的关键。反之,则会给建构进程带来障碍,"也门模式"便是一个例证。突尼斯虽然在武装力量整合与合法性构建方面取得巨大成绩,但革命过去五年后,国家税收能力迟迟没有得到提升,而且在经济状况因严峻的反恐形势不断恶化背景下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目前"突尼斯模式"尚显脆弱,危机重重。

“阿拉伯之春”之外的马来西亚

2010年底突尼斯爆发的"茉莉花革命",在2011年扩展为"阿拉伯之春",阿拉伯地区发生大面积民众抗议和起义并因此推翻了多个国家的现政权,那么为何东南亚那些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没有受此影响而发生类似剧变?在马来西亚的个案中,马来西亚已经形成的两大政治阵营之间的和平竞争体制、纳吉布政府进行的政治与公共事务变革以及多方面改善民生的措施是其中的关键原因。但是,纳吉布政府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包括经济风险、民生难题、族际公平、贪污腐败、选民意向、反对党的竞争。事实表明,在马来西亚即便革命是没必要的,但坚决的体制革新是绝对不能少的。

体制危机与政治骚乱:“阿拉伯之春”下的伊朗政治发展

伊朗国内政治骚乱的爆发是民众对政治经济改革失望的一种表现。它经历了很长时间的酝酿过程,有着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其中包括伊朗伊斯兰政权一直以来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后霍梅尼时代务实改革释放出的社会推动力量等。总体来看,伊朗伊斯兰政权对国内局势仍有一定的掌控能力,权力体系尚具有一定的稳固性,但国内政治暗流涌动,新的政治不稳定因素正在酝酿之中。伊朗对中东地区格局变化有所期待的同时,中东地区的政治动荡又为伊朗的周边环境带来不确定因素。

“阿拉伯之春”以来的中东经济发展问题:困境与应对

“阿拉伯之春”爆发10年来,中东国家进入艰难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期,特别是经济持续低迷,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困率不断上升。与10年前相比,中东经济陷入发展困境,其主要原因包括中东国家粮食对外依赖度高、经济结构不合理、劳动生产率低、创新创业艰难以及地区政治不稳定等。中东各国政府虽采取多种举措应对困境,但受结构性因素影响,实现可持续发展仍面临严峻挑战。

阿拉伯之春与西方输出民主的溃败

西亚、北非的民主溃败是由西方民主制度本质决定的,因为西式民主在对象国确立的逻辑前提是稳定的国家秩序和国力的增长,而这一切西亚、北非各国并不具备。同时,西方民主本质上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排他性、分裂性、扩张性民主,这种民主模式一旦和西亚、北非的分裂性社会结合,必然带来对象国的民主溃败。只有斩断西方民主制度与西亚北非社会状况的耦合,并结合西亚、北非各国的实际,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政治发展道路,才是西亚、北非民主建设的唯一选择。

“阿拉伯之春”与颜色革命

"阿拉伯之春"既有颜色革命的部分特征,但又不等同于颜色革命。它指的是发端于突尼斯继而几乎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为推动政府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乃至要求推翻本国专制政体的自发的、内生性的街头运动。阿拉伯世界政局动荡的内部原因是其各自国内积重难返的政治、经济问题,外部原因在于美西方十几年来不断在该地区进行的"民主"渗透。美西方在阿拉伯世界强推西式民主,在经济、政治、安全三方面酿成一系列的苦果并形成恶性循环,客观上使阿拉伯民众对西方"民主""自由"的幻想趋于破灭,将使中东地区在很长时期内都难有宁日。

从“阿拉伯之春”看网络民主的风险与防范

"阿拉伯之春"是部分阿拉伯国家国内矛盾激化、国外势力干涉和网络推波助澜合力作用的结果。"阿拉伯之春"把网络民主的优劣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为阿拉伯人民追求民主政治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又使阿拉伯民众在履行民主权利之时逃离了民主政治应有的规则。"阿拉伯之春"启示我们,在推进网络民主过程中,需要国家执政者、网络民主参与者、网络制度构建者的协同努力,唯有如此,才能构建和谐的网络民主环境。

“阿拉伯之春”的历史回眸

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引起了中东社会的剧烈动荡,其来势之猛、范围之广、破坏之强,令世界震惊。从实质上看,"阿拉伯之春"既是中东地区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发展变化的产物,又是中东各当事国国内经济、政治及社会等多领域矛盾长期积淀的结果,同时,这一动荡亦是网络时代科技后发国在信息化进程中所必然要面对的"阵痛"。直至今天,"阿拉伯之春"的后遗症仍在困扰中东地区乃至整个世界。